我们不知道朗蒂-伯顿的父亲是谁，也许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人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又都在狱中。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做出一个巧妙的决定，绕过伯顿一家，为他们请一个财产管理人，让他充当我们的当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时，莫迪凯去了特区家庭法院，请求法官指派一个临时受托人，充当朗蒂-伯顿和她孩子的遗产监护人。这是私下里的一种例行公事。那位法官与莫迪凯相熟。申请很快被批准了，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当事人，她的名字叫威尔马-费伦，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莫迪凯与她相识，她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们索赔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

从经济角度看，科恩信托行管理不善，但对一个非赢利性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约束力。伦纳德-科恩当过律师，明显对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事务所对非法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罚款也不算逾规，虽然这种做法为信托行所不喜。罚款的最高限额不超过赔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标准的收费额是三分之一。按惯例刑事案的律师要收取百分之四十。

在百分之二十的罚款中，律师事务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归信托行所有，十四年来，莫迫凯曾接过两件这样的案子。第一件因为陪审团的原因而输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个被公交车撞了的无家可归的女子打官司，以获得十万美元的赔偿而告终。他为事务所净赚一万美元，用这笔钱添置了电话和电脑。

法官勉强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们准备起诉。

篮球赛于七点三十五分开始——乔治顿对叙拉库斯，莫迪凯好不容易才搞到两张票，我所乘的航班六点二十到达国家机场，三十分钟后我与莫迪凯在兰多佛的国家机场东出口处见了面，我们身边有将近两万名球迷。他递给我一张票，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厚厚的未拆的挂号信，收信人是我，发信人是华盛顿律师协会。

“今天到的，”他说，清楚地知道信的内容，“我在座位上等你。”他消失在一群学生中。

我撕开信封，在外面找了一个光线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帮朋友正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我。

这是上诉法院发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谴责了我的不道德行为。指控的内容占了三页，其实一段完全够了，我偷走一份文件；我违反了保密法；我道德败坏；因此必须（一）永远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或（二）中止律师资格若干年，或（三）予以公开惩戒，因为失窃的文件尚未追回，事情很紧急，所以调查和一切手续应从速办理。

信封中还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文件，我看都没看。这令我震惊，我背靠着墙稳定一下情绪，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如果认为公司不会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索回文件，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但我以为我的被捕会稍稍平息一下他们的怒气。

现在看来错了，他们要的是血。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强硬，要将对于赶尽杀绝，这一点我再了解不过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上午九点我将亲手将他们送上法庭，控告他们非法造成了伯顿一家的死亡，并索赔一千万美元。

据我估计，他们再没有什么招数来对付我了，不会再有拘捕令，不会再有挂号信，所有的东西都摆到桌面上来了，所有的道儿都划下了，手中拿着信，我心中竟然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

同时我心中也有一丝恐惧。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学院，从没认真考虑过别的行当。如果被吊销了执照该怎么办呢？

可是索菲亚不是也和我一样，没有律师执照吗？

莫迪凯在看台的入口处接我，我讲了控告信的大致内容，他安慰了我几句。

比赛确实精彩激烈，然而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看球。杰夫-麦凯尔在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只是业余兼职，他也担任球场的保安工作。索菲亚白天已把他的情况摸清楚。我们猜想他肯定在那一百名穿制服的保安之中。保安们正四处巡逻，免费观看比赛，他们的视线在女大学生身上溜来溜去。

我们对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无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别有胸牌。我们在座位之间的通道上以及各个入口处来回搜寻。半场休息前，莫迪凯终于发现了他，他在第四入口处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女检票员，而那个地方我已检查了两遍。

麦凯尔身躯庞大，白皮肤，长相平平，年龄与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实饱满，我和莫迪凯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由我出面较好。

我用两根指头夹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报家门。“麦凯尔先生，我是迈克尔-布罗克，律师。”

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过名片。我打扰了他和那位检票员的。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用审讯杀人犯的口吻问道。

“你可以问，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个检票员眨眨眼睛。

“你有没有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保安工作？”

“有可能。”

“有没有帮他们疏散过住户？”

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他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着扭开了头。

“你肯定吗？”

“不，答案是不。”

“你没有在二月四号帮他们驱赶一座仓库中的住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