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庆幸我长得象我妈,而不象我爸。我也庆幸我没有妹妹,不然她长得准象我爸。我是个纯粹的追求视觉上的美感的人,这点在看电视电影方面表现得特别严重一些。比如说,看电影电视里的时候,倘若男女主角长得不够漂亮又对不起观众的话,剧情再美妙我也不看的。
我情愿没有妹妹也不要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妹妹。
春色和夜色
第四章
我觉得我有必要再来向读者介绍一下我的家境吧。我的家境并不富裕。或者说,我们家是个远离富裕的家庭。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什么富家子弟。
相反,我家头几年穷过、窘过,穷窘得叫人难以启齿。
但无论我家的日子怎样糟糕,同龄孩子有的,我爸妈依然会尽力满足我的。我不是富家子弟,但我也有富家子弟的待遇。我是说,我也是我爸妈的独生子,我也是我爸妈的掌上明珠。
我爸妈把我藏在心窝窝里。我爸妈合起来把穷和窘都承包了。
随着爸妈永不停歇、勤做苦扒地忙活,我家的日子越往后走,也就越来越过得像个正常百姓的日子了。
在我爸妈的生命历程中,既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又遭遇到文化大革命,好不容易盼到太平日子,又遇到下岗了。
“我就闹不明白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啦?刚看到好日子来,偏又转个弯走没了……”我妈常和我爸叨唠着这一句。
我也闹不明白。我爸爸妈自个儿的年代都闹不明白,我能闹明白?闹那么明白干什么?还不是下了?!
我爸妈原来都是一个单位里的工人,后来单位效益不行要裁减一部分人员了。我爸和我妈双双下岗了。为此,下岗成了我爸和我妈这辈子永远的伤痛。
爸妈是八年前下的岗,也就是九十年代中期。一个悲伤的纪念年。我永远记得那具体的一年和具体的一日,但我不愿说出来。下岗还跟我爸妈不得已拣破烂为生孪生兄弟一般地联系在一起。
我爸妈也是以那样的生存方式而感到羞耻的。我也是。我家靠拣破烂过活的那一年,我爸妈和我倘若是在外面相遇了,一般是不肯对彼此做出相识的表情来的。爸妈在家里对我说:“科子,如果在外面不小心碰到了你爸妈,就只当是不认识的。如果爸妈不小心跟你打招呼说说话儿,你就说‘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爸妈也不怪你。”
听着这话,我心里酸楚楚的。但我想我虽然也为爸妈这样的过活方式而总感到难为情,也害怕在同学或老师面前不小心遇上我爸我妈推一板车手拿一根带钩儿的长木棍的情景。但真要是避不开这样的见面的情景,我想我得豁出去:为证明我还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点良心吧!到底他们还是我爸我妈。皇帝老爷不也有穷亲戚么?呵呵,我就是这样想的。但我爸我妈一直不晓得我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晓得了,他们也不会给我表现的机会。
我爸我妈从来就不在我们的生活区内以拣破烂的形象出现。他俩怕在我的熟人面前出现比我还要紧张小心一百倍都不止。
那一年我正好上赶上初三中考,正是需要营养补充大脑和长个儿的时候。我们班上的同学个个都在进行“大补”,什么脑力宝、脑黄金、脑白金、记忆灵的,合起来吃比一天的饭还多。我并不稀罕这些,而况,班里的不少同学从上初二开始起就进入“大补”状态,可学习仍然一塌糊涂。可见,那些吃了能够叫白痴也正常、叫智商平平的人一举考研、叫有点智商的人十拿十稳的当上科学家的“补药”也不怎么奏效。不过是一些合法化的谎言;镶着金济花边儿的憧憬与自我欺骗。
再说转来,我们家在那阵子几乎穷得连锅都揭不开,但我碗里每天还能见到些肉屑子和保证一天一个鸡蛋。我知道这是我爸妈天天酱油泡白饭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
我很伤心难过,我誓言一定要努力考上重点中学。
结果我考上了。我觉得我总算对得起我爸妈那阵子的酱油泡饭。
为了生活和我的学费,或者更确切的说,为了防止我今后步他们下岗、失业的后尘,我一向老实巴交的爸妈放下他们的不被人看重的或被人看作是一文一值的、但他们自个儿看得比什么都珍贵的自尊心。
从残酷的现实中他们终于认识到,自尊心是不能够当饭吃或兑换成我不断上扬的学费的。在耗尽家里所有的积蓄之后,他们不得不从事人见人鄙的拣破烂儿的下作活儿。
我上了中学以后,爸妈就匆忙收手不干那丢人的活儿了。他们在房里嘀咕过:“科子越来越大了,咱作爸妈的总不能让他为咱抬不起头来吧?!”
