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生活，蔑视别人，赶走别人，让别人受苦受难。我叫他不必担心害怕，说他不会冒什么风险。因为大哥唯一害怕的人就是我，他在我面前自然会出奇的胆怯。

从来就没有说过你好，晚安，新年好。从来也没说过声谢谢。从来就不交谈，从来就不需要交谈。全都呆在那里，默默无言，人远情疏。这是一家铁石心肠的人，僵化透顶而无任何接近可能的人。每天我们都企图伤害对方，甚至互相残杀。我们之间不仅不说一句话，就连相互看一眼也没有。即使迎面碰上，彼此也视而不见。谁要是瞟谁一眼，那就意味着会有好奇之心而有失身份。因此，相互不屑一顾。交谈这个词在我们之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想在这里最恰当的词莫过于“厚颜无耻”和“狂妄自大”。整个集体，无论算不算家庭，对我们来说都是可憎、可耻的。我们全都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们兄妹叁个共同历史中最根本的因素，因为我们都是这位善良的、被社会所杀害的母亲的孩子。我们站在这个曾经迫使妈妈沦入绝境地的社会的一边。由于人们对我们这位如此和蔼、自信的妈妈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憎恨生活，也憎恨我们自己。

妈妈并没有预料到她的失望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说的主要是指那些男孩子，那些儿子们。不过，纵然她已经预见到了，那她能够对她自己的身世保持缄默吗？能佯装她的音容，她的目光和她的母爱吗？不会的，对她来说，她早该自杀，早该解散这个难以相处的家庭。早该让老大和那两个兄妹彻底分开。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是如此粗心，她是如此轻率，她是如此不负责任。她向来就是如此。她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叁个对她的爱超过一般的母子情。就凭这一点，她本来就不应该对我们守口如瓶，隐瞒、撒谎。尽管我们兄妹叁个性格特点，可我们对她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儿女之心。

这段历史是漫长的，它整整持续了七年。开始时我十岁，然后我十二岁。然后我十叁岁。然后十四岁、十五岁。然后十六岁、十七岁。

母亲经历了这些年代，整整七年。而最后她的希望终于破灭了，理想终于被抛弃了，就连阻挡海水的雄心壮志也被抛弃了。我们在阳台间的阴凉处望着对面的暹罗山，尽管烈日当空，阳台间里则常暗淡，几乎一片漆黑。小哥哥死于1942年12月日本占领时期。1931年，在我通过第二次中学会考之后我就离开了西贡。在这十年当中，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到底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他那封信写得很得体，信是重新誊写的，没有错误，书法也很讲究。他在信中告诉我他们都很好，妈妈的学校也搞得很顺利。这是一封写满两页纸的长信。我还能认出他小时候的笔迹。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套房子，一辆汽车，还告诉我汽车的牌名。他说他又重新打起台球，说他很好，一切都顺利，还说他如何地喜欢我，紧紧地拥抱我。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谈到我们的大哥。

每当我提起我那两个哥哥的时候，我总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就象妈妈那样，她也总是这么做的。我说：我那些哥哥，她在外边也这么说：我那些儿子。她总是爱用一些难听的话来形容她那两个儿子的力气如何之大。至于他们的外表长相，她却从不细谈，她不说老大要比老二强壮得多，她只是说老大和她那些北方农民兄弟一样强壮。她为她的儿子气壮如牛感到骄傲，就象她往日为她那膀壮腰圆的兄弟感到骄傲一样。和大儿子一样，她也瞧不起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对于我这位堤岸的情人，她和我哥唱着一个调子。我不想把他们那些言语写出来，因为那些挖苦的话犹如沙漠里腐烂的尸体一样叫人恶心。我说：我那些哥，那是因为从前我就是那么说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改了口，因为那时候我的小哥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也成了一个受虐待的人。

