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胡子道谢后斯斯文文地坐下来，抱着包伸长脖子朝车前看了看，便往椅背上一靠，打起瞌睡来。他既没看我一眼，也不和我搭讪，倒让我放心了许多。
睡意袭来，我也想休息一下，可刚有点迷糊，就觉得什么东西在我肩上碰了一下。我警觉地睁开眼睛，看到大胡子已经睡着了，脑壳沉沉地正往我肩上压，碰到以后又条件反射似的弹了回去，一会儿又压了过来。以前坐车的时候，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人，十有八九是假装睡着，想占点小便宜。
我拿起背包挡在肩上，可谁知那脑壳碰到包以后竟然顺着肩膀往我胸前滑下去。这下我可火了，看来这家伙是不怀好意，否则那脑壳怎么跟长了眼睛似的？不行，要给这家伙点颜色看看。
我瞅准时机，在他脑壳倒过来的一瞬间，往座位前面一探身，大胡子的脑壳西瓜似的猛一沉，几乎倒在车窗上。这一撞让他猛地惊醒过来，大胡子看看自己的姿势，又看看我愤怒的样子，立刻明白了。
“哎—对不起，小姐，我实在太困了，”大胡子连忙一脸歉意地解释说，“这样吧，你坐到外面来，让我靠窗子睡吧，省得我影响你，行不行？”
我看大胡子确实像几天没睡好觉的样子，又见他说话也很诚恳，心想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换过来之后看他还怎么作怪？我边起身换座位边冷冷地答道：“那好吧。”
“谢谢你啦！”大胡子点点头，瞟了瞟我，挺肉麻地夸道，“小姐，你不光人漂亮，心眼也挺好！”我没搭理他，也不敢再睡，保持警惕的状态，怕他有什么新花招。可是换过座位后，大胡子压低帽檐，抱着皮包，两眼似闭非闭，靠在窗边，再也没有什么非礼动作。
我松了一口气，看来是自己想歪了，错怪了人家。
正想着，车开到一处三岔道口，迎面开来一辆装钢筋的大卡车，长长短短的钢筋拖在后边。那货车开得很快，两车相遇在交叉口时，卡车快速转弯，驶向岔路。我怎么也没料到，就在一眨眼间，会出现惊心动魄的一幕！
只见拖在车厢后边的钢筋“呼啦”一声突然松动，随着疾驶的货车，蛟龙摆尾似的朝中巴车扫过来，一时间惊叫声和金属玻璃撞击声响成一片，我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刺耳的刹车声后，车停了。车里乱作一团，身边的货物早就倒掉了，我整个人摔在了过道上，惊出一身冷汗。
我爬起来想坐到座位上去，可抬头一看，吓得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失声尖叫：“啊—”
很多人和我一样看到了恐怖的场面：一根手指粗的圆钢，穿过开着的车窗，不偏不倚，深深插入了大胡子的太阳穴！司机吓呆了，张大嘴巴瘫在驾驶座上。后排那老头走过来，伸手试探大胡子的鼻息，又看看眼睛，摇摇头说：“已经走了。”
司机用发抖的手掏出手机，打通电话报了案。
乘客都下了车，我站在车外，仍然十分惊恐。我和大胡子换座位前后不过十来分钟，如果不是自己猜疑，逼得大胡子和我换了座位，那我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想到这些，我后怕得直想哭！再想想大胡子其实是被我害了，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有了。
“姑娘，别难过，这一切都是天意啊，”原先坐在我身边的老头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走过来劝道，“你想想，他先要跟我换座位，然后又要跟你换，眼看就要到站了，这事故不早不迟地发生了，神人也难料呀！”我难过地说：“大爷，您说的不假，可、可是，我心里不安呀。”
大约二十分钟后，警察赶到了现场。一位警官拿过大胡子怀中的皮包，打开来想查找线索，只见包里有一把白亮亮的尖刀，和一个捆得方方正正的纸包。警官取出那纸包一看，吓了一跳，周围人也惊叫起来：“炸药包！”
警官觉得有点蹊跷，他把炸药包交给另一个警察处理，自己盯着大胡子的脸细细打量。突然，他眼睛一亮，从怀中掏出一张通缉犯的照片看了看，伸手在大胡子脸上摸摸，然后轻轻将那胡子撕了下来，露出的竟然是一张白净净的脸！
“他就是石门乡凶杀案的嫌疑人！”警官很肯定地说，“这家伙简直是疯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可能是想今天中午再次作案，杀掉胡莉莉，如果被发现，他就打算同归于尽！唉，真想不到，他第一次作案后竟然没逃走，还敢明目张胆地乘车再去石门乡！”
瘦老头听后，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地说：“这就对了，怪不得他想尽法子要换座位，他是想靠前、靠窗边，好察看路上情况。真是老天有眼，死有余辜啊！”
说完，他转身对我说：“怎么样，姑娘，我说是天意吧，不然怎么一车人都没事，偏就这么准戳到他头上？找死，这家伙找死啊。”
真是奇了，这样的巧合真是没办法解释，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可刚刚想通我又犯愁了，这下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写我的犯罪心理专题稿了。
（三）“那个人”
这篇文很感人，也引人深思！
——那个人是我父亲但我只叫“那个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个人”因为偷生产队的东西，还导致一个追赶他的人掉到河里淹死，成了罪犯，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母亲和“那个人”离了婚，带着我独自生活。
小伙伴们常常拍着手齐喊：小树小树，有贼作父！我高声反驳：“那个人”不是我父亲。
“那个人”成了我心底永远的伤疤。
“那个人”出狱时，我正上小学五年级。母亲问我：小树，你还要不要“那个人”做你父亲？我摇头，很坚决：不要！“那个人”只好住到废弃多年的老房子里。
后来，我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第一学期就得交四百多块钱的学杂费。母亲去找村支书，求他暂时给我在村灶具厂安排个活儿，好挣点儿钱凑学费。村支书同意了，把我安置在仓库里打杂。我看到“那个人”也在灶具厂做工。我耷拉着眼皮，不正眼瞧他。
九十年代的那场洪灾，让我家陷入极度贫困。念高中那年，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