嘀咕后的第二天,爸妈用拣破烂攒下的钱买了一台冰柜。从此也就不再拣破烂了,而在我们生活区附近干起了卖冰棍汽水冰激凌的活儿。这比起捡破烂儿要体面许多。再后来,也就是三年后,爸妈又用卖冰棍汽水冰激凌攒下的钱在离我们家两站路的街面上租了个门面,专卖中低档成衣。
店里的生意不怎么样,不像八十年代初那么容易来“经济”,但只要节省点,负担起全家人的生活和我的学费基本上是不成问题。
总之,因为爸妈开了间成衣店,我们家也开始逐渐地远离贫困。
可以说,我是爸妈的一切,他们的命根子、希望、精神的支柱,生活的动力、安慰和他们放下自尊及放下一切而顽强生存下去的的理由。用爸妈的话说,日子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
爸妈的所作所为也潜移默化地演变成我学习的动力。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这是我努力的结果。因而,爸妈把他们曾被“文化大革命”毁掉的上大学的梦寄托在我身上。从他们平时对我的教导或者不如说唠叨里,我知道他们寄托在我身上的不纯属是个梦。梦有破灭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给我建立的这个梦,是绝对不容许破灭的!
我有什么理由不上大学?我一个理由也没有。一,家庭经济状况能够支付得起我的一切学费;二,我没有机会遇上爸妈所遇到的“文化大革命”;三,爸妈是将我健康的带入到这个世上来的……这就意味着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
我只得拼命学习。
我不好好学习首先对不起的不是自已,而是我的爸妈。
我无法忘掉爸妈在我中考那年里偷偷避开我的视线蹲在厨房里吃酱油泡饭的情景。
那情景是我永远的伤痛或者说是我奋发的最有力的动力。或是耻辱。
那时候,我特懂事似的。人在遭遇窘境时,都特懂事儿。可是,当日子过好了,不知怎的,就不是那么一回子事儿了。小孩子这样,大人也是这样。
我从小并不知道北大和清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从爸妈和老师那儿知道了那地方为什么会是十二亿中国人的梦想。
在家里的时候,爸妈说:“所有考入清华和北大的人,都不会担心自已这辈子会碰到下岗。”
我憎恨下岗。所以每当爸妈用下岗来教育我的时候,我想,我不要让自已下岗。下岗于我就意味着酱油泡饭。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老师激情万状地说:“什么是理想?理想就是每个人都想过好日子,拥有别人没有的、最好的物质生活。想过好日子就得考北大和清华。没考上白大和清华就等于白考。”
那时候,我有时候常听到邻居家的张叔叔对他不满十岁的儿子说:“好儿子哟,听爸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长大了才能娶个漂亮的媳妇儿。”
还有一次,我到公园去玩儿的时候,看见一个男人逗一个女人怀里的婴儿笑道:唉呀!一看就是个有福的小子,长大准保能养得起几个‘二奶’……小子,可别像你叔这样没出息,连一个黄脸婆都养得有点吃力……”婴儿的妈妈笑得合不拢嘴,也不推辞就快乐地收下这份“祝福”。
结果,我还是受爸妈不断灌输的影响多些。因为老师讲的“好日子”太抽象了,我没法摸清楚它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太好了。好得有些理想化了。我当时只希望每天能吃到烤鸭就很满足了。可老师的“好日子”里说烤鸭不算什么。我也没打算要“二奶”。一是觉得“二奶”不能当饭吃,而且还要我给她饭吃,这不是很不划算吗?二是,我当时已经有代星儿了,我只要她一个女孩做我的女朋友就够了。代星儿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我是班长。我和代星儿住一个社区,我们常常一起上学放学。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我们在一起时除了手牵手之外,其它什么也没做。
对于一个正处在发育期间的少年,无论心理还是生理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对异性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致和好奇心。老实说,我很想和代星儿做那个或想要看看她的身体。这愿望像一条冬眠的蛇,带着随时都要咬啮人的欲望与躁热。毫无疑问,我的心受到了代星儿日渐隆起的胸部的咬啮。每晚的梦里,我总梦见代星儿赤裸裸地站在我面前,任我欣赏她抚摸她……睡到半夜时常常因过分兴奋而醒来,结果一摸床单,总是湿搭搭的,我的脸不由自主地涨红起来。第二天与代星儿在一起时,我仍然循规蹈矩。
我知道,能考上这两所名牌大学的难度跟它们本身的名气一样成正比。甚而夸张一点的说,想顺利考入北大或清华一点都不比徒步登珠穆朗玛峰要容易。前者可以靠点运气,后者登的可是智慧之高峰,哪里有运气可寻?