在我们这个家里，不仅从来不过任何节日，从来没有见过一棵圣诞树，没有一条绣花的手绢，也没有摆过一束花；甚至连一个入土的祖宗也没有，既没有一座坟墓，也没有任何一个值得怀念的人。唯独只有她自己。大哥后来成为杀人犯。小哥哥则就死在空虚大哥的手里。而我却远走高飞，总算逃脱出来。直到她死的时候，只有大哥跟着她。在那个时候，妈妈因为我那个堤岸的形象——我的情人而暴跳如雷。她对在堤岸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但是，我看出她在窥探我，我知道她早已有所怀疑。她了解她的女儿，她发现不久以来这个孩子神态失常，看来似乎变得有点持重，引入注目，说起话来也比往常更加慢条斯理，过去她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而如今却变成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连眼神也都变了。她已经成了她母亲不幸的旁观者，仿佛她正在步母亲的的后尘。这一切给妈妈的生活带来了突然的不安，因为她的女儿正冒着最大的危险，她将永远嫁不出去，永远无法在社会中立足，面对着这个社会，她将一无所有，毫无希望，孤单寂寞。妈妈大喊大叫地向我扑过来，她把我关在房间里，用拳头捶我，打我耳光，剥光我的衣服，凑近来闻我的身子，闻我的内衣，她说她发现我身上有那个中国人的香水味，她还迫近我，看我的内衣裤上是否有可疑的污迹。然后她便大声嚎叫，好叫全城都能听到她的声音，说什么她的女儿是个婊子，她将把她赶出家门，说她恨不得看我立即暴死，还说再也没有谁会要我，说我臭不要脸，连狗也不如。她一边哭，一边说养这么个女儿有什么用，还不如趁早把她赶出家门，名得弄脏这块地方。

我大哥正呆在关着我的这间屋子的墙后。

大哥在那里替妈妈帮腔，他对她说这个孩子该打。他的声音低沉、亲切、温柔，他对她说无论如何必须弄清事情的真相，不能让这个丫头误入歧途，不能让妈妈灰心失望。妈妈使尽全身力气抽打着我。二哥嚷着叫妈妈别管我。二哥跑到花园里去，他躲起来，他害怕我会被打死，他害怕，他总是害怕这个陌生人——我们的大哥。小哥的害怕使妈妈平息了怒气。她为她生活中的灾祸和她那有失体面的女儿面哭泣。我也和她一道哭起来。我发誓在我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就连一个亲吻也没有过。我说：你想我怎么能够和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和一个长得又丑、又娇弱的中国人干出这种事？我知道大哥正靠在门外，他在那里听着，她知道妈妈在干什么，他知道妹妹正光着身子挨打，他希望妈妈能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毛病。妈妈并不知道大哥这一阴险、毒辣的用心。

那时我们都还很小。大哥和小哥哥往往无缘无故地打起来，经常是哥哥对弟弟说了一句：滚开，别在这里碍事！说着就动手打起来。他们只顾互相打，谁也不吭一声，只听见他们喘气、喊疼、还有那拳头的闷响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妈妈总是用一种大喊大叫的歌剧般的嗓门来给这战斗的场面伴奏。

他们都一样善动肝火，而这种肝火也只有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或父母之间才能看到。大哥不在家里家外随心所欲、作恶欺人就感到难受。而小哥哥则因为目睹大哥这惊恐怖行径无能为力而苦恼。

当他们互相的时候，我们既担心小哥会被打死，同样也担心大哥会被杀掉。妈妈常说，他们在一起总是打架，从来也没有一起玩过，从来也不在一起聊聊天。他们唯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有同一个妈妈，尤其是有同一个妹妹，不过那也只是血统相同而已。

我想妈妈也只有在提起大哥时才说：我的孩子。有时候她也这样叫他。而对其他两个孩子，她总说：那两个最小的。

家里的这些事，我们在外面什么也不说，我们首先学会对我们生活中最要紧的事——贫穷——保持缄默。还有，对其他的一切也一样保持缄默。那些最初的秘密，这个词显得有点言过其实，那就是我们兄妹的情人，我们那些在村外的幽会，最初是在西贡的街头，后来在客轮上、火车上，尔后则无处不去。

