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病。。。。。。”

“你说什么？”她惊诧地问，“你是说我们的爱情像你的病，像癌症！”

“是的，尽管这话显得有些可怕和难听，但我此刻实在想不出比这更恰当的比喻。”他说，“就像不断繁殖的癌细胞和淋巴液不断地侵蚀着一个人的肌体，癌越发展，病人就越清楚，任何药物都无法制服它，任何手术都不能将它根除。因为此时癌症已经夺取了这个人的每个器官，每一处组织，他再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同癌混成了一体，混成了一种只能用死亡来分解的粘液了。就像我现在提到‘我的病’时是平静、宽容、甚至还带有几分亲切的口气一样，我对你的爱就达到了这种程度。我爱你，我爱你爱到了绝不忍心让你哪怕是有一点不开心的地步。为了这种爱，尽管我自己受到过创伤，但决不会让你受到创伤，尽管我自己受到过背叛，但决不会让你受到背叛，就因为我爱你。我甚至爱你的缺点，爱你的过失，爱你的犹豫，爱你的迷茫，爱你的谎言，爱你的一切。抛弃你就是抛弃我自己，抛弃你的幻想，就是抛弃我的幻想，抛弃你的希望，就是抛弃我的希望。这就是我对你的爱情，你说他像不像一种病，一种得了就无法治愈的病？”

他不停地说着，她的热泪不停地流着。她要他不要再说，并用亲吻阻止着他。他们拥抱在一起，紧紧地拥抱着，动情地亲吻着，像热恋中的情人们一样。

沉默的钟楼70（2）

当他们离开公园时，夜空阴沉沉的，看不到一颗星星。本来很多天都是骄阳似火，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但那天却阴沉下来。那天夜里，先是狂风大作，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暴雨，闪电不停地划破夜空，雨水充满了街道，直到黎明时分一切才恢复平静。早晨的天空依然是阴沉沉的，好像灌了铅一样，街面上流着雨水，被刮断的树枝和砸落的树叶令街道显得杂乱不堪，路上的人们低着头匆匆赶路，脸色和天空一样阴沉，到处都预示着不祥。

就在这天夜里，李全明走了，永远地离开了索燕和他的女儿。她感到当时就像自己一直依靠着的一座大山突然间倒塌了似的，将她深深地埋了进去，压抑、黑暗、看不到一丝光明。

她见到他的最后一面是在太平间。当时，太平间外面站着几个她不认识的人，他们站在那里沉默着。她被推入到一个大房间里，一支小小的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发出微弱的光。那里的工作人员见她进来，将一辆蒙着白被单的担架车推到她面前。白被单下面是李全明的尸体，从头部、放在胸前的双手以及双腿的形状很容易辨认出来。工作人员揭去了被单，她看到了他。她好像看到他又像往常那样伏在桌前，专心致志地为别人检修电视机时的模样。他穿着她为他买的那套黑色的衣服，里面穿着雪白的衬衫，头发像起伏的波浪。昨天，他们还一起坐在北海岸边相亲相爱，而今天他却一个人孤独地走了。他僵直地躺在那里，冰冷严峻，无动于衷，对任何爱情的语言和动作都毫无反应。她先是胆怯地呼唤他，而后又犹豫地触摸他，最后，她哭着伏在了他的身上，想将他重新温暖过来。但他对她所做的一切都毫无反应。“别哭了。”她听到那些不相识的人在劝她，并将她簇拥出了太平间。

外面夜幕已经降临，她一个人走在街上，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从里到外有一股彻骨的冰凉。她机械地迈动着双腿，不停地向前走着，不知道自己将走向那里。

她想着李全明，想着他为自己所做出的一切，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来。或许在别人看来，他们之间的结合是一桩时代造就的畸婚，但她却觉得是一种幸运。当初，是他在她像挂在副食店里的鲜肉一样任人挑选的时候，挺身而出收留了她，用他特有的方式，帮助她重新树立起了生活的信心。是他在她浮躁闹腾的时候，默默地、毫无怨言地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忍受着剧烈的病痛，独自一人抚养着他们的女儿，支撑着她的家。几乎所有人都有可以选择生或死的权利，但李全明却不幸地属于别无选择的那一类，因为他的生命权被死神过早地掌握了。他无法选择人生的长度，无法增加生命的数量，但他短暂的一生所达到的高度和质量却使索燕受益无比。他那种高尚的品格，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和甘于奉献的精神，教给了她许多许多。

她想，每一个知青的情恋经历，或许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这样的故事又都无法抹去地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它令人回忆，引人思索，给人启迪。虽然那个时代已经久远了，但它仍然使人相信，在那个时代萌生的恋情，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轻飘、世俗和晃动的，因为它有着真诚和凝重的根基。她和李全明之间的恋情就是证明。

沉默的钟楼71（1）

黄圆的家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在不长的时间里，她先后将翠翠和她的儿子刘山，还有已经七十多岁的叉子的母亲接到了家里来。

你和黄圆商量此事时，她说，“这事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也跟黄方提过很多次，但他就是不放在心上，哪有把自己的儿子扔在山里不管的道理，再说人家翠翠对他那么好！只是……”她停住话口望着你，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只是我不知道你对我将叉子母亲接来一事怎么看？你不会在心里……”

“别扭、吃醋，说你不忘旧情？”你反问。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我才不会呢，不忘旧情就对了，这正是你令人欣赏的地方。”你说，“其实这件事，第一我无权也没有资格吃醋和别扭，第二我对叉子的母亲也很想念，如果她真的能来北京，我们一块赡养她。”

那些日子黄圆忙的不可开交，在将翠翠母子接来北京后，先是忙着联系落实刘山就读的学校，同时还四处打探着叉子母亲的下落。最后，她在环卫局人事处叉子父亲的档案中，找到了叉子家乡的地址。她按照地址写信过去，收到回信后马上找到你。

“大妈还活着。”黄圆对你说，“只是年纪又大，眼睛又不好，孤身一人日子过的很艰难。”

“我和你一道去接大妈。”你说。

那天，你开着车子和黄圆一道去河北沧州附近的一个村庄去接叉子的母亲。路上，兴致勃勃的她看出了你闷闷不乐的神情。

“你怎么了？”她问“不是因为这事让你……”

“跟这事没关系，”你轻描淡写地说，“是公司里的事情，遇到了一点儿麻烦。”

“不是一点儿麻烦吧？我看你这一段时间的情绪都不太好，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吗？”

“这事你可帮不上忙……真的是一点儿麻烦，没事儿，很快就会过去的。”你嘴上这样说着，心中却已经在盘算着如果就此公司真的破产的话，今后该怎么办？事情的进展如你所料，如果全部按照无锡方面的要求进行赔付，刚刚红火起来的建筑公司破产是无法避免的。

几经问路，你们终于找到了那个小村庄，并在村民们的引领下来到叉子家门口。

你们看到了叉子的母亲，她就站在门口向远处张望着，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她拄着拐棍，穿着一身没准还是丈夫留下的、洗白了的兰布工装，扶着长满蒿草的土墙，颤颤巍巍地站在那里，秋风吹动着她那满头白发，像是要将她吹倒似的。

“大妈！”黄圆叫着紧忙走上去搀住了她，“我是黄圆，来接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