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临下班，车间主任突然说：“朋友给了我两张舞票。

一家新开张的豪华夜总会。想去玩玩吗，麦子？“

她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两人跳了舞，喝了酒，也谈了心。

车间主任问：“麦子，知道我为什么帮助你吗？”

麦子摇摇头。

“因为你当初拒绝了我。”

“就为这个？”

车间主任点点头：“请原谅我的坦率。你长得确实不大好看，我原以为随便追一追你，满可以到手。不料你把我蹬了，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当你那天来找我，我就觉得弥补自尊心的机会到了，所以给了你一份一线女工们梦寐以求的工作。”

麦子有点难堪：“谢谢。但既然是这样，我明天就回到锅炉房去。”

说罢，起身离去。

不料，第二天，车间内外谣言四起，盛传麦子跟车间主任有染。连细节都说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不由你不信。

狂暴的潘佑安不由分说，把麦子打了个皮开肉绽。

麦子受此大辱，到处向人申诉。尽管她清清白白，可她越苦苦申诉，人家就越认为她不清不白。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哀求得到，唯有信任常常是越哀求，它就跑得越远。

有一次，我回到老家惠州，在街上散步，偶然碰到麦子。

她连忙紧握我的双手，神经质地摇了又摇，且没完没了地笑，说：“好久好久没见到你了，小叶。你又写了什么新书吗？在那个该死的夜总会，我只跟他跳了几个舞，喝了几杯酒，别的什么也没干。真的。请你相信我……”她疯了。你一眼就看得出。

差点忘了，麦子是我表妹。

“我得不到自己的确认。”

——采访录音之一。笔者稍作整理。下同。

（刘英，女，29岁，大学毕业，家庭主妇。）我跟丈夫是校友，他叫彭子民。那时大学流行辩论赛，你知道，那是一种很能激发一个人活力的形式。在一次比赛中，我注意到对方阵中一个穿红衬衣的男孩老盯着我，一副老谋深算的阴谋家派头。我不甘示弱，把有限的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结果被评为最佳辩论员。

过了几天，在食堂排队买饭，忽然有个人挤到我身边，大声问我敢不敢跟他约会。我扭头一瞧，正是那个穿红衬衣的家伙，不过这回穿的是白衬衣，确切地说，是那种好像从来就没有洗干净过的白衬衣，还好意思打了一根领带，让人见了忍不住想笑。

“去就去。有什么不敢？”我大声回敬他。

我们约好晚8点在校门口见。

但左等右等，不见他的人影。我又气又恼，第二天，跑到他的宿舍去讨个说法，发现他正在看一本滥俗的琼瑶小说，用一支钢笔煞有介事地画着条条杠杠。

我想这样的大学生倒是少见，觉得他特没劲，不免有几分轻视，把原准备大声质问的腔调降低到随随便便的样子，问他为什么失约。他反过来问我为什么失约。问来问去，才弄清我们去的不是一个门，他去了北门，而我等在南门。

当他知道我给了他面子赴了约，很高兴，立马冲了楼，爬上一棵最高的梧桐树，摘下一片叶子，递到我手里，嬉皮笑脸说是什么信物。我就问他这一招是不是从琼瑶读物里学来的。他骄傲地打了一个夸张的手势：“纯属个人发明，可申请专利。”

我就喜欢上了他。

我们的关系迅速升温，3个月后达到了白热化，除了上课，几乎整天泡在一起，晚上去图书馆自习，也要互递纸条，写一些通常是神志不清的人才会说的疯言疯语。很显然，我们幸福得有点过头了，结果期末考试时，我有一门功课亮了红灯，而彭子民因为三门不及格被学校勒令退学。

我们一下子懵了。彭子民的父母在农村，年过花甲，含辛茹苦挣钱供他上大学，容易吗！他沮丧得甚至想要自杀！可把我吓坏了，想方设法安慰他，并对天发誓，不管怎样，我这辈子一定嫁给他，叫他回去好好复习，争取重新考上大学。

但他决意南下广州打工，把退学的消息瞒着家人。每月从广州寄一封家信到学校，再由我转寄给他的父母。

他在一家公司应聘做了推销员，一干得非常卖力，好不容易挣了几千块钱。我一再鼓励他重新参加高考。第二年，他又考回了北京，上了另一所著名大学的金融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