傍晚时分，尤其是在旱季，妈妈突然心血来潮，她叫人把屋子上上下下彻底洗刷一遍，她说这是为了干净，为了凉爽。我们的房子就建在土堤上，和园子隔开，使它免遭毒蛇、蚊子、红蚂蚁、湄公河的水患以及季风带来的水患的袭击。由于房子地势较高，所以大扫除时可以用大桶水、大桶水地冲洗，可以让它象园子一样全都泡在水里。水顺着台阶往下流，流进了院子、灌进了厨房。那些小男仆特别高兴，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嬉戏，大家互相泼水，然后我们用马赛的肥皂洗刷地面。大家都光着脚丫，妈妈也光着脚丫。妈妈笑啦。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闹她都不会反对。整座房子香气扑鼻，它有一股被暴雨冲刷过的湿泥土所散发的那种清香气味，这股泥土的气味一旦和马赛肥皂的气味，和纯正、正派的气味，和那衬衣的味道、母亲的味道，和母亲那纯朴、宽宏的味道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水一直流到小道上。男仆的家属都来了，连他们的客人也来了，邻居白人的孩子也来了。看着满屋子家具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妈妈非常高兴。有时妈妈会格外高兴，每当她忘掉苦恼的时刻，每当她清洗屋子的时候，那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妈妈走进客厅，弹起钢琴，她只会弹那首早先在师范学校学过的、如今还背得出来的曲子。她唱着歌。有时甚至边弹边唱。她站起来，一面唱、一面跳。房子突然象一个池塘，一块河边的田地，一片水滩，一个沙滩。而我们才感到高兴。

正是那两个最小的孩子——小妹妹和小哥哥——首先乐极生悲，想起不愉快的往事，于是立即收起笑容，向那暮色苍茫的园子中走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我们用清水洗房的时候，大哥并没有在永隆，当时他住在我们在法国的保护人——洛特…加龙省的一位乡村神甫家里。

大哥偶然也有笑的时候，可他从没有象我们一样笑得那么欢。我把什么都忘记啦，我忘了谈起这个，我和小哥哥都是爱笑的孩子，我们常常笑得喘不过气来。

战争和童年给我留下了同样灰色的记忆。我把战争时期和大哥在家里的统治混淆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小哥哥就死在烽火连天的时刻：他的心脏，就象我上面所说过的已经停止跳动。我相信，在战争期间，哥哥一直没再见过弟弟。对他来说，弟弟的死活再也没有了解的必要。我觉得这场战争就象他本人一样，四处漫延，无孔不入。偷窃、毒害，无处不在，一切都和它搀和、搅混在一起，它存在于躯体中，存在于心灵里，醒时可见，梦里萦绕，就在那块令人爱慕的领土上，它时时刻刻无不为热衷于侵占孩子、弱者以及被征服的人民躯干而苦恼，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邪恶就在那里，在家家户户之中，残害生灵。

