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之令，集全国之力，聚名儒大家，费十余年光阴而成的《四库全书》，不仅是中国最大的记忆遗产，也是世界文化瑰宝。它基本上涵括了清代乾隆时期尤其是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自成书之日，便代表了东方文化，取得了世界性的地位。至今，已走过了200余年的历史。这200余年中，它经历了磨难，见证了国之兴衰，七部《四库全书》，仅存四部，保护弘扬的任务刻不容缓。不过，无论兴衰沉浮，它始终以“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魅力赢得世界的关注，足可担当起认识传统、涵养民族精神的重任，是堪比长城、大运河的文化工程，为世界文化史上的绝唱。当然，虽然因为它的修撰禁毁删改了不少古籍，摒弃所谓忌讳之作不录，存在谬误和缺陷，但时至今日，我们回头审视《四库全书》的地位和价值，仍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一块重要里程碑。
具而喜之，《四库全书》的修撰，价值和意义在于：第一，对中国学术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总结，为中国有文字以来所存文献最大规模汇结，保存并传承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与世界性地位。
首先，四库修书顺应了时代学术发展的需要，为学术走面心学复古，以官方的积极引导认可确定下来。从此，学术发展与官方认可合流，经学复古走向兴盛，这就是乾嘉之际的清代的汉分主流。梁启超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级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四库修书提倡汉学，正好符合时代的潮流。
不过，这个汉学，是需要凭借对古代典籍的认识整理为基础的。而有关这方面的工作，个人力量毕竞有限。然而，虽然加此、但这个时期的学者，却以个人之力，对举凡经史子集诸典籍，几乎都在做着力所能及且比较彻底的整理工作。如何把这此工作整合起来，四库修书以全国之力，汇聚一流学者，完成了这项工作，也更进一步全面清查了发展到乾隆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状况。而借《四库全书》编纂的东风，加之汉学空前发皇，我国古代学术从此进入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阶段。
同时，四库修书也是对中国目录学工作的一次大总结。这通过《四库全书总目》表现了出来。《四库全书总目》的撰修成功是目录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目录学事业鼎盛发展的表现。于此，后人多有论述。周中孚曾盛赞它是自汉以后，最得意的目录学杰作。《四库全书总目》以简练严密的序论和提要阐述了古代学术源流、各书作者的事迹、内容正误、价值高低，者证精详，有许多精确的论证，它是对18世纪以前中国古古代学术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许多学术观点至今仍值得借鉴。它的分类体系和编撰体例达到了古代目录书的最高水平，影响了后来许多目录书的编纂，如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以及《清史稿.艺文志》等，大批清代私藏目录都采用《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法。后来，四部分类法虽因时代发展不再普遍适用了，但一些涉及古书的目录书，仍有采用四部分类法的，如近人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周子美《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天一阁藏书经见录》，今天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等。对于我国古籍的整理，四部分类法并未过时。它为后来者指明了读书治学的门径。张之洞在《蝤轩语》中明确指出诸生良师，学问门径。如他所言，许多著名学者都是因受益于《四库全书总目》而出类拔萃的。陈垣少年时就接触《四库全书总目》，1896年，他买到《四库全书总目》，开始阅读。以后几年中，读了好几遍。对当时的陈垣来说，《四库全书总目》是指示方径的指南。他从中所获得的丰富的目录学知识，是他日后畅游史学园地的坚实基石。余嘉锡治学也从《四库全书总目》开始，他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17岁时始读《四库全书总目》，“遂穷日夜读之不厌”，为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称《四库全书总目》具有“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页)的效力。至今，《四库全书总目》仍为治国学者或爱好传统文化者指示着读书治学的门径。当代学者孟昭晋在《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法暨文献目录学》中把它比为目录学中的《红楼梦》甚为形象。
此外，晚于《四库全书》容括世界知识体系的大型书籍英国《大英百科全书》、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等，都有专门的条目介绍《四库全书》，无疑《四库全书》被纳入了世界文化体系。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所奠定的自己最大一宗纸质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所占的比重，以《四库全书》所著录的如《水经注》《梦溪笔谈》《本草纲目》等诸多具有世界性地位的著作，以及它所代表的东方文化，实可见《四库全书》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地位。今天，它获有了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东方文化的金字塔”等美誉。
这一切无不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续古开今的内在动力，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哲理与智慧，为世界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足可与万里长城、大运河相媲美。
第二，汇聚、锻炼了一批人才。在乾隆崇奖经学，去除浮泛，提倡精核翔实的学风下，四库馆中人员的选举，是倾向汉学人才的。如戴震、杨昌霖等才俊，他们自身被破格举荐入馆，就无疑起到了为天下表率的作用，而他们又都是汉学的先进，自然也引领了馆内外的汉学学风。
此外，四库修书期间，各界人士为着不同志向纷纷云集京师的同时，也为京师创造了优良的学术环境。四库修书对书籍的大量需要，使得书籍从各地汇聚京师，不得见或难见的书籍，往在京师可见。当时四库馆臣，如翁方纲等就常去琉璃厂书肆、五柳居及文粹堂诸坊舍选书、购书。饱学修书之余，也经常聚会讲论学问。而那些暂居京城落魄不第的一批士子，如洪亮吉等也得依四库馆就食，在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的同时，认识了四库请臣，并相与探讨学问，为他日后的中举及走上仕途作了关键性的铺垫。而阮元在四库修书尾声之际感受到了四库修书余泽，使他日后又进行大型书籍的编纂，继续四库之风。亦正因为曾感受四库修书，使他扮演了学术发展中承前启后的角色，做了汉宋学的调和者。
四库修书后，它的补续影印等工作也引起各界关注。自阮元开先河，到民国年间曾任法国总理的班乐卫、国内各界人土全力计划影印《四库全书》，以及抗战期间日本、苏联欲占有我文溯阁《四库全书》，以至20世纪80年代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1世纪初大陆再掀影印浪潮，至于今，则有南北二四库学术研究中心引领四库学界，《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之倡议，并有建立全国性四库学会的呼吁。四库学的研究及实践的硕果累累，已成为一门本于《四库全书》而高于《四库全书》的专学。
今天，世界各国文化战略纷呈。而文化之争本质上是国本之争。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文化是否能持领军之势，形成自己的话语权;中国文化身份何在: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如何描述;中国21世纪的形象谁来描述:呼唤着中国学人担当东方文化?传承发扬的重任，《四库全书》适逢其会。在此契机下，国内掀起了“四库热”，有关《四库全书》的研究再次升温。
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大众而言，《四库全书》的浩案让他们望而生畏，人们既不知其真正要义，价值何在，且无从入手去读。它引领读书治学门径，它的传承文化之旨，也就难以知晓。本书即意在解此困惑，让《四库全书》走下殿堂，走进大众，走入青少年。为他们提供可资传习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