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克飞快地抬起视线，看了瓦西里一眼，马上移开目光，不知道在看什么地方：“你是来审问我的。”

“不是，是的，不止你一个人。我不该告诉你的，但是。”瓦西里停下来，思考着下一句话该不该说，但既然他都已经开了个头，还不如说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解释，最好现在就讲。”

因为审讯室里有录音机，我帮不了你。瓦西里没把这句话说出来。

菲利克笑了，出乎瓦西里意料。他不太喜欢这个笑容，因为那里面似乎掺杂着一点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怜悯，好像菲利克知道一个奇妙的笑话，却不打算和瓦西里分享。瓦西里皱起眉，正要发问，菲利克轻轻摇摇头，抿了抿嘴唇，这是他准备对付一个困难话题之前常有的动作，于是瓦西里等着。

“我没有什么需要说的。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直接在审讯室里问，你和莫斯科都会发现我始终对国家忠诚。”菲利克打开了门，站在走廊上，“我想你现在一定累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请先休息一下，明天会有车来接你去使馆的，到时见，安德罗索夫下士。”

——

巴黎大使馆给他安排了一个小房间，瓦西里记得，一个比扫帚间大不了多少的地方，没有窗户，“用于临时办公”。他每天八点半到，晚上七点走。使馆里的人都假装看不见瓦西里，他所到之处，所有对话都戛然而止，好像他从莫斯科带来了某种寒气森森的沉默咒语。秘书把一摞又一摞文件送到他的桌子上，档案，监视记录，报告，外交电文。烟灰缸里堆满烟头，瓦西里仔细地研读这些枯燥无味的文字，像个富有耐心的淘金者，一点点筛掉泥土，寻找金沙的痕迹。

审讯是在地下的隔音室里进行的，很冷，故意的。椅子没有靠背和扶手，极为不舒服，也是故意的。瓦西里把录音机放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最大限度地给受审对象施加心理压力。第一天讯问了六个人，其中有个男人因为压力过大，没答几个问题就泪水汪汪，以为克格勃发现了他和外交使团长妻子偷情的事，瓦西里重重地划掉这人的名字，不耐烦地挥手让他滚。

当天的最后一个人是普里亚科夫，两人冷冰冰地交换了几句客套话，瓦西里打开了录音机。

“报一下你的全名，同志。”

“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亚科夫。”

“职位？”

“巴黎大使馆三等秘书。”

瓦西里照着总部批准的问题列表问他问题，观察着普里亚科夫的表情，问题并不重要，受审者脸上和行为上的细小线索才是他关心的。瓦西里这位中学时代的头号敌人丝毫不显得紧张，但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熟悉的憎恶和厌烦，坐在他对面感觉就像坐在冒烟的爆炸品旁边。

“你是否有不经许可和外国情报人员接触？”

“没有。”普里亚科夫挠了挠下巴，慢吞吞地加了一句，“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去问你的老朋友呢，安德罗索夫？”

“除非被问到，否则不需要提供无关信息，普里亚科夫同志。”

“你的小朋友，他最喜欢和外国人厮混了，一个匈牙利矮子，问他。”

“匈牙利是苏联的一部分，注意你的措辞，同志。”

“矮子常常和英国人和美国人混在一起，你自己联想一下。”

“我会记下你的证词，但也会在正式记录上删去你刚才关于匈牙利的不当言论，并建议大使对你进行进一步的纪律调查，普里亚科夫同志，你可以走了。”

第二天的审讯更慢一些，因为涉及到真正参与了那次失败暗杀行动的外勤，一整天下来只处理了四个人。菲利克被秘书带下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五点。瓦西里让他站着，一言不发地更换录音带，毫无必要地整理空白稿纸，这才请菲利克坐下。

“全名？”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奥辛。”

瓦西里放下笔，看着他，“全名。”

菲利克盯着他看了一会，又看了一眼录音机：“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奥尔洛夫，克格勃特勤处。”

“你是否曾经将任何机密文件带出办公区域？”

“从来没有。”

“你是否曾经收受外国情报人员的钱或其他形式的礼物？”

“没有。”

“你经常和外国情报人员接触，为什么？”

菲利克蹙眉，“我没有。”

“尤哈斯。”

“他不是外国人。而且我在见他之前得到过站长的批准。”

“他确实不是，但他经常接触的人是。”瓦西里翻开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夹，“你的朋友尤哈斯每周至少两次和英美使馆人员吃午饭，理由是‘招募线人’，得到布达佩斯和克格勃的许可。一周两次，太多了，你不觉得吗？而且‘招募’了那么多年，也没见他发展出什么线人，也许他自己才是那个线人？”

“我不知道，我不是反间人员。”

“他试过把英国朋友或者美国朋友介绍给你吗？也许是在某一次吃饭或者散步的时候‘意外’遇上了？”

“如果有，我会按规矩向莫斯科报告的。”

“你的意思是有还是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