我们又回到他那单身的住处。我们相亲相爱，难分难舍。

我有时并不回寄宿学校，而在他身边过夜。我不大愿意躺在他那热扑扑的确里睡觉，只是和他同屋就寝、同床入梦。有时我也逃学。夜里，我们上城里的馆子吃饭。他给我洗澡、给我化妆、给我穿衣服，他喜欢我。我是他生活中最喜爱的女人。他总是害怕我另有外遇而整天担心受怕。而我对这种事情从来就不在乎。也无惧怕。他之所以担心吊胆，还因为他意识到，我不仅是一个白人姑娘，而且我年纪太轻，万一泄露天机，那他将锒铛入狱。我是守口如瓶，并打算继续向妈妈、专项是大哥撒谎。我嘲笑他胆小如鼠。我对他说我们家穷得很，妈妈根本就打不起官司，再说过去她也打过不小官司，可全都一败涂地。无论是为了那本土地册，还是抗议行政当局或地方总督，甚至反对现行法律，她无不一一以失败告终，她不懂得吸取教训，叫她心平气和地等待、再等待，她办不到，她大声疾呼，那也不过是白费唇舌，枉费心机。对我们的事，她也将会如此而已，全然不必担心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美国人，我好象记得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十分明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那是1943年的事。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红颜刚谢的金发女郎，长相相当俊俏，她常常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我突然想起她说话时那种和她寻细尖嗓子不大协调的低沉的声音。她也已经四十五岁了。她住在十六区，就是在阿尔木桥附近。她的寓所就在塞纳河岸边一幢楼房的最高一层。我们常常到她家里吃饭；冬天吃晚餐，夏天吃午餐。饭菜都是从巴黎一流的馆子订来的。菜色总是相当体面不过份量不算多，只是勉强够吃。我们向来只能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从没有在外面见过。有时候，她家里也来一个马拉尔梅式的诗人，可经常也有一两个，甚至叁个文人，不过他们往往只来一次就再也不见露面了。我一直弄不清楚她是从什么地方邀请来这班人，在什么地方认识他们的也搞不明白到底她为什么要邀请他们来。这班文人，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一个，既没有读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他们的作品。用饭的时间并不长。大家谈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事，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事，时间是1942年终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听得多，打听的也多，就是很少说话。竟然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知道，她常常为此感到惊奇，她笑了。一吃完饭，她就起身告辞，因为听她说，她还有事要做。她从来也不说到底她在忙什么。每当我们人数较我的时候，在她走了以后，我们继续在那里呆上一两个钟头。她常对我们说：你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在她不在的时候，谁也不议论她。其实我想谁也广议论不了她。因为实际上谁也不了解她。我告辞回家，心里总有种似乎白天做了场噩梦的滋味，好象是在陌生人家里呆了几个钟头，那些客人也都如此，彼此都不认识，似乎都在那里消磨时间，得过且过，没有任何人情或其他方面的动作。到了那里就象穿越了第叁国国界，又好象是乘火车旅行，或者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在旅馆或在广场。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向着塞纳河的宽阔的平台上进午餐，并且在占满整个屋顶的花园里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可谁也没下去游泳。大家举目眺望巴黎，那空荡荡的大街，还有河流和小巷。在那些行人稀少的街巷里，卡特莱兰花绽开着绚丽的花朵。我常常看着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几乎是随时都盯着她，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却无法移开视线。我之所以盯着她，目的是想看到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总在这里而不去别处？为什么她要从如此遥远的波士顿来到这里？为什么她是如此富有？为什么人们对她竟然一无所知，丝毫不了解她的任何底细？为什么她总要似乎是迫于无奈地接待这些客人？为什么在她那深邃的眼睛里有某种死亡的微粒？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所有的裙子都似乎缺少一点令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使得这些裙子仿佛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仿佛要是这些裙子穿在别人身上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这些裙子颜色都不鲜艳，端庄正统，非常浅淡，甚至是白色的，好象严冬里穿起雪白的夏装一样。

还有一位名叫贝蒂·费尔南代兹的。每当女人的形象在记忆中回荡的时候，男人的形象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挤进来。贝蒂·费尔南代兹也是一个外国女人。一提起她的名字，她就仿佛展现在你的眼前，你看，她正漫步在巴黎街头，她是个近视眼，看东西总要凑得很近很近。她常常眯起双眼，以便看得更清楚，当她向你问好的时候，手总是轻轻一握，你好！身体好吗？如此而已。现在她早已去世了。也许已经有叁十个年头了。我还记得她那潇洒文雅的风度，现在想把她的风度忘掉已经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坏她那完美的形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年代里，无论是寒冷还是饥饿，无论是德国的失败还是那罪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都将永远无损于她。她永远凌驾于历史之上而出现在巴黎街头，尽管这段历史是可怕的。她的双眼炯炯有神。她穿着一身玫瑰色的旧裙子，头上戴着一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步行在阳光下的马路上。她身村颀长，苗条，仿佛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又象是一尊雕刻出来的艺术品。街上行人都不禁驻足观看，都为这位低头前行的确国女郎的美丽姿容感到惊讶。真是一位绝代佳人。人们从来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大家只是估计她来自外乡，来自异邦。她很漂亮，她的美貌？