我不断地告诫自已一定要憋足了劲儿,好好为北大或清华去拼拼了。我们出身在平凡家庭的孩子,既丧失了继承父辈遗产的指望,父母也没有创造出一个“一人当官,全家沾光”的机会,我们若想实现自已的理想,过好生活,就只得把愿望寄托在读书这一条道路上了。
虽然靠读书读出一片大好前途来的做法有失冒险,但总还是应当去努力搏一搏的。怎么说,知识总是比中六合彩有效得多。因为知识是永远不会过期的,这就是它比彩票要可靠得多的最主要的原因。
爸妈俩也有乐趣。乐趣不多,最多也只有二样儿:
一是,赌博。赌的不是钱财,不过是用一副赌徒的心理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我的高考的那一天早日来临,也好揭开他们寄予我的大学之梦是否得到兑现。虽然心里带着60%的自信,但也带着40%的惶恐。也是,有哪个赌徒在面对一场赌局的时候敢说自已有100%的信心赢或者输呢?毕竟还是一场赌局,耗费着的是他们的精神、爱和汗水,结果赌的是他们儿子的前程和命运是否和自已梦中架构的那样,有一个美妙和美满的结局。
二是,数钱。从早到晚,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忙着。爸妈的乐趣不在于事业本身的意义和看到自已在劳动中存在的价值,而在于是否能赚到钱。钱是他们此生真正的、唯一的乐趣。
不可否认,在近十年来,我们家的生活渐渐得到了改善。可是,他们还是像下岗的时候那样节省,很少穿新衣服,换新鞋,也很少下馆子吃饭或打车。为了能省下一毛钱,妈妈甚至放弃了附近的菜市场,不管是大热天或大冷天顶着太阳或雨雪到离家两三站路的菜市场去买便宜那一毛的菜。
妈妈一买就是一大堆,结果却并不讨好,滥了倒了不少。但她依然觉得她赚了。所以下回还会照旧去那个或者更远一些的菜市场买便宜一毛半分的菜。然后又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吃不完滥了再倒掉。
只就这件事,我曾以最终还是妈妈吃了亏逐一分析给妈妈听,但妈妈怎么想都觉得是她拣了便宜了。
如此之类的例子太多。我讲过几回道理,分析过几回给妈妈听。爸爸在一旁常插嘴道:“你也别跟你妈计较,我们这样节省,还不是为了你?!”
妈妈因为有爸爸这句话撑腰,越发的觉得自已有理儿:“你小子还不相信你妈?!”
我还能说什么?!
那时候,爸妈每天都很晚回来。他们一回来就直奔他们的卧室。不是睡觉,而是席地而坐、沾着唾沫一张一张地数他们白天赚了多少或亏了多少钱。
我在他们回来时常常被惊醒了。我的卧室在爸妈的卧室的斜对面。我能从他们卧室里传出来的声音里听出他们当天是赚了还是亏了?
赚钱的时候,从他们的卧室里就会传来小声的嘻戏声;亏了的时候,不是小声的争执、埋怨,就是唉声叹气。
我希望每天夜里能听到从爸妈的房间里传来嘻戏声。
我爱他们。虽然我爱得有些模糊,或寻不来爱他们的理由。这就是亲情之爱吧?!
但我知道,他们爱我胜过爱他们自已的生命。
爸妈爱我,就跟人们爱漂亮的美元或人民币一样。
爸妈只能赚人民币。
不知由哪天起,我觉得爸妈爱人民币比爱我多些,甚至爱得还要霸道。
他们的爱的排列顺序不知不觉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前的排列顺序是:我——钱——他们的生命。
现在是:钱——我——他们的生命。
那阵子,我很失落。非常,非常!
