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那么说完后，瓦让显得很生气。”她说，“他说，‘德纳第，请你不要和我来这一套。你对他怎样，我们都心知肚明。到底要怎样你才肯让那男孩回家？’我父亲笑着说，‘瓦让先生，我知道你钱包里油水不少，我认为几年前你把珂赛特带走时给我们的不够多，我希望你今天能更慷慨一点。’瓦让说，‘我不打算给你一分钱。’然后……”她停住了。她的脸色变白了一点儿，“然后我父亲说，那我只能对你来硬的了，先生。他接着……掏出一把刀来。”

安灼拉点了点头。“请描述一下那把刀。”

“它有……它有我的小臂那么长。”爱潘妮说，举起她的右手比划了一下，“不是水果刀，也不是黄油刀。有点像游牧人用的长刀。它开了刃，很锋利。”

“你认为它危险吗？”

“很危险，足以致人死地。”

“请继续描述你父亲接下来的行为。”

“他用那把刀对着瓦让，并对他说，如果他不想在这儿死于非命，就写一张五十万美金的支票给他。瓦让拒绝了，他想要推开我父亲，去楼上锁着……锁着我外甥的房间去。我父亲用刀捅他，他受伤了，他抬起高尔夫球杆敲了下去……”爱潘妮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他死了。”

安灼拉合上手里的文件纸，把它轻轻放在一边的桌上。

“我明白反复回忆这一段经历让你很痛苦。”他说，“但很抱歉我还要询问一些细节。你父亲的刀捅伤了瓦让的什么地方？”

爱潘妮摇了摇头表示她没关系。

“我猜是肚子。我当时站在他身后，没有看清。”

“那么这和瓦让的验伤报告吻合。你认为如果瓦让不用高尔夫球杆袭击你的父亲，他会有生命危险吗？”

“我认为会。我父亲正准备捅第二刀，而瓦让没有躲避的空间。”

“你认为瓦让没有别的选择？”

“我认为是。”

“危急情况下的迫不得已。谢谢你。”安灼拉说，“我随后会把那把刀的鉴定结果在庭上展示。德纳第小姐，可以告诉我那把刀为什么在你手里么？”

爱潘妮咬着自己的嘴唇。“我的母亲让我处理那把刀。但我没有把它洗干净或者丢掉……我把它藏起来了。”

“为什么她信任你这么做？”

“我中学时常常帮忙。他们有时会偷客人的钱，我帮他们毁掉钱包。他们有时买坏掉的食物给旅馆的餐厅用，我帮他们处理厨余。她认为我不会揭露这些。因为那样我也难免被责罚。”

“那你这次为什么愿意将刀交给警方？”

爱潘妮抬起头来。她脸上有恐惧，也有勇气。

“因为是我把瓦让叫去的。那天我父母在我下班之前去学校接走了伽弗洛什——我的外甥，我知道如果我去，他们不会听我的。是我向珂赛特和瓦让求助，是我把瓦让带去的。珂赛特和瓦让先前对此只字未提，因为他们是比我好太多的人，他们想保护我。但我想保护我妹妹的孩子。要不是我，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今天站在这儿，我怕的要命！但我不能叫瓦让先生一个人为这事受苦。他带着那根球杆，是我让他带上的。我知道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让他去了！我曾想就让这事儿这么算了，但即使我什么都不懂，即使我是魔鬼的女儿，即使我坏透了——我也不能那么做。我很怕我的父母，法官先生，律师先生，我小时候他们经常打我，但那天我看到他们那么打我妹妹的儿子。我受不了。我愿意把一切都说出来，即使我要因此跟我妹妹一起被关起来——”

“德纳第小姐，请相信我——你不会因此被关起来的。”安灼拉温柔地打断了她——这是对苦难的温柔、有礼节的慈悲、克制的怜悯、和平静的敬意。这就是曾经格朗泰尔第一次在他身上看到神性时他的神情。不是来自于他的金发，他漂亮的面容，而是他在法庭上那种对自己准则的笃信，和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对每一个当事人都深切和真诚的关怀。

“谢谢你。我的问题结束了。你的勇气对我们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安灼拉说道。他转向法官，“大人，由于证人转换立场的情形特殊，请允许我解释几句。”

“只有几句。”那法官耸了耸肩膀说，“不要说无关的话。”

