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估算，一亩一年也几十元，要是能租下百把亩，资金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雷鸣马上和黄新龙骑摩托车回到纳怀村，直接去三叔家。

三叔正好要睡下，雷鸣问他村里有没有土地可以出租做养殖用的，三叔纳闷了，这个侄子是不是想当农民了，刚刚买下西院，现在又想搞什么农庄。不过他说有一个生产队有几百亩土地要出租，叫放马坡，其中荒地有300多亩，水面有100多亩，交通一般，就是土地太贫，种不了什么东西，最多只能种木薯，水面也养不了鱼，因为每年都发大水，此外还要开一条两公里多的路，要经过村庄，有不少老板已经去看过了，因为没有道路，不敢投资，都没有谈成。

雷鸣想了一下，那块地他是知道的，是一个小山谷，风景不错，面对着西江，交通不方便，但雷鸣有信心能开通公路，按一亩地一年租金30元计，一年要付租金一万多元，这对雷鸣没什么难处。

雷鸣就托三叔去谈租那块地的事，租金过得去就行，但租期要尽量长，这样他才好投资，要以他妈妈的名义去租，钱也去他妈妈那里要，另外还托三叔帮黄新龙租一块30亩左右的土地，三叔听说是镇派出所帮省公安厅租的，满口答应。

办完事，黄新龙叫雷鸣去仙湖玩，雷鸣不想去，就回家，把租地事情的爸爸妈妈说了一下，妈妈已经帮雷鸣收了好几万元块钱了，听说雷鸣又要投资，也没有说什么，雷鸣又和他们谈单位的工作安排和单位安排房子的事，但他不敢把领导为难他的事说出来。

爸爸没什么意见，妈妈却想把房子后面的几块地租下来，她想让姥爷姥姥来家里住，让他种一些中药。房子后面的土地都是熟地，租金可没那么低，但雷鸣也高兴地同意了，最好能租大一点的，把旁边爷爷家后面的土地也租下来最好。反正租金便宜，随便投资种点什么都不会亏本。

姥爷家世代行医，又上过省立中医学校，以前在省中医研究所工作，退休后迷上了种药，带姥姥去了一个偏远的药园种药，已经三年多没回到江宁市了。雷鸣的妈妈只有一个哥哥，留学后留在美国，也多年没有回来，眼看两老已经70多岁了，雷鸣妈妈就想接他们回纳怀村家里来，以方便照顾他们。租地种药就是为了拴住老人的心，让老人有事情做。

第二天，雷鸣哪儿也不去，就在家看了一些土地纠纷方面的书，写一会调查报告。下午从三叔那里得到消息，放马坡那块地现在租金要价是一万两千元一年，三叔想谈到一万元以下，雷鸣就笑着说一切由三叔作主，其实雷鸣并不想租金太低，租金太低倒反影响合作，生产队就容易反悔。

第40章重新调查

几天后，司法局召开局务会，讨论新生村八队和十一队纠纷的调解问题，参加调解工作的调解股全体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除了苏局长、谢基副局长、田佳玉副局长外，政工、办公室、律师、宣教几个股室的领导、已经退二线的原局长罗调研也参加了会议。

罗调研只是科级干部，但当时级序称谓不明，所以也称调研员。

这个会类似经天律师事务所的案件讨论会，但雷鸣心情很沉重，按先前得到的种种信号，他准备接受某些人的挑难。

但事情并没有雷鸣想象的那样糟糕。

原来，雷鸣报到后，填写了他的基本情况，局领导都看了，才知道雷鸣的父亲是处级干部，而且他家就在县郊有名的好战的纳怀村，所以心有所虑，不敢再随心所欲地欺负雷鸣。

一般单位是不保存干部个人档案的，档案保存在档案局，雷鸣分配时是直接分配，没有和司法局接触过，所以司法局也没有调阅他的档案。

但写调解意见书的任务还是落在雷鸣的头上。

会议由局长主持，谢副局长汇报了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黄福星股长汇报了调解工作情况，到调解意见书部分，就说：“根据工作组的安排，调解意见书的拟写，是由从东方政法大学毕业的雷鸣同志负责的，下面由雷鸣同志汇报撰写调解书的情况”参加会议的其它股室领导都很吃惊，这么重要的工作落到一个刚刚毕业参加工作不到10天的人身上，不是领导疯了，就是领导想推托责任。

雷鸣很郁闷，沉默了许久，苏局长喝了一口茶，说：“小雷，有什么就说什么吧，你一定也研究过的”雷鸣无奈，只好对着调查报告和补充调查提纲说起来：“各位领导，根据工作安排，我把调查和调解的情况汇报如下，我的汇报分四个部分，分别是：调查后可以认定的案件事实、不能按时调解的原因、完成调解所需要补充认定的案件事实调查提纲以及下阶段工作建议……”

