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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进一个电话亭给警察打电话。我解释说我的一个朋友正在“音响舞厅”里面挨打。警察很高兴得到这个消息，终于有理由关闭“音响舞厅”了。他们像蓖头发一样仔细搜了一遍屋子，没有发现戴特莱夫。我于是打电话给沃尔弗。戴特莱夫早已回去睡觉了。

警察警告我不准再开类似的玩笑。我回到家里，相信毒品大概正在使我发疯。

被抓过几次之后——这是他们带给我的惟一的收获——我又被召到罪犯管教所，歌德街314号办公室。我没有忘记这个门牌号码，我常进这里……

我放学后，回到家里。打算在去见警察之前，先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如果我神情恍惚，就不在乎他们了。可是我没有柠檬，因为可卡因看上去不太干净。当时，可卡因掺假越来越厉害：因为它已经被倒过好几道手，批发商、中介人、零售商，为了赚钱，每人都往里掺假。

怎么溶解掉这些含脏物的可卡因呢？很简单，我拿来醋。它是酸性。我立刻把醋倒进装有可卡因粉未的勺子里。我倒得大多了，因为我舍不得扔掉可卡因，我把溶液全都注射了。

它的劲儿太大了。我整整一个小时之后才醒过来，针头还插在我的膀子上。我的头剧痛，根本站不起来。这回可好，我要死了。我躺在地上哭。我害怕。我不愿意就这么一个人死去。我爬到电话机前。我至少用了10分钟来拨我妈办公室的电话。我对她说：“妈妈，我请你快来，我要死了。”

妈妈回来了。我终于站了起来。我总感到脑袋要炸似的。但我咬紧牙关。我对我妈说：“我还没有断气。”

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她显出一副可怕的绝望的神情。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我忍受不了这种悲哀。绝望的目光。它使我的头更疼。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想要什么。我说：“要草莓。”于是她出去，拿回来满满一篮子草莓。

那次我真的以为我彻底完了。那并不是由于过量，而是醋的缘故。我全身都动弹不了，四肢不听使唤。这些感受都跟那些死去的人所经过的一样。他们注射毒品后，也曾多次晕倒过。就这样，他们有一天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不知为什么非常怕死。害怕孤独地死去。吸毒者常常孤独地死掉。经常是死在肮脏的厕所里。可我又很想死去。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期待。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我也不明白。一个吸毒者，干嘛活着？

难道仅仅是为了自我毁灭，同时也毁坏别人吗？我想那天下午我真应该死掉，这全是出于对我母亲的爱。总之，我不清楚我是否还活着。

第二天早上，我好多了，反正我又可以坚持一会儿了。我必须去见警察，否则他们就该来找我了。但是我没有力气一个人走去。我四处打电话找施特拉，后来在一个顾客家里找到了她。她同意陪我去。她母亲刚刚提醒过她，如果上警察局，就出不来了。但是施特拉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

我俩坐在一个长走廊里的木凳上，乖乖地等着叫我进314号办公室。我像个规矩的小女孩似的走进办公室。我又行了个屈膝礼。一位女警察向我伸出手，非常和蔼可亲，对我说她有个女儿比我稍稍大一点儿，她女儿15岁。但她女儿不吸毒。哟，女警察在扮演慈母的角色。她问我的身体，又递给我一杯咖啡、一些糕点和苹果。

这位警察太太总是一副慈母的样子，对我谈论其他吸毒者，并向我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我看一些吸毒者和贩毒者的照片；我只是对她说：“我见过他们。”她说吸毒圈里的一些人曾对她说了我的许多坏话。她想用这一手来让我招供。我意识到我被这个女坏蛋骗了，但我还是招了，我说了许多，讲完后，又在证词上签了名。那上面许多事多少都是被她诱供出来的。

后来，另一个警察来问我有关“音响舞厅”的事。关于这个我完全照直说了，我说出了我所认识的被“音响舞厅”引诱而吸毒的人，以及经营“音响舞厅”的那帮人的残暴。应我的请求，施特拉被带了进来，她证实了我所说的一切，并发誓敢于去任何一个法庭作证。警察太太不停地翻动着施特拉的档案，很快弄明白了施特拉的身份，狠狠斥责了她一顿。施特拉也回敬了她一番，我心想：“施特拉这样会被关进监狱的。”幸好警察大太该下班了。她要第二天再传讯施特拉。施特拉当然不会去。