安灼拉点了点头，转向陪审团。“在今天之前，我相信各位认为我们胜算微茫。我明白，也许德纳第小姐的证言也不能绝对证明什么。但我希望诸位感佩她的勇气。正如你们从先前的资料中所见，她今天本来应该坐在检方的证人席上，这对她轻松得多，她只需要答复几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就可以全身而退。她会很安全，她将不会忤逆她的母亲，检方也更可能顺利地将一个在逃犯人重新扔进监狱。这一切的代价只不过是一个苦刑犯的良心、一个苦难的孩子对司法的信任、一个仍怀有希望的姐姐对生活的屈服罢了。我明白，我的公诉人同僚在此前做了很多工作，找到了很多‘事实’，告诉你们那是‘构成要件’，要求你们据此评判。这在法律技术上没有任何错误，但我认为这种指控是有缺憾的。他们只是把一个个符号化的主体装进法条的标准句子里，给他们定罪。然而，法律如果和个人无关将毫无意义。他们了解他们的当事人，他们的证人，他们要指控的人么？他们也许不知道瓦让解救那男孩时的义无反顾，他们也无从得知德纳第小姐的挣扎。但若不思考这些，他们的指控也不值得信任。如果我们的司法让行善者、受苦者、勇敢者付出代价，而居心叵测之人受保护，即使这符合法律文本的意义——这也必定是违反我从事法律的原则、诸位心中对社会的期许、以及司法存在的目的的。因此我希望各位不带偏见地对待德纳第小姐的证言，即使她的立场转换在你们看来可能是莫名其妙和令人生疑的……”

安灼拉还在说话，而格朗泰尔说不出话来。失败感充满了他。他原以为这次他可以帮爱潘妮，他原以为这次他可以用法律做件好事。但安灼拉的每句话都扎在他的身上，他说的没错，格朗泰尔早就习惯了把那条法律找出来，把它丢在那儿，然后简单地把瓦让、德纳第、爱潘妮都拼进去。他不了解爱潘妮经历了什么，他不了解这个案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他不了解这故事里有怎样的苦难。他早就对真相毫不关心，也不愿关心，也不敢相信真相有任何作用——这已经成了他做这一行的金科玉律。这样他却敢相信自己真的能帮助爱潘妮。

“……但我不是在指责我公诉方的同僚。”安灼拉的声音说。

“我看你已经指责的够多了。好了，坐下吧，辩护人。”法官说，“请别在这儿做演讲。”他转向格朗泰尔，“你有什么要问证人的？”

格朗泰尔有些恍惚地站了起来。说点儿什么，他想，质疑爱潘妮证言的真实性，给她煽情的故事挑挑错。甚至反驳安灼拉，说法的精神不是个人而是秩序，而秩序难免个人的牺牲——随便说点儿什么。这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在这儿击垮你的朋友，否定她的陈述，质疑她的诚实。即使你完全相信她。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他轻声对爱潘妮说。他太震惊、太自责、太对她充满同情了——他只能说出这一句话。

陪审席上传来一声压抑的笑声。格朗泰尔明白，他问的根本不算一个问题。这只是一个朋友求证另一个的苦难罢了。他此刻不是一个检方律师，而仅仅是一个好友。他也许会成为这个陪审团休息期间的笑柄了。

爱潘妮看着他。

“我说的是真的。”她也轻轻地说。

格朗泰尔看着她。他感到很虚弱。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他说。

星星在闪烁。不，灯光在闪烁。不，灯光此刻看起来就像星星。格朗泰尔躺在椅子上，不，沙发上，椅子软得像沙发，或者像床。有人在解他的领带，有人在笑。也许是他在笑，也许是他在解自己的领带。他拉着谁的手，他醉醺醺的，他知道自己在傻笑。他傻笑着说你可以亲我一下，或者亲我两下，或者我们拥抱三下。有人在把瓶子杵在他嘴边，或者是他自己在喝酒，他搞不清楚，他只感觉有酒顺着他咯咯笑的嘴角流了下去。有人在说话，在对他笑。突然那说话声停止了，一声巨响，好像有人摔倒在地。说话声变成了叫骂。那人又摔倒了一次，听起来像是直接被一拳揍进了地板。有人拉着格朗泰尔的领子，不是刚刚那个人，因为这个的劲儿太大了。格朗泰尔觉得他的杯子掉在了地上，他被一把拽了起来，胳膊扫倒了桌上的两个酒瓶。五彩的灯光星星变成了晃动的线条，他被毫不客气地拖着走，人群推搡着，他自己的左脚绊自己的右脚，差一点就天旋地转。

“……慢一点……我想吐……”他小声央求道。

那力量停下了。他感到自己的右手被抬了起来，被谁架在了脖子上。他的腰被人揽住了。他听到一声贴着自己耳朵的、轻轻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