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依旧下着雨，有人拍门，打开门，外面却没有人，防盗门的把手上挂着一个微湿的马夹袋，里面包着几层塑料纸，裹着一个牛皮纸袋，打开来，我和小阿姨都吓了一跳，是整整齐齐的一大叠钞票，全是新的，像是刚从银行里领出来。
我们追下楼梯，一直到街上，都没有人。
小阿姨回到房里，把钱数了一下，总共两万块。拿着纸袋左看右看，突然笑了，“有钱就花嘛！我早说了，天无绝人之路。”她把里面的五千块给了方姐，我们自己留下一万五。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了林国栋、他把一个精致的项圈给果冻戴在脖子上，果冻十分礼貌地伸起两个前爪，在他的手腕上轻轻地搭了一下，然后又是一下，伸出淡粉色的小舌头。林国栋穿着米色的高领羊毛衫，站在那儿一直对我微笑，他的脸在阳光下显得温和而英俊。我问他：“天这么热你怎么还穿毛衣”，梦就像一个玻璃球落地般“啪”一声碎了。
我闭着眼睛在床上躺了很久，直到彻底明白过来，我不能再见林国栋，而果冻，也已经离开我了。
果冻临死的那一刻，我没有看见，是从前邻居小敏姐姐告诉我的，“一个劲流口水，全身发抖，没几分钟就倒在地上。”照她这么说，果冻应该没有受太多苦，可是每次我试图想象那个场景，自己都会浑身发抖，难以呼吸。它是那么谦卑懂礼的一只小狗，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戒心，我甚至怀疑它临死的一刻，依然使用温柔和友善的眼光看着毒死他的人。有人说，好狗的智商相当于两岁的小孩，对此我毫不怀疑。
我猜得出是谁害了果冻，也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我始终不太理解，林国栋的家人，为什么要对一只无辜的小狗那样无情。
我曾经以为我会先果冻离开这个世界，看来我错了。我曾经想把果冻托付给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让他照顾它，让它代替我陪伴他，看来，没有必要了。
那一天下午，是方姐陪我去做透析，在痛苦中忍耐了四个小时，拔出针，心想“我还活着”。她赶着五点前要去饭店开夜班工，于是我对她说“你去吧，我去看个朋友，自己坐车回家。”我对她笑笑，“我没事，今天感觉很好。”
她在疑虑中被我说服，先坐公交车走了。
林国栋的家离这里不远。我坐上公交车，两站路后，就站在那个熟悉的小区门口了。
我环顾一下四周，没有熟悉的人，便沿着一条比较偏僻的路向他们家的那栋楼走去。我很难想象，假如现在遇见林国栋的姐姐，会是什么情景。
我战战兢兢地拐过两条十足路，终于到了那栋灰白的楼房前，楼房上的二楼是他家的阳台。
有整整一分钟，我站在这边楼房的阴影里，却不敢抬头。我的内心深处放佛有一把火在冰面上燃烧，一时热一时冷。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但是又满心地希望抬起头的那一刹那，他刚好站在阳台上，像从前很多次那样默默地凝视着我；或者，更好的是，他刚巧站在窗前，看书或者翻字典，不要注意到我，只是让我能再好好地，远远地看他一眼。
林国栋，你让我看一眼吧，知道吗，不看的话，我也许就再也看不见你了。
我的心在沉默中嘶喊着，震得胸腔一阵阵发痛。
等我终于抬起头来，却发现阳台上的情景和我想象的大不一样。对着我的窗户里，站着一个穿白色网球裙的女孩，头发挽得高高的成一个马尾辫，正站在一张凳子上，惦着脚，试图把一块窗帘布挂上窗框。她仰着头，下巴高高翘起，连身网球裙裹住她匀称的身体，露出洁白的小腿，整个人就像时装杂志上走下来的美少女。我认出了她，那就是曾经看见过两次，和林国栋在一起的那个女孩。我也认出那块窗帘，是我还给林国栋的那一块。
“林国栋，这样行吗？”那块窗帘布在女孩手里挂上了窗框，她的声音清脆地在空气里响起，一边问，一边回过头去。
屋里的人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浅蓝色的窗帘布遮住了女孩的身影。那幅他为我画的窗帘，现在由另一个女孩挂上去，而仔细想想，他们是那样般配的一对。
“雨霏，我就要弄到钱了，给你换肾。”这是那天去庙里拜佛，他对我说的话。当时他扳住我的肩膀，神情里那样的激动，他拉着我的手那么温暖，而我的心里却满是酸楚——对于一个生命悬于一线的人来说，越多的情意到头来只怕会变成越多的负累；可是有一天，那样的情意从手心里轻轻飞走，像只蝴蝶一样，看得见捉不着，却只会更深切地提醒自己，你是个一无所有的人。
很多次我提醒自己不去想他，可那都是徒劳的，越想活着，我就越会想起他。这也许是生命的本能，人在求生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想最美好的事情；而他，或许是我这一辈子里，最美好的事情。
“其实我本来就不应该来这里”“其实我本来就不该到这里来”，我默默地在心里告诉自己，然后转过身，从另一条路朝小区外走去。眼看快要到小区门口，突然一阵天旋地转，旁边的电话亭突然飞了起来，我直直地倒在了地上，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醒来的时候，我是躺在洁白的病房里。小阿姨抓着我的手，脸上焦急的表情慢慢消退，叹了口气，“你怎么就不死心呢。”
我对她努力笑了一笑，用轻得我自己都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对不起。”
“见到了吗？”
我摇摇头。
“算了吧。”她说。
我点点头。
“知道谁要来了吗？”
“谁？”
“你的陈朗哥哥。他打电话来，说下周三回来。”
第十五章
孙露露站在窗前的椅子上，专心致志地望着头顶，把窗帘的拉钩～个个细心地并拢，“这些钩子最好换一换。”她轻轻嘀咕着。
“林国栋，这样行吗？”她回过头来，指着挂好的窗帘问我，眉宇间洋溢着热情。
从周围人的表现，我猜他们都知道了我的病而以为我不知道，所以对我格外地好，从早到晚像夏天般的热情。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