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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永远是一只硕大的蜘蛛，它的肚子里，总能牵引出绵延不断的线条来，它们交叉着而又四通八达。

就像缠绕在我身体上的那些导管。

楚江，医院里，我有一张床。漂浮在河流上，我听到了水流的声音，它们遥远而邻近，每一丝每一滴带给我的是模糊的记忆。我的身体变成了一具断了弦的古琴，撕裂的清脆在脑子里轰然炸响，而后戛然而止。古琴漂浮在浓阴蔽日下的河流里，冰凉冰凉的水凝结为苔藓，阴森，潮湿。

身体浸泡着，流动着，麻木着，腐朽着。

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点点腐朽。现在，那个躯体仍在，在慢慢挥发水份和失去弹性。我无法阻挡，只能静静远望。

突然想把自己的躯体带到某个地方，躲避这劫难。

我上了车，却不知道在哪一站下车，如同没有目标的生活，充满了茫然和空虚。就连蜘蛛，也要冒着危险竭尽全力去编一张可供自己歇息和捕食的网，人，注定要有某种东西作为依托。

北京街头，我并没有发现漂亮姑娘，街上骑车、走路的人穿得比较老土，甚至可以用上臃肿这个词。一株树下，竟发现了一辆驴车，农用车上塞着棉被，一对夫妻在旁边说着什么。

继续朝前，十字路口右拐，车又走了几分钟，是个站台，我决定下了。朝马路对面走。

摆满牛奶的小卖店，塞着耳机坐在脏兮兮小店里吃早点的学生，居民楼一楼的阳台被封闭改头换面后的电器维修铺，大树下个落了树闲用餐，边吃边拿眼睛看门外路过的行人。北京不像楚江那样拼命用一次性餐具，北京更像一个不设城防的大家庭，充满信任与温情。

这些天，我一直徘徊在北京西站附近。我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前观望，伏苓饼、烤鸭、果脯，都是我想买的；在那个长长的过街天桥上，我来来回回走了好多次，就好像往返北京好多次一样；在售票大厅，我站在长龙队伍后，轮到我买票时，又离开了；候车室已没有座位，每当有广播响起，我都要竖起耳朵听即将出发的列车车次，惟恐遗露。但是，我始终没有迈出检票口半步，我怕到了那一边，就再也不能回到这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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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刚才，心一下子被揪紧了，我听到婴儿的哭声，是宝宝，一定是的。她怎么啦？她现在在哪儿？她到底遇上什么不测了？不，不会的，宝宝不会的。

不，不能走，不能就这么离开，我要和宝宝一起回家。

22年前，产房里，宝宝也是这么哭，只不过，那时，她哭得更响亮。怀孕时，我拖着笨重身子，像小浣熊在大街上行走，邻居、朋友见了纷纷让路，笑着说：大肚子来了，小心，别撞着她！我能够想象那种卡通模样有多可爱。有人说，怀孕的女人是最美的。即使怀孕，宝宝也打扮我，别的孕妇怀胎时脸上锈迹斑斑，而我，却白里透红。按理说，郁大勇应该高兴才对，可是，从那时起，他眼神里隐藏着一丝忧虑。他曾说：俗话说，姑娘打扮娘。潜台词是我怀的是女儿。

我喜欢女儿，希望生个女儿。而郁大勇作为家里的独子，他说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传宗接代。我说我不是一个为传宗接代而活的女人。

我和母亲的情人第6章（13）

我发作时是冬天的一个夜晚，当时，郁大勇在洗碗，我吃晚饭后感觉不舒服靠在床上，突然，肚子疼将起来。

我说：唉哟，肚子疼！

郁大勇说：怎么了？是不是刚才吃的东西不干净，要拉肚子？

我说：我不想拉肚子，就是肚子疼，有一种往下坠的感觉，唉哟……

郁大勇陡然像想起什么，说：啊，是不是要生了？赶快去医院！

这是宝宝诞生前夜我们的对话，事实上在路上我就已经支撑不住了，说：郁大勇，我不行了，我会死的，我不想死。

郁大勇吓坏了，他的眼泪大滴大滴落下来，把我的衣袖都打湿了，他说：你不会死的，医院马上就要到了！坚持坚持啊！

于是，我不再说话，我把那些要变成哭泣的眼泪与悲伤都压抑住，嘴唇紧扣，憋着一口气，对肚子里的孩子说：宝宝，你也坚持，听妈妈的，好吗？没想到这一招还真见效，阵痛有了轻微缓解。

终于到了，我进了手术室，郁大勇被关在外面里。

医生对我说：把裤子脱掉。产床前，我开始脱裤子，先脱掉外面肥大的绿军裤，脱掉红绒线裤，脱掉粉红秋裤，剩下最后一件短裤时，我不脱了。医生瞥了一眼，说：脱完。此时，阵痛又袭来，我已顾不得疼痛，咬咬牙，把最后一件遮羞布扯了下来。医生又说：上去躺着。

那是一张暗红色的陈旧产床，长方形，前面左右两个铁夹张着大嘴，等待着我把脚放上去，它们的作用是用来分开女人的大腿，尽可能地分开。

我清晰地听到了生命诞生的整个过程。它们是由器械碰撞与擦拭鲜血以及婴儿啼哭等声音组成的。而我，一直在黑暗中奔走、坠落，我被镶嵌在岩石缝隙间，呼吸困难。别无选择，只有努力憋着一口气，等待着出口与光亮。

这次生产之后，我患上了产后抑郁症。我怕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怕一切铁制器械，怕正面遭遇别人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