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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从掏耳朵的棉球棒里寻找哲学（3）
别看城里人白天活得似乎还算潇洒，到了夜晚其实没有谁能进入鸟语花香的梦境，永远在完整的套间里做着破碎的梦，他们甚至有卫星导航系统的汽车永远驶不出心灵的迷宫。因为大部分城里人的生活和精神的质地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破碎的甚至无聊的。村上的随笔表现的当然也主要是这些，但他以爱心至少是善意这条底线将这些生活碎片穿在了一起，使得琐碎无聊的日常有了值得玩味的价值，有了滋润心田、洗涤情感的真诚和清纯。当然，村上也有牢骚也有愤怒也有冷嘲热讽，但大部分都因悲悯而得到化解或升华。不妨说，悲悯性是村上随笔的灵魂和生命。
村上随笔的第四个特色无疑表现在他的语言上面。相对说来，他小说中的语言是冷色的、内敛的、安静的、有距离感的。而在随笔中则显得亲切生动、娓娓道来、谈笑风生，有了时下常说的零距离感。读起来我们不会再产生那种无可名状的、沁入骨髓的寂寞、凄凉、无奈和怅惘。
随便举两个例子。
上面也提到，有一段时间村上曾经头发越掉越快越掉越少。对此他这样描述周围人的反应：“他人这东西是很残酷的，本人越是怏怏不乐，他们越是呶呶不休，什么‘不怕的，近来有高档假发’啦，什么‘春树君光秃也有光秃的可爱之处’啦，如此不一而足。若是耳朵整个少了一只，大家自会同情，不至于有当面奚落。然而脱发这玩意儿毕竟不伴随具体痛感，几乎没有人真正启动恻隐之心。年轻女孩子因为本身不怀有可能变秃的恐惧，尤其肆无忌惮：‘哟，真的稀薄了！喂，让我看一下，都见头皮了。哎呀，呜哇！’实在叫人火冒头顶。”（《何为中年——其一关于脱发》）怎么样，够生动亲切的吧？
又如关于订报纸。咱们中国人一般自己去邮局订或由办公室代订，日本则由报纸发行部门直接派人上门劝订，死缠活磨，极难对付。那么村上是怎么对付的呢？“‘我这人不看报，所以不订报，不需要的。’我解释道，但效果总是不大。抓耳挠腮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这样拒绝：‘因为不认识汉字所以不需要报纸。’我对着镜子练习，练到自己信心十足之后，开始实际尝试。这招见效，立竿见影。哪家报纸的劝订员都瞠目结舌，只此一发便统统让他们落荒而逃。”（《关于报纸关于信息等等》）我因为没村上这本事，在日本这一年来一直半推半就地订报（日本报纸贵）——毕竟我是中国人，总不好说我“不认识汉字”。
再回到那只名叫缪斯的猫身上。“缪斯是只蛮怪的猫，最中意和我一起外出散步。每次和我散步，就像小狗似的一甸一甸跟在后头。”（《长寿猫的秘密》）每次我看到这里目光都打住不动，想像猫是怎样“一甸一甸”、自己的心也陡然一阵酥麻感开始随着“一甸一甸”。说起来，动物中我一向不喜欢“有鱼便是娘”的猫，而看了村上这两行字之后，我真的下决心准备养一只猫。文字的感染力实在无可估量。难怪村上认为“最重要的是语言”、“文体就是一切”（村上春树：《我这十年》）。
以上是我在阅读和翻译村上几本随笔集当中的感受，真的只是拉拉杂杂的感受，谈不上系统性论述。说实话，本来我不打算次次都写什么译序了。因为这么多年读下来，读者已对村上有所了解，对作品的见解有不少远在我这个译者之上，何况我并非文学批评家。但另一方面，自己毕竟比一般读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和原来的文本，所以我想自己还是有义务唠叨几句，有义务让大家分享我相对多占了的“信息资源”，同时也可借此同朋友们进行交流。
译罢掩卷，我忽然心想，生逢这个没有铁马冰河、无须挑灯看剑的时代，我们或许只能从剃刀、从掏耳朵的棉球棒里寻找哲学。这能怪谁呢？谁都怪不得的。何况，这其实更是一种幸福、一种近乎奢侈的幸福。
bsp;门外的村上（1）
村上春树认为他写小说就好像打开一扇密门，独自走进黑乎乎的门内去观察去体验去鼓鼓捣捣。因此我们通过小说看到的村上应该说是门内的村上，影影绰绰，扑朔迷离。而现在这本随笔集，终于让我们看到了门外的村上。而且要看门外光天化日下的现实中的村上，也只有翻开他的随笔。因为村上一般不接触出版界以外的媒体，不上电视不上广播不上讲台，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一方面是他“怕见生人”的天性所使然，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个人生活的完整性和“匿名性”。
幸好村上除了写小说和搞翻译外还写了不少随笔，也幸好在随笔中他是个他所欣赏的那种“心不化妆”、“精神上不化妆”的人，使我们得以看到“门外”村上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看到不同于小说主人公的“我”的“我”，看到他与常人有异而又无异的喜怒哀乐以及人生旅途中的种种际遇。