贝蒂·费尔南代兹不但接待客人，而且也有她的“接待日”。有时我也去赴约。有一次，我在里还见到了德里厄·拉罗歇尔，此人明显患了傲慢症，他沉默寡言，为了不显得屈尊受请，他用假嗓子、用一种类似翻译的语言说话，吞吞吐吐、极不自然。可能当时还有布拉齐亚克，不过我已经记不清了，真是后悔莫及。萨特是从来不上那个地方去的。当时还有许多蒙帕纳斯的诗人，可惜我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当时没有德国人。我们不谈论政治，只谈论文学。拉蒙·费尔南代兹高谈阔论巴尔扎克。我们常可以听他说个通宵达旦。他对巴尔扎克真正伟大之处谈不出半点，几乎忘得精光，而所谈的实际上也是十有九虚。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关巴尔扎克的情况，只是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谈论巴尔扎克就象谈论他自己的的经历一样，相传他本人曾一度试图成为巴尔扎克其人。拉蒙·费尔南代兹具有崇高的谦恭精神，甚至在他的学问中也充满着这种精神。当他在利用他的知识的时候，他便带着这种固有的坦白态度，从不立足于自我表现。他是一个诚恳的人，如果您有幸能在街上或在咖啡馆里碰见他，确实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同样也会很高兴见到您，并且说真的，他的确乐于向您致意。你的身体好吗？这句话是按英语的句式说出来的，句子中间没有逗号，并且带着一阵笑声。须知这笑里藏刀，不怀好意。对这么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逃脱的灾难，“抵抗运动”、“法德合作”，还有挨饿、受冻、迫害与耻辱等等，能付之一笑了事么？

她，贝蒂·费尔南代兹，她也只会谈论人，谈论那些她在街上看见的，或者是她所认识的人，谈论他们的身体健康如何。谈论商店货柜里还剩下什么可以卖的东西，还有什么增加牛奶和鱼类的配给供应，缓和供应短缺以及解决人们挨冻受饿的措施等等。对生活她向来了解得细致入微，在这方面她一贯表示对人的友好和关怀，既真挚，又温情。费尔南代兹一家人都是“合作者”。贝蒂·费尔南代兹曾经看着德国占领下那些空无一人的街道，看着巴黎，看着广场上那些芬芳吐艳的卡特莱兰花。她和另外一个女人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一模一样。她们都有“接待日”。

他用他那辆豪华的黑色轿车把她送回寄宿学校去。为了背人耳目，他把车停在离校门梢远的地方。此时已是茫茫夜色。她一走下车就跑了起来，连回个头也没有。一走进大门，她就看到宽阔的操场上仍然灯火辉煌。当她刚在走廊露面的时候，她就发现她正在那里等着她，她已经显得非常不安，笔直地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她问她：你上哪儿去了？她说：我没有回来睡觉。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而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没有追问下去。她摘下那顶玫瑰色的帽子，然后把辫子松开，打算上床睡觉。今天你连学校也没去吧？是没有去。埃莱娜说他们已经给我们学校来过电话，所以她才知道她逃学了，还叫她必须找总学监去。有许多姑娘呆在操场上黑暗的角落里，她们全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树上挂着一些特大灯泡。有些教室仍然是灯火通明。有的学生还在学习，有的则呆在教室里聊天，打扑克牌，或者唱歌。学校没有给学生规定睡觉的时间，因为白天实在太热，所以夜里就随便一些，学生们和那些年轻的女舍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所国立寄宿学校里，我们俩是唯一的白人姑娘。这里有不少混血儿，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她们的父亲所抛弃的，这些父亲都是一些士兵、水手，或者是海关、村镇、公共工程等部门的小职员。他们多半是来自公共救济处。这里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姑娘”。根据埃莱娜·拉戈尔内的猜想，法国政府将把这些姑娘培养成为医院护士，或者孤儿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女监护。埃莱娜·拉戈内尔还认为有些姑娘将被送到霍乱和鼠疫患者的检疫站去工作。这就是埃莱娜·拉戈内尔所相信的，所以她哭起来，因为这些工作没有一个是她愿意干的，她常常说她无论如何要从这所寄宿学校逃出去。我去见那位值班女舍监，她也是一个年轻的混血女人。她很注意埃莱娜和我的行动，她说：您没有上中学去上课，昨天夜里也没有回这里来睡觉，我们只好通知您的母亲。我对她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从今天起，我将尽量每天回到寄宿学校睡觉，我还说这件事没有必要跟我母亲说。年轻的女舍监看着我，微笑地看着我。

