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了起来，鞭炮声响了起来，有人把棺材盖钉上了，只见老政委的妻子和女儿扑在棺材上，嘶心裂肺地哭喊着，再见此情此景，他想，如果自己这个恶贯满盈的坏人死了，又会有多少人为他的死而痛哭流泪，多少人为他的死而开怀大笑，思绪至此，他笑得像个孩子，如释重负。
送葬的队伍出发了，有人村口燃起了火堆——按照古老的风俗，每个人都要从火堆上跨过去，据说这样才能避邪。村里选出八个大力的民兵，抬着棺材朝山上迈开了步子。一路上尘土飞扬，锣鼓喧天，锁呐高鸣，有人撒着纸钱，有人不时地点燃了鞭炮——噼噼叭叭，鸡鸭猪狗被吓得发抖。
老政委一家人已经哭不出声音了。孙德富默默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走着，多年来，他一直记得那口棺材下葬的地方，每隔几年就回去看看。文革结束不久，水库终究还是修成了，坟头也被平了，坟墓之地变成了一片荒地，垃圾遍布，无人问津。
八十年代中期，荒地上盖起了一个红砖房子，是一个小院子一样的，两层楼，当做了工厂的医院，在医院的斜对面，是一个车间，那个坟头的位置就在车间和医院之间的空地附近。
九十年代末，医院和车间都拆了，荒地上的树也砍了，坟头的位置盖起来红砖的干打垒房子，分给了厂里的职工，当时可能为了能够分到这样的房子，厂里的人还争得面红耳赤。进入新世纪，那些红色干打垒房子又拆了，又修了灰色的水泥墙宿舍，宿舍的周围栽了树，有的空地当作了停车场。
而这场三十二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庄严追悼会，早已在这里人的印象当中抹去，也许当年讲话的生产队队长，不久也牺牲了，也许活到了今天，也许还住在这个院子里，在每天傍晚，牵扯狗走过宿舍区那个当年坟头的位置，心里想的是孙子上初中选校的事情。
孙德富可以断言，在诺大的厂区，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人早已经把那个英年牺牲的「先进」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他还记得老政委的音容笑貌，毕竟，老政委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视自己为好人的好人，毕竟，没有老政委的培养和保护，他也不会以「黑五类」之身加入赤党，更不会成为农场的新政委。
当年仅二十九岁的他伸出颤抖的双手，从县革委会主任手中接过任命时，大脑一片空白，这样的任命即便对于那些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也是从未有过的先例，更不要提他这个父母都是「瀛洲特务」的「黑五类」了。
那是孙德富人生中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后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岁月，在此之前的七年是他洒满了汗水的青春年华，前者以悲剧画上句号以至于他不愿再去追思，后者也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片段，如那场老政委的追悼会，又如他人生中第一次来到合作农场时的所见所闻。
孙德富记得自己是跟着一大群下乡青年坐客车到农场的，大约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他们的车在一块路北边停了下来，车上农场的接待人员指着路南一个叉路口前一座土木框架道：「农场到了，这座简易木架就是我们农场的大门，从这座木门进去，向南再行一公里就是我们农场的总场所在地。」
没等他将头伸出窗外看一眼路，客车便再次上路，直朝总场的土马路急驶而去。行驶了十多分钟客车开进了总场办公室前的大院内。
一路颠簸，这座农场是座落在一片波浪似的，一眼望不到边的丘陵之上。当他和其他人从停驶在大院内的客车走出来后，场部的接待人员把新来的青年们迎入了场部会议室大厅内。
稍作休息后，那位从市里始终陪伴众人而至的接待人员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早已拟订好的分配名单，开始宣读起来，他和其他四名年纪相仿的下乡青年被分配到了山脚下的「九仙生产队」。
从此，他和生产队里其他的青壮年男女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每天在烈日下都要干上10多小时的活，一个星期下来男的胳膊和肩头，都像蛇蜕皮一样蜕了一层皮，女的虽然长衣长裤，但脸上都晒烤的火辣辣的，连早晨起床洗脸也不敢用毛巾去擦，虽然手中的血泡干瘪后成了老茧，但一个个都累得腰酸背痛，晚上睡在床上也不能翻身。
起初的一个多月里，每天晚上孙德富筋疲力尽躺在床上翻不动身体的时候，望着窗外黑黑的夜空或是照进室内明亮的空洞月光，心中不免充满了感慨，他的父亲因为「革命」进牛棚，他的母亲因为「革命」穿臭鞋，曾经的革命者如今成了被革命者，现在连他自己都得遵照母亲的安排下乡做工，这是个什么世道，他未来的路又在何方？