洋洋洒洒四千多个字的汇报材料念完，雷鸣已经满身是汗，但越念到后面，雷鸣越自信。在座的人都是半路出家，法律水平很低，更不用说面对如此复杂的纠纷案件了，见雷鸣刚刚上班几天，就对案情了如指掌，汇报起来言之有物，建议合理，不禁打心底佩服这个小子，正规大学培养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雷鸣念完材料，见大家都不吱声，又大胆地补充一句子：“这个案件的原始材料是由乡干部提取的，不能排除里面因为人情问题、水平问题、方法问题而使案件事实走样，我建议，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可以全案重新调查，只有还原案件事实，调解起来才有理有力，才能让双方接受”纠纷案件有几怕，其中有一怕是怕当事人不到法院起诉，只是一味上访，这个案件就是这样，当时没有先调解才能起诉的规定，但双方都不起诉，最让人头疼。

苏局长连续喝了几口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只有他心情紧张的情况下，他才无意中连续喝水。

雷鸣汇报的内容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因为前期调查不清楚，导致无法调解，委婉地把球踢到了别人的脚下，反正我刚刚参加工作，我没有参加调查，你们应当负责任，而不是我。

最后，还是苏局长打破宁静，说：“刚才雷鸣同志已经把案件汇报了，案件没有调查清楚，或者没有办法调查清楚，所以导致无法进行调解。这个观点有点勉强，如果案件事实都不能查清，那我们就让他们一直打打杀杀下去吗？当然这不是雷鸣一个人的责任，工作组的同志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苏局长一杆子打了一帮人，连自己也归进去了，已经减少了很多威力。

这时，罗调研发话了：“这个案件早就发生了，我进到司法局工作前就有纠纷，这么说起来我也有责任”他这句话直接针对苏局长，苏局长脸都红了。

这时田佳玉副局长看不下去了，他也曾经负责处理过这件事，要这么说，他也有责任的。他说：“目前情况太千复杂了，我同意雷鸣的意见，对全案进行重新调查”最后，决定对全案进行重新调查，不过苏局强调案件材料由雷鸣具体把关，等于从侧面肯定了雷鸣的能力，也增加了他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雷鸣忙坏了，他重新走访了当年经历“并队”过程的老人，试图从他们的笔录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当可调查的人都调查完了之后，雷鸣发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所有的案件材料都堆在一起，足有一米高，雷鸣已经从头至尾看过好几遍，但一点头绪也没有。于是又从头再看一遍。

终于有了一个发现，有一份当年新生大队的一份帐册上，有一个大队长签名，名字很陌生，没有走访过。

雷鸣马上找老人们查证，有一个老人提到，那个人是当年主持并队的大队长，当大队长才一个月，就被提拨了，当了干部，经过多次提拨，已经从池州地委退休，现在在池州养老，他可能较熟悉情况。

雷鸣把情况汇报了黄股长和谢副局长，谢副局长经过请示县带队领导，就带雷鸣和黄福星去池州调查。

经过池州地区老干局的介绍，雷鸣他们在一个疗养院见到了当年的老大队长，当老大队长听完谢副局长的介绍，眼泪就流了下来，他为乡亲们为此而流血死亡感到悲哀，他详细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据他回忆，当年八队和十一队在那个放牛湾都有地，互相穿插，俗称“插花地”那个水塘是大家共用，不过八队离放牛湾近一些，管理方便，当年就在那地方种黄豆、花生等经济作物，而十一队则是种两季玉米。

得到这个证词，雷鸣就兴奋起来，为了保险起见，他干脆用老人家中的录音机让老人又把情况口述一遍。

回到武县，雷鸣重新找那些老人，特别问了是否有插花地的事和种植情况，10几个老人中，有三个老人保持沉默，其他人坚持原来的陈述不变。

司法局迅速把事情向县领导汇报，带队的县委副书记专门找雷鸣了解情况，还听了老大队长的录音。

但是问题又来了，生产大队是1958年我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时设立的，年岁已经久远，谁还记得哪块地是谁的呢？那些老人无一例外地都不清楚了。

县领导指示，继续找老人们，让他们回忆当时哪块地属于哪个队的。

于是，雷鸣他们又到池州地区去找老大队长一次，但这次一无所获，回来找那些老人们，也都没有进展，调查处理又一次进入了僵局。

第41章县委扩大会议

新生村纠纷案件有新进展的报告，第一时间送给了县委于书记，但雷鸣所拟写的报告中也说明了存在的问题，就是不能确定哪些地块是属于哪个村的，所以还是不能对土地权属进行划分，但聊胜于无，进步已经非常大了。

县委于书记很焦急，想马上解决这个纠纷，虽然省委省政府下了几次督办通知，县里都不能按时完成，省里和市里也没有追究责任，但现在有了新的进展，他就想进一步推进，争取最后解决问题，因为再往下查已经很困难了。

很快，县委扩大会议召开了，四家班子领导，公检法司领导，法院几个业务骨干，下桥乡两个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议，司法局是主要调解单位，局长带谢副局长、黄福星和雷鸣参加。