后来我又重新开始原先那种生活。事先我也给妈妈打过招呼，她特意来到寄宿学校找女校长，请求她晚上让我自由活动，不要硬性规定我归校的时间，同时也要求她不必强求我参加寄宿生的假日散步。她说；我这个孩子自由惯了，如果不给她自由，她就会跑掉，就连我这个当妈妈的，对她也毫无办法可想。我就得让她自由。

女校长允许我象住旅馆一样住在她的寄宿学校里。

很快，我的手上就带上一枚订婚的钻石戒指。那些女舍监也就不再给我提意见了。人们原先以为我根本就没有和人订婚，可是这颗钻石价值昂贵，谁也不会怀疑它不是真货，而正是这颗送给年轻姑娘的贵重的钻石戒指使得谁也无话可说。

我回到埃莱娜·拉戈内尔身边。她正躺在一条长椅子上哭泣，因为她以为我马上就要离开寄宿学校。我坐在长椅上。埃莱娜·拉戈内尔躺在我身边，她那柔美的身躯在华丽的连衣裙里面自由自在，着实令我倾心。我从没有见过象她那样美的胸脯。我从没有碰过它。埃莱娜·拉戈内尔还是一个不懂得害羞的姑娘，她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她竟然能一丝不挂，光着身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上帝赋予人间最美的事物，莫过于埃菜娜·拉戈内尔的身躯，那真是不可言状的美。她的身村和她那一对挂在胸部而又似乎欲脱离胸部的乳房显得十分对称。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她那丰满的乳房更富有魅力，她的乳峰丰满外凸，仿佛令人垂手可得。在如此夺目的光辉面前，连小哥那苦力般的身躯也不免黯然失色。男人的躯体总是显得干瘪、内秀。可他们的体形却经久不衷，这和埃莱娜·拉戈内尔大不一样，她的形态无法长期保持，只不过一朵季节花，不久便会嗔埂k仓徊还且桓龌档埃亩魇俏2蛔愕降摹k盟芪y娜烁械胶e拢淮硕选：臀颐窃谝黄鸬氖焙颍蜕ナr怂钦嬲耐豕k共皇且桓銮康粒皇且桓黾依锏亩髯樱恢环涞构竦募沂螅桓龀嗍挚杖纳比朔浮5硬桓械骄＜热凰械幕档岸寄芑钭牛舱昭芑钕氯ィ挥泄抑Γ斓p氖芘拢袒滩豢芍杖铡w源幽盖姿懒艘院螅凸乓恢止殴值纳睢t谕级蝗鲜犊x裙堇锏氖陶撸盟亲鑫私馇榭龅摹扒馈保前嗑破斓某？驮蚴撬诳x裙莺筇蚺频呐憧汀k嗖揭嗲鳎夹x滤牵疵睾染疲窖鄢溲熘祝彀屯嵝保q缀荨k谕级丫晃匏小5彼蚜酱Φ夭渎舻终螅叫淝宸纾湛杖缫病k谀盖鬃庀碌哪羌浼揖咧厥依镒x苏荒辍k苏荒甑姆鍪忠巍6嗫鞯笔狈慷鳎市硭萜苌恚顾艿迷谀抢锎袅艘荒辍：罄矗慷沼谙轮鹂土睿阉苤磐狻？br》