当你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要么因为钻牛角尖疯掉，要么承认自己没办法回答问题，对于那个时候的他而言，其实还有第三种办法，那就是劳动，半年间他生了两场大病，总算是闯过了劳动这一关，每天的日子都是复始繁重的枯燥作业与劳动，他没有精力再去胡思乱想，那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本身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当然了，这时候的农场也沉浸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中，农场知青们组成的赤卫兵很快便粉墨登场，他们手里拿着红宝书，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抄家，批斗，整人，游行，无恶不作，身为「黑五类」的孙德富自然是被这「神圣」的「殊荣」拒之门外的，不过他倒是很庆幸自己不需要加入这支「革命的队伍」。
亲眼看着与他一同被分配到「九仙山生产队」出身良好的四名工友一个个臂戴红卫兵袖章，手执红白两头水火大棒，神气活现不可一世的样子，他想到了高中时读过的罗马史，那些守在伟大的恺撒身前，手执大棒的法西斯们耀武扬威的丑恶嘴脸，还有他们身后那位罗马最伟大领袖的悲惨死法，倒也释然了不少。
可笑的是，他这个没有资格佩戴红袖章横扫「四旧」冲锋陷阵的「黑五类」，却还有荡涤污垢的义务。赤党九大召开前，他竟然也被赤卫兵提溜着「革命」了一阵子。
当赤卫兵们去总场参加全场的扫四旧运动时，全农场的「黑五类被分配用白石灰水来粉刷房屋的墙壁，好让那些赤卫兵归来之时用红漆在墙壁上写上一条条鲜红的猫主席语录和革命标语，如「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运动万岁」等口号。
而他这个劳动积极，工分第一，乐于助人，大义灭亲的「可教子女典型」，「黑五类」中的良好分子，则被生产队副队长安排用梯子爬到农场附近一个寺庙的屋梁上去铲除梁柱上充满「封建糟粕」的木刻版画与彩绘，也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老政委。
因为那里过去是一座尼姑庵，是佛教徒们烧香拜佛的场所，屋梁上雕刻的都是佛经上的典故，平心而论，他是不愿毁掉它们的，但他不「革命」，就会有人革他的命，所以他别无选择，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挥斧头就砍，拿起砍刀就刮，因为用力过猛，他差点一脚落空摔下来，关键时刻老政委为他扶稳木梯，鼻梁上的眼睛替他摔得粉碎，他自己则保住了一条命。
从木梯上下来，孙德富第一次见老政委时他完全没没认出来老政委，还一个劲地感谢那个那个戴着雷锋帽，脸晒得黝黑的中年男人，老政委笑笑亮明自己的身份，给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并把自己戴着的眼镜送给他，临走前还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孩子，破旧没错，但没有旧，也就没有新了，革命的热情要有，革命的头脑也要有。」
赤党九大后，「革命」的浪潮更盛，有天上午，生产队召开了全体工人干部家属大会，责令人人回到房间，将自己桌上和箱子里所藏的书籍一起搬放到会议室的大桌上一一进行检查。除猫主席著作和部分革命书籍，其它的书籍统统堆放在一起焚之一炬。孙德富不舍得交出从家中带来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与《红楼梦》而被赤卫兵翻箱倒柜仔细搜查一番。甚至连平时与母亲的通信信件也翻出一一过目，看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
孙德富终究还是让那些「革命小将」们失望了，《三国演义》与《红楼梦》没找到，信里全是猫主席语录，赤卫兵气急败坏地揪他出来站在烈日下进行批斗，他该「认罪」就「认罪」，这些小将们拿他毫无办法，只好做罢。
这个主意可不是当年才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想出来的，他的《三国演义》与《红楼梦》也没有藏在他的房间，让那些满心「革命」的赤卫兵们吃瘪的人正是老政委，那个告诉他要有革命头脑的中年男人。
自寺庙相识，孙德富和老政委很快就成了忘年交。每当夜深人静，老政委睡不着觉失眠的时候，他睡不着觉想家的时候，两个年龄差了整整一轮的人便会在山野间闲谈，越是深交，他就越是敬佩老政委，越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好人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比较之下，像他这样的平庸之人，做坏人就容易多了。
孙德富已快活过一个甲子，打过交道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之中有人善，有人恶，有人奸，有人憨，但像老政委这样的人，也唯有老政委一人而已。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凭借着先人三步的远见卓识巧妙地躲过赤党历次的政治运动，把一个贫瘠的农场经营的井井有条，不仅能保证农场的工人们顿顿吃饱肚子，过年还有牛羊猪肉的额外福利，真可谓是国士无双，但他死得轻如鸿毛，死后连个墓地都留不下来，受过他帮助的人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记得他的反倒是自己这个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坏人，也实在是殊为可悲。
老政委逝世，照理说县革委会应该再委派一个新的政委，但不知老政委用了什么办法，竟说服了县革委会直接任命他来做新的政委，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当这个决定在全农场的工人干部家属大会上宣布时，没有一个人对这项任命提出异议，众口同声道：「我们大家一致拥护赵政委的决定，坚决支持小孙同志的工作，请党组织放心！」