在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村上坦言自己高中时代不怎么用功，一味和女孩厮混、泡酒吧、打麻将，甚至吸烟，补习了一年才考进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的戏剧专业。考上后还是不太用功，找工作面试时被人一口回绝，气得他差点儿破口大骂（《“金字塔”景观》）。他自嘲几年大学生活“惟一的收获”就是谈恋爱得到了现在的夫人阳子（有人考证说是《挪威的森林》中绿子的原型）。而且没毕业就结了婚。婚后东筹西借千辛万苦开了一间酒吧，像“拉车的马”一样起早贪晚干了七年。每天“一大早就要把一袋子元葱细细切碎”，因而练就一手切元葱不流泪的绝活（《远离卷心菜卷》）。他还详细谈了四十岁以后为保持“男孩”形象所做的般般努力和由此产生的种种烦恼。他指出“男孩”形象同年龄无关，但须符合以下三条：（1）穿运动鞋；（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辩解。他认为第一条自己绝对符合，一年有三百二十天穿运动鞋。第三条至少可以做到“不使用文字来为自己辩解”。最伤脑筋的是第二条——“我的头发有一处不听话的地方……一旦失手，就非常麻烦。”一次从伦敦一家理发店回来往镜里一看，“怎么看都不像我的面孔。原本脸长得就无人欣赏，又给糟蹋到如此地步。……很长时间都没情绪外出，刮胡须时尽量不打量自己的脸。”（《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当然，这本随笔集是作者1991年至1993年旅居美国期间写的，主要篇幅写的是美国。其中有关日本和美国的比较读来尤其有趣。例如关于钱。村上说日本人总是把个“钱”字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有人说“村上君写畅销书钱大大的有，花这点儿算什么”（村上心里骂道纯属瞎操心）。而在美国除了迫不得已的场合人们一般不提钱，这种仿佛视钱为陌生物的“绅士氛围”让他大大舒了口气（《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再如男女平等问题。在美国常有人问村上的夫人做什么。村上回答说算是当自己的秘书：校阅整理自己的文稿、接电话、写回信等等。若在日本这样的回答十之###得到理解。而美国妇女听了则满脸困惑，似乎在说——“哼，千说万说，说到底书皮上写的还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村上终于明白，原来对方期待的标准答案即美式答案是：“我太太来美国后对流浪汉（homeless）问题发生兴趣每天在流浪汉供食中心参加服务活动还每星期去两次希伯莱语学习班准备将来把希伯莱语文学介绍到日本去。”（《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也有对更严肃问题的理性思考。村上去的是美国东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曾在此任职）。他发现该大学教员是个相当特殊的群体：报纸必看《纽约时报》、杂志必订《纽约客》、小说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啤酒必喝进口的、汽车必开灰头土脸不显眼的、衣服必穿皱皱巴巴半旧不新的。否则就要被视为异类受到排斥。总之大学是不混同于世俗社会的自成一统我行我素的城堡，大学教员乃是不为社会潮流所左右的学究式知识精英，仍不屈不挠地保持知识人、学者特有的孤高情怀（snobbism）。而相比之下，日本的大学则更为平民化、世俗化，大学老师已同“工薪族”接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本应有的孤高情怀和使命感在日本已经失落。对此村上颇感困惑。但终归还是希望“世上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俗世之外的天地”。而不喜欢“将阶级性snobbism的残存记忆作为‘柏林墙碎片’式商品向大众拆零推销的流通洪流和信息资本”（《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此外还有关于日本和美国的价值观、环境保护、美国的种族歧视、美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我们得以看到村上春树的另一侧面，看到“门外”活生生的“村上君”。应该说，这段美国生活对村上还是有影响的，他的小说开始明显带有社会投影。
门外的村上（2）
作为书名的《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是这本随笔集十六篇中的一篇。这“悲哀”二字，依作者后记中的解释，主要不是指在美国不得不讲或讲不好外国语即英语的悲哀，而是“自己如此命中注定似的受困于不具‘自明性’的语言这一状况本身所含有的某种类似悲哀的东西”。那么回到母国日本讲日语“悲哀”就没有了么？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纵然使用有“自明性”的日语也有无法沟通无法自明的时候。“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我们迟早都将在若明若暗的地带被无言的‘自明性’所背叛和抛弃。”——我们的人生之旅将永远背负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希腊和土耳其旅途中的村上
提起美国，相信不少人不以为然——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