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如此，他们雇用最好的律师，然后加以磨砺。我感到不安，我的审判法官竟然对受害人如此赏识。

“律师办公室失窃的一份工作文件的价值也许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它只是几张纸，对律师以外的任何人来说并无多大的价值。如果你公开出售它，它一钱不值。我并没有指控你偷窃文件，你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懂。”我拿不准我是否真懂他的意思，但我想听他继续说下去。

“让我们假定你拥有那份文件，而且是从公司取来的，如果你现在归还，我来作证，给它标个价格，绝不会超过一百美元。这当然是个轻微的过错，但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啦，你必须保证不援引那份文件。”

“如果我不归还呢？当然仍是假设。”

“那它的价值就不同了。严重盗窃罪罪名成立，我们将依法判决。如果原告证明了他的指控，陪审团认定你有罪，那么将由我来宣判。”

他锁紧的双眉，刚毅的目光，严峻的口吻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宣判的结果是我所不愿的。

“另外，如果陪审团发现你的盗窃罪名成立，你将失去律师资格。”

“我明白了，大人。”我诚惶诚恐地答道。

莫迪凯一直保持缄默，只是用心在听。

“与其他案子不同，本案时间是个关键，”基斯勒继续道，“民事诉讼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文件的内容。接受证据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在本案转为刑事性质之前就把它解决。我们再次假定文件在你手中。”

“期限多长？”莫迪凯问。

“我想两周时间足够你们考虑了。”

我们同意两周时间比较合理。我和莫迪凯回到审判室，又等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

《邮报》记者蒂姆-克劳森和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他虽看见我们坐在审判室内，但没敢过来。莫迪凯撇下我，好不容易才堵住他，告诉他两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唐纳德-拉夫特和另外一个人正在审判室内，也许他们会对报纸透露点什么。

克劳森直奔他们而去，声音从后排座位上传来，拉夫特一直在那儿消磨时间，他们离开了审判室，在外面继续他们的争论。

我与基斯勒面谈的时间正如我期待的那样短暂。我提出无罪申诉，填了一些表格，然后匆匆离去，拉夫特早不见了人影。

“在我进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谈了些什么？”我一坐进汽车就问。

“他都告诉你了。”

“他真不好对付。”

“他是个好法官，但也做过许多年律师，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一个律师窃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

“如果证实我有罪，会判几年？”

“他没说，但你肯定得坐牢。”

我们在红灯前停下，幸亏是我开车。“好吧，律师先生，”我说，“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两周时间，让我们慢慢考虑，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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