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昨天下午不是到连队来了吗，和他一同来的还有村里的村长和会计，他们这次沾了国家的光，组织到南方来考察新农村建设，便顺道来看看我。吃饭的时候，我本以为连队会加几个菜，可谁知一个也没有，我自己又不好提。晚上，我爸想找指导员了解了解我的情况，我把他的想法对指导员说了，可指导员却说工作忙，恁是没给这个机会，连个招呼都没去打。睡觉的时候吧，我本想安排他们睡招待间的，指导员却让通信员来通知，安排他们睡集体宿舍，还说什么让他们体验体验部队生活。今天一大早我爸和两个叔伯天刚亮就起床离开了。我爸虽说只是个农民，可他也当过兵，这些他都看在眼里，嘴上虽然没说，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不好受。”说着说着，午子旭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声音变得哽咽。

张啸天意识到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他昨天到师里办事，今天上午才回来，对这件事并不清楚，便安慰道：“午子旭你别哭哭啼啼的，事情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午子旭继续说：“排长，这些事我们都看在眼里，前些日子二班曾晓曦的父亲来队，情况可不是这样，对比一下，我就觉得我爸受了委屈，感到特对不起他。”

曾晓曦是一名广东的新兵，父亲是私企老板，刚到部队没多久，家里就浩浩荡荡组织了个车队开到连队，当时指导员李东阳自己掏腰包好烟好酒地招待了一顿，还亲自送出二里地。后来家里又隔三差五地来过几批人，每次李东阳都热情招待了。连队虽然有部分人对他的过热招待颇有微词，却也只当他是出于对新兵的关爱。此刻听午子旭一说，两件事情一比较，张啸天就从中感觉出异样来了。如果真如午子旭所说，李东阳在这件事上确实做得不对。

他问：“你爸现在在哪里，几点钟的火车？”

“他们本来打算在部队呆一天再走的，买的是明天的票，现在还住在车站旁的旅社里。”

“这样，子旭，你回去准备一下，我找指导员请个假，咱们一块去看看你爸。”

午子旭点了点头。

张啸天拿出自己半个月的工资，以连队的名义买了几大包本地的土特产，又买了一些水果，带着午子旭赶到旅馆去看了他父亲，又当面说了一些表扬和歉意的话，午子旭的情绪才算稳定下来。

可这件事却给张啸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心里第一次对位老上级有了看法，并成为了他们关系最终破裂的导火索。

过了一段时间，师里下来验收信息化建设成果。各级对此都很重视。连队召开会议，指定张啸天为迎检工作总负责人。张啸天在连队办了个信息化知识速成班，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所懂得的知识都抖了出来，又依托现有资源建了个网站，软实力得到了一定提升。可难题在于硬件资源，人家检查组来验收，看的是硬货，要的是数据，而这又恰恰是连队的轻肋。连队总共就那么几台电脑，有一部分还是早些年配发的586、486机型，按上级制定的阶段目标，显然达不了标。

可就在检查组下来的前两天，李东阳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弄出几十台电脑，把个电脑室摆得满满的。又给连队百分之八十的同志都办了一张假的计算机等级证书。这下可好，硬货有了，数据也有了，检查组的同志不知这其中有假，看到连队电脑多，过级人数多，当场大加赞扬，后来还专门下了表扬通报。

李东阳对自己的“政绩”非常满意，在连队支部党员大会上宣读了上级的表扬通报，而且还总结出了一套经验理论。张啸天对他的话非常反感，这两件事已经彻底破坏了李东阳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大大咧咧地说：“首先，我不赞成这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行为。再次，我对我们检查小组的评估标准表示怀疑，多买了几台电脑，多拿了几张文凭，信息化建设就出成果了吗？照此做法，下次后勤部门来检查，我们是不是要去借几头猪来？司令部来考核，岂不是还要去借人？这又让我联想到另一件事，我们部队曾经一度在所谓的内务建设上花了很多时间，甚至有一种极端的认识，认为一支部队内务整得越好就越有战斗力，请问，一支部队有没有战斗力同被子叠得好不好，甚至地板扫得干不干净有什么直接联系吗？不可否认，适当地抓抓内务建设，对强化军人意识，区别于普通老百姓有一定的帮助，但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评价一支部队战斗高低的标准，是不是太过极端了呢？”他讲得太过投入，心里的不满就像是一匹脱疆的野马，毫无顾虑地跑开了。

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安静，没有谁想到他会突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毫无疑问，他说的是大实话，但这些实话却也恰恰说到了某些人的痛处，更是惹得李东阳面面相觑，尴尬到了极点。

李东阳提醒道：“一排长，请不要忘记你是党员，不要信口说出对组织不负责任的话。”

“我正是因为想对组织负责任，才会这样说。”他针锋相对，在准备发表这番议论的时候，心里已经将矛头直接对准李东阳了。

“作为一名党员，应该时刻把组织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的成见和情绪不应该出现在工作中。”

“组织的利益？我看是某些人的功名心在作怪吧。”

“一排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作这些事都是存有私心？”李东阳彻底被激怒了。

“有没有私心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张啸天想起了午子旭的事，情绪变得更加激动起来。

“你！”李东阳被气得直啰嗦，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会吃亏的。”便气鼓鼓地宣布散会了。

过了两天，李东阳主动找张啸天谈了一次话。

李东阳开门见山地说：“一排长，看来我们之间还有一些误会？”

张啸天说：“我倒希望这只是个误会。”

“啸天，实话对你说吧，我的转业报告已经送上去了，如果没有意外，再过两个月，我就要脱下军装了。你说我都要离开部队了，我弄虚作假为了谁？我是要走了，可你们还在，连队的战士们还在，红五连的荣誉还在。”

张啸天真的没有想到，李东阳会主动提出转业。这是为什么呢？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把进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曾经也是那么地干劲十足。新兵连的时候，他对李东阳的信任甚至远胜于候勇。不过，听他说话的口气倒是很诚恳的，原先对他的那种对立情绪因此减少了一些。

“为什么要转业？”张啸天问。

显然，对这样的问题李东阳已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了，他说：“记得你当新兵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指导员了。我一个小中专文凭，干得再好，恐怕也到头了。你看看咱部队多少比我年轻得多的干部，就因为是大学毕业，拿着本科硕士的文凭，现在都干到营一级了。”

张啸天不知说什么好了。在那一瞬间，他在心里暗想：我们穿着这身军装，拼命地干工作难道就是为了当官吗？如果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这种思想是不是太危险了。这难道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觉悟和境界吗？是的，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他们便也变得“现实”起来；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但这些话他显然不能说出来，他不能用这种不敬的语气同对自己推心置腹的老上级说话。更何况，对这样的问题他自己也很矛盾，如果说，我们拼命的干工作不是为了当官，那么我们又为了什么呢？单纯的为人民服务？时至今日，这样的理由似乎已经不足以说服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