会议首先由司法局汇报情况，苏局长亲自汇报，但县委书记在汇报中几次提问，有些东西苏局长和谢副局长都没有掌握，只好叫雷鸣来解释。

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会议，雷鸣很紧张，但一进入案件中，他就镇定了，书记所问的问题他都能一一解释清楚。

县委于书记是个空降干部，从省委办公厅直接下来任书记，官场上是千人过独木桥，有人过了，就会有人不能过，所以，他来了，县里就有不少人给耽误了，于书记肯定是一些人的眼中钉，在工作中，本地派给他使了不少绊子。

这个案子也不例外，有的人就不喜欢顺利地在于某人的手上给结了。

于书记听完汇报，眼睛就往在座的司法局四个人脸上扫过，问道：“刚才听了你们的汇报，似乎也没有了往下查的可能，那你们司法局想下一步怎么办？有什么建议？”

苏局长整个一个门外汉，谢局长也好不到哪去，况且还顾虑别的常委的意见，所以都摇头。

于书记不甘心，就问雷鸣：“司法局那个新来的同志，就是刚才回答问题的小同志，对对，你叫什么名字来的？”

苏局长说：“他叫雷鸣，刚刚从东方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局的，这个案子现在是他主办”于书记就说：“你也说一下意见，主办人是要有处理意见的，这是办案的规定吧。你说说。”

这句话也打了司法局一个嘴巴，领导不出意见，要一个小兵来出，言下之意是你们司法局领导业务水平低。

权衡再三，雷鸣就说：“各位领导，我刚刚参加工作，经验不足，既然领导要我说，那我就随便说一下。我觉得，调查虽然已经很困难，但也还调查下去，还应该到市里省里请教这方面的专家；其次，也要按照目前已经明确的插花地的事实，展开一些调解工作，尽量让他们达成协议。两种准备，万一调查没有进展，也可以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调解意见”于书记觉得雷鸣的思路和办法都不错，大为赞赏，说：“好，两条腿走路，不错，一边调查，一边调解，两不误。各位发表表一下意见，人太多，有意见就发表，没意见就算同意了，节约时间”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也参加会议，他第一次见到雷鸣，发现这小子确实有两下，在这么大的会议上也不憷，敢说话，看来这小子胆子够肥。

其实他不知道，雷鸣是无知，所以无畏，要是他知道这种会议的规格，他就不会这么从容了，他看到自己的股长也参加会议，就没把会议看得那么重要。

没有人反对于书记的意见，于书记特意点了法院等几个要害部门的名，他们各怀心思，也提不出意见。法院是怕揽事，况且雷鸣的建议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政府的领导巴不得于书记出事，所以也没意见。

最后，于书记拍板：司法局继续调查，只要需要，可以到省市咨询相关专家，各单位全力配合；工作组主持调解，找双方代表谈，拿出真心，工作做到人，尽量拿出双方能接受的意见，让双方接受。

散会以后，司法局马上向市司法局求援。市司法局提供了一些调解方面的专家名单，还建议他们到省市两级档案馆查找资料。

但是，几天过去了，雷鸣他们很失望，省、市、县档案馆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唯一的收获是省高级法院一个资深法官建议他们去省测绘局找航拍图，也许会有收获。

雷鸣他们兴冲冲地赶到省测绘院，但很遗憾，西江省在1966年以后才进行航拍工作，而雷鸣他们需要1958年以前的图才有用。

航拍图上航空摄影机在空中对地面摄影成像，其成像过程与一般摄影（照相）是一样的。即通过快门瞬间曝光将镜头收集到的地物反射光线（可见光）直接在感光胶片上感光，经过一系列处理，获得与地面地物亮度一致的（正像）像片，即航空像片（航拍图）在测绘院，他们见到1966年的航拍图非常清楚，可以分辨地上一只狗的影子，可是图不能用，否则真的可以定案了。

雷鸣陷入绝望之中，打了一个电话给唐培，把情况给唐培说了，希望唐培帮他问一下东方政法大学的权威专家，有没有什么就的途径。

这时，工作组的调解工作惹了大事，因为当年的老大队长姓潘，所以梁家就以为是潘家故意搞的套，坚决不承认插花地的说法，一天晚上，梁家组织了几十个青年，围攻过路的潘家青年，双方打了起来，双方多人受伤，幸亏工作组及时出来，才没有让事情闹大。

一时间，各种流言满天飞，最多的是说工作组被潘家买通，专门为潘家说话，连市委都过问此事，为了避嫌，谢副局长和雷鸣从工作组撒出，田副局长主持调解工作。

同样是无知者无畏，大家都为雷鸣捏一把汗，但是雷鸣却没有这种想法，上班半个多月，他终于可以坐在办公室里上班了。

雷鸣只上两天班他就腻了。第一天上午，他做办公室卫生，一间30多平方的办公室，两个实木文件柜，五张桌子，四个木沙发，四个窗户，两个门，他足足忙了半个上午，文件档案少提可怜，另外半个上午他就翻阅完了，反正股里就三个人，两个下乡，就他一个人在办公室，也没有人管他。下午，他又继续整理办公室，然后买了一些办公用品，他不知道办公用品是由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