后来从一本书上看到关于青少年在进入青春期时,容易患上一种叫作“青春期抑郁综合症”。当时,我确信我是患了这种病症的。
所以,一想到钱,一看到钱,我就容易将我自已同这个东西作比较,结果我觉得我一天都比一天的比钱在父母的心目中变得轻了。
钱!钱!钱!虽然我咬牙切齿地念着,但我怎么也没法恨它。恨不起来,也不敢恨。它太强大了。
我是从爸妈越来越频繁的吵嘴中感觉到的。因为爸妈每次吵架都是为了钱。有一回深更半夜两人吵着吵着竟然动手打起来了。在我的记忆中,爸妈吵架的时候虽然时有发生,但打架还是头一回看到。即使在酱油泡饭的那个艰难的日子里,我也没有见他们动手打过架。
那一天,他们照例回来得很晚,照例一回来就钻进他们的卧室席地而坐,数钱。数着数着,就听到妈妈大叫起来了。后来不知怎的就打起来了。最后就传来妈妈夹着哭腔的漫骂声……
我心里有些害怕,反感,不敢出自已的卧室。我偷偷地趴在我的房门后面的门缝往爸妈的房间里看去,但什么也看不到。我只能竖起耳朵听她们房里发出来的每一个动静。我很快就听出来了,好像是因为爸爸那天收了好几张一百元的假钞。做的本是小本买卖,一天能赚个百来块钱就算不错了,可现在不断没赚,还要倒贴进去几百元。天杀的造假者!
妈妈自然是对爸爸又气又怨,爸爸也大约是觉得他自已在外面吃了这样大的亏,心里本来就难受又没处泄愤,见妈妈又哭又骂又怨,一时就把气发在妈妈身上了。
第二天妈妈肿着脸和眼,又和爸爸出门去店里了。
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和伤感。
同时,不知由哪天起,我发现爸妈的自尊心又回来了。因为他们无论是吵架还是干架,总是暗地里吵,从不张扬出去。在外人面前还是那样和和气气,谁也看不出他们就在昨天或一小时前吵过或打过。
我对生活开始有了一种美好的向往,我渴望那种没有争吵地、平和的、温馨的家庭。
家里的环境比从前好了,但却不再宁静。总是吵哄哄的,整天议论着一个“主题”,钱!我爸爸的“妻管严”不知由哪一天起渐渐退去了。退去了“妻管严”的爸爸没从前那样可爱。因为家里的争执就是由爸爸的“妻管严”而变得一天比一天不得安宁。当然,也不能全怪爸爸,妈妈的疑心也一日比一日重。老是无缘无故的疑心爸爸攒“私房钱”。
爸妈都怎么啦?年龄越大,怎么就越不“懂事儿”呢?
我怀疑,爸从未真正患过“妻管严”,虽说能够做到在生活细节问题上忍受住了母亲偶尔的霸气、无理与喋喋不休,那全都是看在生活的份儿上。爸爸是明白这么一个理儿的:要想获得平静、安宁的生活,必须先学会忍,学会理解生活。爸爸确实是把生活看作一个女人,一个霸道的女人。也就是说,爸爸把妈妈看作生活。
生活稍微有所改变的时候,爸爸就以为自已开始征服了生活,也要开始征服我妈。所以,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无论是对是错都要忍气吞声地接受了。
我讨厌家里的争吵。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心里萌发了想要离开家庭、离开父母的想法。我把这实现远走高飞的愿望偷偷寄托在高考之上。高考是我远走高飞的唯一的机会。我相信,我有能力考上大学。虽然不一定能考到北京,但我远走高飞的目标也不只有北京的清华和北大,其它任何城市的大学也行。
都说高考是“魔鬼训练”或“黑色的七月”,每个人都争分夺秒地学习、复习,恨不得把一分钟掰开当做两分分钟用。我却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反而觉得时间走得太慢了。
进入高考那年,尽管我也非常的忙碌,但我一心渴望和期待高考的那一天能尽早到来。
远走高飞这份渴望的心情随着年纪的一天天的增长,而且一天比一天强烈。老实说,我不是为了尽快实现爸妈寄托在我身上的梦想,而是因为我想离开爸妈和这个家独自生活。
我甚至想,我走得越远越好。
可是,十七岁高考那年,我没能考上北大或清华。但我爸妈依然很以我为荣,因为我考上了我所在的南京市最好的大学。
当然,我也没权利在报考志愿表上填写志愿。像填写报考志愿这类事情,向来是中国父母的权利,但这权利是庄严的、郑重的、折磨人的。同时,填志愿表又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中国的孩子也十分愿意将这项重大的事交给父母去办。
赌博于身心有害,这是惯常的训诫。大约父母们都不愿意看到自已的命根子的身心受到伤害,所以大义凛然的接纳这样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郑重的事儿,很有些悲壮。但又害怕得罪了子女。犹其象我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