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在柏林大学的新学期开始了。

我找到数学分析的教室，推门而入，能容纳六十人的阶梯教室已经坐了大约四十多人。男生占比绝大多数，女生只有我一个。

我选择了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这个位置光线充足，与黑板距离适中，能观察到整个教室的动态。

几个刚走进教师的男生在我前排坐下，回头瞥了我一眼，眼神中是毫不掩饰的好奇。

“女的？数学系？”

“她看起来......年龄很小”

“听说这届招了三个，另外两个在隔壁班”

“能坐在这里，至少br成绩应该不差吧”

“成绩好又怎样？女人学数学，最后还不是要回家生孩子？”

到了九点整，教授准是踏入教室。教授是奥托·冯·维兰德，五十岁左右，灰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深色西装，金丝眼镜后目光锐利。他的着装符合保守的中产阶级教授的特点。

他放下讲义，视线扫过教室，眉头微蹙了一下。

“欢迎来到数学分析，这门课是数学系的核心基础，它将检验你们是否真正具备严谨的思维品质。在过去几年，我注意到了一个趋势”他停顿，“越来越多的学生，尤其是那些不适合高强度抽象思维的学生，盲目选择了数学系，最终不仅自己痛苦，也拉低了整体的教学标准。”

教室里完全安静下来，几个男生交换了眼神。

“数学”，维兰德教授继续说，手指指节轻轻叩击讲台”需要绝对的逻辑清晰，抽象想象力，以及持久的专注力，这些特质”他的目光扫过我，“在某些群体中的分布，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存在天然的劣势，这不是偏见，这是科学事实。”

我翻开课本，看向第一章节，听这些与数学分析无关的话语并无必要。

“我知道现在流行一些所谓的‘妇女解放’论调，但作为教育者，我有责任指出，女性的大脑构造更适合感性、具象的任务，比如养育子女，照顾家庭，试图强行进入需要高度抽象思维的领域，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一种资源错配.”

坐在我前排的一个男生低声对同伴说：“听见没？教授说得对。我妹妹连二元一次方程都解不好”

他的同伴轻笑“女人就该待在家里生孩子，到这里来抢男人的位置，可笑。”

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δ定义，我记下，并在旁边画了简单图像示意。

维兰德教授开始讲解极限的严格定义。他的讲解清晰，逻辑严密，确实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在举例时，他选择了一个涉及物理运动的问题：“假设一个质点沿直线运动，位置函数为()等于的平方，我们需要证明当趋近于2时……”

他用这个例子演示如何用-δ语言证明极限。讲完后，他看向教室：“有没有人能给出另一种函数的类似证明？比如()=1/在趋近于1时的极限。”

我举起了手。

维兰德教授似乎有些意外，但还是点了点头：“请讲。”

“对于()=1/，要证明(→1)1/=1。给定任意;0，我们需要找到δ;0，使得当0;|-1|;δ时，|1/-1|;。”我的声音平稳，“|1/-1|=|(1-)/|=|-1|/||。由于趋近于1，我们可以先限制δ≤1/2，那么||;1/2。于是|-1|/||;|-1|/(1/2)=2|-1|。令2|-1|;，即|-1|;/2。因此取δ={1/2,/2}，则当0;|-1|;δ时，有|1/-1|;。证明完成。”

教室里一片寂静。维兰德教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缓缓点头：“正确。证明过程完整且选择了合适的δ限制。你叫什么名字？”

“露娜·诺伊曼。”

“诺伊曼小姐。”他在名单上找到我的名字，做了一个记号，“很好。但记住，一次正确的回答不意味着长期适应。数学是马拉松，不是短跑。”

下课铃响了。维兰德教授布置了作业：十道题目，从基础到复杂，最后一题标注“可选，挑战性”。

我收拾书本时，听到后排两个男生的对话。

“她居然答上来了。”

“运气吧。女人擅长死记硬背，可能预习过这个例子。”

“维兰德教授说得对，她坚持不了多久。我听说去年数学系招了五个女生，现在只剩两个了，有一个成绩很好，但据说是冯·菲舍尔教授的女儿，有更多的资源。还有一个垫底。”

我拉上书包拉链，走向门口。走廊里人潮涌动。

高频电子电路理论与应用在工程学院的实验楼。这次课程是先导课。

走廊墙壁上挂着电路图、机械设计图和工程师的肖像，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金属和机油气味。教室里已经有二十几个学生，清一色男性，穿着工装或衬衫，手臂粗壮，指关节有老茧。

我走进教室时，交谈声瞬间低了下去。十几道目光投向我。

我在中间找空位坐下。前排一个红发男生转过头，上下打量我：“小姐，你确定没走错教室？这里是高频电子电路，不是家政课。”

周围响起几声压抑的笑。

“我确定。”我摊开笔记本。

“这课很难的。”另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推了推镜框，“要焊电路，要调试高频振荡器，还得爬梯子接天线。去年有个男生被高压电打到了手，住院一周。你真的要上？”

“课程大纲上没写性别限制。”我说。

红发男生摇头：“我们是好心提醒。女人体质弱，神经敏感，这种高强度、高危险的课程不适合你们。你应该去学文学、艺术，或者干脆早点结婚。我妹妹和你差不多大，她就在学钢琴和插花。”

教授进来了。鲁道夫·克劳斯教授，四十多岁，身材魁梧，穿着沾有焊锡痕迹的工装外套。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皱起眉头。

“那位女同学。”他直接指向我，“你叫什么？”

“露娜·诺伊曼。”

“诺伊曼小姐。”克劳斯教授走到讲台前，“高频电子电路涉及高频电磁场理论、真空管放大器设计、射频调制解调。课程包括每周三小时的实验，需要操作高压设备、高频信号发生器、示波器。这些设备对操作者的体力、反应速度和抗压能力有很高要求。基于安全考虑，我建议你退选这门课。”

“我可以胜任。”我说。

克劳斯教授双手撑在讲台上：“这不是能力问题，是责任问题。作为教授，我要对所有学生的安全负责。女性在面对突发高压放电或设备故障时，更容易因惊慌而做出错误操作，危及自身和他人。而且，这门课的最终项目需要小组合作，搭建一个完整的短波收发信机。需要搬运重型设备、架设天线、长时间调试。你认为你能完成这些体力工作吗？”

“我可以。”

“你还很固执。”克劳斯教授摇头，“听着，我不是在歧视你。相反，这是对女性的保护。德国妇女的基本愿望是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这是自然赋予的天职。我们的社会需要健康的母亲和稳定的家庭，而不是让女性在实验室里冒着触电风险、熬夜调试电路。这是对民族未来的负责。”

红发男生大声说：“教授说得对！女人就该待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