警察太太休息时对我说：“看来我们不久还会见面。”她很有把握地对我这么说，但声音还和往常一样温和。她说得这么直截了当，看来我没有希望了。

我被这个女警察骗了，被她的咖啡。糕点和她的微笑蒙蔽了。我痛哭起来。

我接了两个客，又去买了可卡因，然后回到家里。我的小猫躺在厨房里，它站不起来。它已经病了好几天。它看上去很凄惨，它发出的叫声真让人可怜，我想它大概也快死了。

就像不再为猫担心那样，我对自己也不再担心了。兽医给了我一些牛血提取物，但是可怜的小动物不吃：碟子里仍然是满满的。

我决定立刻给自己注射毒品。我准备器具时，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放了一点儿牛血在针管里，用它打进小猫的嘴里。小猫也不反抗。喂完小猫，我清洗了好一阵子针管。

我注射了毒品，但效果不佳。我想死，可每次打针前，又怕得要命。也许是小猫的目光感动了我。人尚未充分生活就死去，太可惜了。

我又看不见出路。自从我妈得知我又吸毒后，与我再也没有一句交流感情的话，我萎靡不振，她失望地看着我。警察也在监视我。我签过名的那纸证词足以把我提交少年法庭，我已经够判刑的了。再说，我可以感觉到，我被抛弃，我妈会很高兴。她明白她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她不停地四处打电话，一会儿是社会服务机构，一会儿又是反吸毒中心。她越来越失望，因为她发现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和我。她惟一的办法，就是威胁着要把我送到外婆家去，远离柏林。

1977年5月的一天，我那简单的头脑终于意识到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短期内用过量的毒品，要么是彻底戒毒。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能再依靠戴特莱夫，再说我尤其不愿让他来左右我的决定。

我来到克罗比小区。找到“团伙之家”，这是由一个牧师领导的年轻人活动中心，我吸毒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俱乐部已经关闭：它因为吸毒泛滥而应付不下去，不得不改为反吸毒中心。反吸毒中心仅仅是为克罗比小区服务的，吸毒现象在这个小城才出现两年，海洛因就把该城毁得不像样子了。他们给我讲述我早已知道的事：我只希望得到一种好的治疗法。他们给了我吸毒调查处和“西那依”这两个机构的地址，因为只有那里反吸毒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

我不大相信。据说那些治疗法非常痛苦。头几个月比在监狱里还难受。在“西那依”，他们先给你剃头。照他们看来，这是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把我剃成一个光头，我才不于呢。我最珍惜我的头发。我可以用头发遮住脸部。如果剃掉我的头发，简直就等于杀了我。

再说，向我提供地址的那个妇女说，我还可能进不去吸毒调查处或“西那依”，因为没有床位。而且他们接收条件又很苛刻：申请者必须身体状况好，并且要自觉自愿地保证有决心戒毒。

那个妇女还说，我这个年龄——刚刚14岁，还是个孩子——很难做到他们所要求的，实际上，还没有对吸毒少年进行治疗的方法。

我想去“那科隆”。这是一个宗教界办的科学治疗中心。我认识几个吸毒者，他们去过那儿，据他们说还不错。只要你先交钱，就可以进去。接受治疗者可以自己打针，可以把唱片，甚至小动物带进去。

那位妇女劝我再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吸毒者都说“那科隆”的治疗法轻松呢，因为他们同时又可以随意注射毒品。总之，她没看见一例被“那科隆”治疗法治好的吸毒者。

但是怎么办呢？我不可能被其它机构接收。她只好给了我戒毒所的地址。

我回到家里，又拿针管给小猫灌了一点牛血提取物。我妈下班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彻底戒毒。去戒毒所，大约需要一年或几个月时间，我就会成为一个改邪归正的人。”

我妈似乎连一个字都没信。但是她还是去打了电话，了解戒毒所的情况。

我彻底投入到治疗中心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再生了。那天下午，没有顾客，因此，我没有钱买毒品。我想在进戒毒所之前自己先戒毒。我不想重新尝试毒瘾发作的滋味。我想先戒掉毒，以便比其他新人戒毒所的人先走一步。我希望立即向他们表明我是坚决要戒毒的。

我早早就睡了。猫病得越来越厉害。我把它放在我的枕头旁。我为自己感到很得意。我独自一人就能戒毒，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其他哪个吸毒者能做到这点？我把决心告诉我妈时，她只是怀疑地笑了笑。我戒毒时她来看我，已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她再也不相信了。我完全是孤立的。

第二天早上，毒瘾发作了。可以说比前几次更糟糕。但是我确信我能够顶住。当我难受得要炸了似的，我自言自语：“这只不过是毒品在冒出你的体外。你可以活下去，因为你从此再不吸毒了。”我昏睡过去时，没有做噩梦，我梦想着我治愈后的生活该是美好的。

