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手段杀贪官
朱元璋出身贫苦，有着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因此，他得到天下、当上皇帝以后，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比较关注民间疾苦；二是大杀贪官污吏。
元朝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之一，尤其是在元朝后期，中央集权削弱，蒙古贵族和各级官吏横行霸道，敲诈勒索，欺压百姓，官僚队伍中几乎人人是贪官污吏，官场风气十分恶劣。明朝建立之初，这种风气仍然普遍流行。朱元璋深受贪官污吏之害，他当上皇帝以后，下决心澄清吏治，严惩腐败。
朱元璋每次接见州县的地方官员，都不厌其烦地告诫他们：“天下初定，百姓尚不富裕，如同刚会飞的小鸟，不能拔除它的羽毛，又像刚种植的树木，不可动摇它的根系，唯有廉洁勤政，才能够约束自已而利于百姓，你们一定要牢记。”
对朝廷委派到地方任职的官员，朱元璋经常亲自召见，请他们吃饭，嘱咐他们要廉洁奉公，善待百姓。朱元璋还赏赐他们每人十两银子、六匹布，告诉他们，这是给他们用来养廉的，切不可贪污受贿。
朱元璋为了澄清吏治，费了不少心思。开国之初，在大封功臣的时候，朱元璋就颁布了铁律九条，并制成铁榜，要求功臣们必须遵守。后来，朱元璋又先后编发了《资治通训》、《臣戒录》、《志戒录》等，反复强调各级官员都要遵纪守法，廉洁勤政。朱元璋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勤俭节约。
朱元璋在中央机构设置了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又设置了十三道监察御史，充实了大量正直精干的官员，专门用来察纠百官，惩治腐败。朱元璋还让李善长、刘基等人制定了《大明律》，加强法制。这说明，朱元璋不是光靠杀来惩治腐败的，也做了大量教育和防范工作。
然而，由于元朝腐败风气的影响，再加上各级官吏中留用了大批元朝的旧官吏，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朱元璋很恼火，认为非用重典治贪不可。于是，他在即位不久，就在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贪运动。
朱元璋觉得《大明律》处罚不够严厉，不足以震慑犯罪，于是亲自编写了《御制大诰》。《御治大诰》阐述了朱元璋重典治贪思想，表明了他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记录了一些典型案例，明确了办案方法、手段和要求。
《御制大诏》颁发全国，广泛宣传，成为朱元璋反贪的纲领性文件和执法依据。《御制大诏》作为法外之法，对反贪运动产生了重大作用。不过，《御制大诰》过于严酷，也受到后世不少非议。
朱元璋对贪腐案件的量刑标准，是十分严苛的，凡是贪污受贿，一律施以重罚。《明史》记载，当时规定，监守自盗仓库钱粮者，一贯以下打八十大棍，四十贯以上就判死罪；官员受贿枉法者，一贯以下打九十大棍，八十贯以上就处以绞刑；凡贪污银子六十两以上者，一律施行剥皮的酷刑。
朱元璋对贪官施以酷刑，处罚之严厉，行刑之残忍，更是令人毛骨耸然。轻者有带枷示众、脸上刺字、断手、斩趾、挖膝盖，重者绞死、斩首、剥皮抽筋、凌迟，甚至灭族。许多历史上已经禁止的酷刑，朱元璋又都用上了。
朱元璋对贪官剥皮揎草的故事，流传甚广。剥皮揎草是佛教传说中地狱里对罪大恶极的人施行的酷刑，就是把人皮完整地剥下来，做成袋状，里面填充稻草后悬挂示众。传说朱元璋对贪官施以此刑，悬挂在县衙大堂之上，以警示继任者。不过，此事存在着争议，《明史》并没有剥皮揎草的记载。
不管朱元璋有没有剥皮揎草，他对贪官污吏的处惩是十分残酷的。建昌知县受贿四百贯、莱阳县丞受贿一百贯、德安县丞受贿八十贯，均被凌迟处死。有一个县官犯了罪，朱元璋下令，砍去他的脚趾，在县衙门前带枷示众。另外，剥皮抽筋的刑罚是存在的。
朱元璋惩治贪官，不管官职大小，也不看有无功劳，上至朝廷大臣和公侯，下到九品小吏，只要贪污受贿，一律严惩不贷。有一次，在山西农民姚小五的婚姻案中，刑部人员受贿，处理不公，朱元璋发了怒，不仅处死了有关办案人员，而且连刑部尚书也连带处死了。