孙德富就这样当上了农场的政委书记，而且一当就是七年。那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了，时移世易，一首名为《知青歌》的民谣在全中国四处传唱，歌词他已经记不全了，反正有这么几句：「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还有那金色的学生时代，只要青春进入了史册，一切就不再返回；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我们去沉重地修理地球，那是我们的神圣天职，我可怜的命运哟！」
作为农场的政委书记，孙德富敏锐地嗅到了非比寻常的气味，不出他的预料，年末y省知青为了返城发动了集体暴动，赤党中央又惊又惧，事态平息后下文立马宣布下乡知青符合条件者可申请回城。
文件一出，县党委书记就亲自来农场安抚他这个知青政委，他明白领导的意思，他是符合条件的，是随时都是可以走的，所以党委书记希望能挽留住他，好给其他知青做个表率，知情全走光了，农场的生产就会一落千丈，直接担责的是县党委书记，其次才是他这个小小的农场政委。
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糖衣炮弹」留住了孙德富，不如说是人类的原始欲望留住了他，只需要他一个简单的返城批准，就能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心甘情愿地奉上自己纯洁美妙的身躯，这样的特权对于孙德富来说，简直有如吸毒一般不可自拔。
说来也可笑，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农场知青们最常见的娱乐竟是谈性交、性骚扰和打扑克。而且谈得越下流，你就越安全，各种原因他也是年过四十岁后才逐渐想明白的。
在一个政治话语取得绝对霸权的社会里，留给个人的仅有一条狭窄的宣泄渠道，就是谈性和性交，于是这条渠道便汹涌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诚然，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这部分的恶性膨胀势必挤占了伦理道德升华的空间，社会大众正是在大力号召要做「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时全部低俗化了。
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一种机制能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场所变成群体性的娱乐场所，而且在这种场所中如果正常谈论社会、时事、人生、友情，都可能有「传播小道消息」、「拉帮结派」、「散布反动言论」、「诋毁猫西泽思想」之嫌而招来麻烦，只有谈论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离政治越远、越保险。性，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无比的深度，谈之不尽，诉之不完，能让人作最大限度的探讨和挖掘，又何乐而不为？
革命群众，特别是下乡知青们，其实是懒于劳动的，不过，这才显得出他干活得格外卖力。每天出工，众人到了田里，都要先进行「雷打不动」的「班前学习会」。
所谓「班前学习会」，指的是所有人围坐在田边地头，通常是读一篇报纸上的重要社论，没有重要社论就读猫主席著作，每个人都板起面孔听：「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班前学习会」一般十分钟就结束了，一起身拿起工具，娱乐活动就开始了。每个人都有夜间的故事，聊起来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学会会」上与会后的反差和背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荒诞无稽。
虽然离家去农场前，孙德富已经不是一个处男了，但若是以经验论，说他是处男也不为过。七年的做工，让他在田间地头获得了丰富的性知识。原来，性交不止在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势千奇百怪，交媾时发出的声音和话语无比丰富，这又与他儿时模糊的记忆联系起来，用绳子把女人的手脚和身体绑起来，用鞭子抽打女人，等等诸如此类在批斗女人时的方法，也全都是性交的一部分，名曰「性虐待」。
可说到底，光说不练还是假把式，尽管他也热烈地参与到众人的讨论，但他从来没有过一次艳遇，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不能对不起还在等自己回家的未婚妻张燕，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属于「黑五类」，既不高，也不俊，更不会讨女人欢心，农场的女知青们从来不曾倾心于他。
因此，当他做了农场的政委，当自己的一个简单的返城批准，就能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心甘情愿地奉上自己纯洁美妙的身躯时，孙德富选择了留下，对女人的欲望简直有如吸毒一般让他不可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