在这一年期间，他何尝不想赎回他那块已经典押出去的地产，他把母亲留在家具贮藏室里的家具一件一件地输光了，还铜制佛象，铜制器皿，后来连床、衣柜和床单也都拿出去当赌注。最后终于全被输光，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孑身一人，孤苦零丁。在这一年里，谁也不愿意收留他。他给巴黎的一个表兄弟写信求援。终于在马尔赛普市弄到一个勤杂员的房间。这位五十开外的老光棍总算谋得有生以来第一个职业，领到有生以来头一份工资。他是海运保险公司的勤杂员。我想他在那里足足干了十五年。他进了医院，但没死在那里，而死在自己的家里。

妈妈从不对谁说过这个孩子的不是。她从不抱怨自己的儿子。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个偷鸡摸狗、翻箱倒柜的人。这种母爱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他一直隐瞒这种罪恶的母爱。如此母爱着实令人费解，对任何不了解她的儿子的人来说，就是当着上帝的面也无法解释。关于她的儿子，她总是喜欢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本来在我们兄妹叁个当中该数他最聪明、最赋有“美感”，最精明能干，并且还是一个最爱他母亲的人。总而言之，他可算是最了解她了。她说，我真没想到一个男孩子竟然能够如此敏感，如此富有深厚的感情。

我们后来见过一次面，他和我谈起小哥哥死时的情景。他说，我的小哥哥，我们的小保罗死得可怕极了，简直叫人恶心。

我脑子里迄今还留下这么一幅我们家庭生活的景象：那是在堤岸家里的饭桌上。我们兄妹叁个在饭厅里吃饭。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人了。妈妈没跟我们一起吃饭。开始，哥哥看着我和小哥哥吃饭，后来他把叉子一搁，两眼直盯着小哥哥。他仔细地瞧着他，然后他突然冒出一名难听的话。他说的是有关吃东西的事，他说小哥哥应该自量一点，吃东西不要没个够。小哥哥没有吭声，照样吃下去。他又提醒一句，说什么那些大块的肉是专门留给他的，叫他别忘啦。他说：别来这一套。我问他：为什么这些肉光是留给你的？他说因为本来就是留给我的。我说：我真盼望着你死去。我再也吃不下去了。小哥哥也没法吃下去。他正等待着，只要小哥哥敢于还口，哪怕是说出一句话，他那双摆在桌上的拳头就会砸烂他的脑袋。小哥哥仍然一声不吭。他脸色苍白，泪水从睫毛之间掉了下来。

大哥死的那天是个阴沉沉的天。我记得是在春天，四月份的某一天。那天有人给我来电话。他们没说别的，只说他死在他房间里的地板上。死神终于在他的历史行将结束时，提前降临。其实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命运就早已注定了，只是死神来得太迟了。自从小哥死了以后，他的命运就已经在劫难逃了。

妈妈曾经要求把他和自己安葬在一起。我已经记不清在什么地方，埋在哪处公墓里，我只知道在卢瓦尔省。他们俩双双被埋葬在同一个墓穴里，而且仅仅是他们俩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一幅不堪入目、令人难以容忍的景象。

一年到头，黄昏总是在同一时刻降临。暮色非常短促，几乎骤然而至。每逢雨季，整整几个星期看不见天日，天空总是雾气沉沉，就连月光也无法透过。而旱季则恰恰相反，万里睛空，洁白如洗。即使那些没有月亮的夜晚也仍然光亮可见。大地上，水面上，公路上和墙壁上，投下了一个个平行的影子。

我记不清白天的景象。因为阳光的照射使自然的色彩失去了光泽，遭受了破坏。而夜间的景象，我却记得一清二楚。那蓝色就在天际的尽端，在那浓云密雾的后面，覆盖着整个世界的天穹，对我来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