朱元璋年轻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地方官员下乡耀武扬威、祸害百姓的恶行，他当上皇帝以后，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禁止地方官员下乡，并告知百姓，如有官员私自下乡，可以扭送朝廷。还真有百姓把擅自下乡的官员捆起来送往京城的事情，朱元璋对此一概予以严惩。
朱元璋不仅杀贪官，对地主恶霸也严厉镇压。溧阳县有个恶霸，名叫潘富，为非作歹，欺压乡邻，无恶不作。朱元璋下令缉拿，潘富闻讯后逃走，逃跑期间得到一些人的帮助。最后，潘富和帮助他的人全部被杀，共杀了一百零七人。
朱元璋建国不久，就遇上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案，就是著名的空印案，属于明初四大案之一。所谓空印，是指地方官员去京城办事，由于路途遥远，来往不便，就事先在空白文书上盖上官印，到时候根据需要，再填上具体内容。
空印现象由来已久，在元朝时候就十分普遍，明初沿袭旧例，习以为常。空印虽然办事方便，却有很大的弊端，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有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空白文书上填写内容，谋取私利。
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下令将各地主印官员全部处死，副职打一百大棍后流放。此案涉及全国，被处罚的官员达数千人，举国震惊。
空印固然不对，现在也不能允许，但如此处理有失偏颇，使得有些好官也受到惩罚。方孝儒的父亲方克勤，时任山东济宁知府，是个循规蹈矩的清官，却在空印案中被杀。《明史》把方克勤列入《循吏传》。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一起更严重的腐败大案，就是有名的郭桓案，也属于明初四大案之一。
郭桓是明初大臣，立有功劳，时任户部侍郎。他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员，私吞地方上交的赋税和粮食，并在征税时巧立名目，榨取百姓钱财，中饱私囊，共计贪污两千四百万石粮食，属于典型的腐败大案。
朱元璋震怒，下令彻查，结果，牵扯到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侍郎、工部侍郎等许多朝廷大臣，涉及全国十二个布政司和大批地方官员，还牵连很多地主豪强。
朱元璋感叹道：“古往今来，贪赃枉法者大有人在，可搞得如此过分的，实在是不多。”朱元璋下令，对涉案人员几乎全部处死，杀了数万人；对涉案的地主豪强全部抄家，财产充公，致使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贪官污吏们胆战心惊，老百姓却拍手称快。
朱元璋对贪赃枉法者痛下杀手，毫不留情，有着他自己的道理。有人曾经劝过朱元璋，说他杀人太多，缺乏仁义。朱元璋理直气壮地说：“这些贪官和恶霸，对百姓不讲仁义，朕为什么要对他们讲仁义呢？”
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反贪意志始终不减，似乎下决心要把贪官污吏斩尽杀绝。有史料记载，朱元璋先后发动了六次大规模肃贪运动，总计杀掉十五万人。在中国历史上，像朱元璋这样反贪力度之大、杀人之多、刑罚之残酷，实属罕见。
有人说，朱元璋大杀贪官，效果并不理想，贪污现象仍然很严重。朱元璋自己也说过：“朝治而暮犯，治愈重而犯愈多”。
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朱元璋的反贪还是大见成效的，腐败现象虽然没有被根除，但已经大大减少，朝廷廉洁风气大兴。《明史》记载说，朱元璋坚持反贪，使明朝官场干净了百余年。
朱元璋在反贪过程中，犯有量刑过重和扩大化的错误，也冤枉了一些好人，特别是他施刑过于残忍，落下了酷政、暴君的坏名声，引起后世不少非议。
但总体而言，朱元璋的反贪运动，维护了正义，惩治了邪恶，净化了朝廷和社会风气，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促进了社会发展，属于功大于过。
在朱元璋时期，发生了胡惟庸大案，牵连很广。长期以来，人们对胡惟庸案众说纷纭，有人把它作为朱元璋大杀功臣的罪状之一。其实，胡惟庸案十分复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