第三天，痛苦难忍，然而未来的图景却越来越具体：我在准备我的中学毕业会考，我有一套房子和一辆敞篷车，我几乎随时开着它。

我的屋子位于一块绿草如茵的地方，在一幢老式房子里。但不是资产阶级住的那种屋顶“高耸入云”，到处是灰墁的房子。不要那种带有宽大门厅的客厅、楼梯铺有红地毯、大理石、穿衣镜。刻有你名字的烫金字门牌的房子。我不愿意住带豪华气的房子。因为财富在我看来是欺诈。吵闹和压抑的同义语。

我的房子是工人居住的老房子中的一套。它包括二到三间屋子，不太大，屋顶矮矮的，窗户小小的。楼梯是稍有磨损的木阶梯，很窄，两人穿行时都要碰着，屋里总是飘荡着做饭的味道。邻居们常来问长问短。人人都辛勤劳动，大家都很幸福：彼此不嫉妒，人人和睦相处，谁也不贪婪。总之，与富人不一样，与克罗比小区的工人也不一样。我的屋子是一所宁静的屋子。

在我的屋里，最大的一间是寝室。我的床很宽，靠着右墙放，床上铺着深色床单。床两边是床头柜——有一个是戴特莱夫的——和棕榈木罐。另外，屋里摆满了花木。墙上贴着张画：一片沙漠，巨大的沙丘，以及一片沙漠绿洲。棕搁树下，穿着白衣服的贝督因人围坐在一起喝茶，很轻松。多么宁静。左边，窗户角下有一个窝，是我的一隅。我像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样坐着，矮圆桌旁放满了坐垫。我就在那儿过夜，安静极了。远离一切嘈杂，无忧无虑。

我的客厅与寝室相仿。有花草，有地毯。中间放着的一张大木桌，上面有草毒，周围是藤椅。邀请朋友们聚餐时，我做饭。壁橱里放着书本。是一些很好的书，由一些得到安宁的人写的，他们很了解自然与动物。这些书架是我自己做的，其它大部分家具也是我做的。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家具的主要作用是实用。我的房间里没有门，只有帘子——门会嘎嘎作响，发出声音。

我有一条狗，两只猫。我把我汽车的后座垫取下来让狗睡着舒服。

晚上，我做晚餐，我时间很充裕，不像我妈匆匆忙忙地做饭。门闩响了，戴特莱夫进来。狗扑到他脖子上。两只小猫在他腿上来回蹭。戴特莱夫抱吻我，然后坐在桌边准备吃午饭。

我在做梦。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做梦。以上图景对我似乎是近在眼前的现实。治愈吸毒后的现实。我想象不出会是另一番情景。以至于我戒毒的第三天夜晚，我竟对我妈说，等我治疗结束了，要搬回自己的房子里去。

第四天，我感觉好多了，可以起床。我的牛仔裤兜里还有20马克，它使我心烦。20马克40马克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再有20马克，就够买一针毒品——进“那科隆”前的最后一针。

我与小猫“谈话”。我对它说，它要单独呆上一、二个小时，没关系的，我又用针管给它灌了一点葡萄糖和洋甘菊剂——它吃不进别的食物——安慰它：“你也不会死的。”

我很想在库丹姆大喊大叫并且逛个够。因为我一进了戒毒所就不可能再随便出来，尤其不可单独出来。我想最后注射一次毒品，如果在库丹姆没有海洛因，那就名不符实了。剩下的问题是那另外20马克。我必须拉一个客。但是我又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我不知道该怎样对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戒毒成功了。可是我还得去找一个顾客，因为我想买一针毒品还差20马克。”戴特莱夫肯定不明白，他又会挖苦我：“怎么样，你还是个吸毒者。”

我坐在地铁里忽然想到一个主意：我可以去勾引一个汽车司机。我这么想完全是为了那20马克，那样做是合算的。施特拉和巴普西经常这么干，但是我一向讨厌那么做。因为你不可能仔细观察朝你开过来的驾车人，只能随便上一辆车。

最糟糕的是，有时落到拉皮条的人手里。他们常常装扮成顾客。一旦上了车，你就毫无办法。并非他们愿意拉女吸毒者，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女吸毒者花在毒品上的钱太多了。他们是想把她们驱逐出选帝候街，因为她们把整个毒品市场的价格抬得太高了。

巴普西有一次就上了一个靠卖淫为生的人的汽车，那人把她关了三天。他玩弄够了以后，又把她转给其他男人，外国佬、醉汉，什么人都有。在这期间，巴普西当然毒瘾发作了。她那三天简直就跟在地狱里一样。但是她最终还是回到了选帝侯街。因为她是那儿的皇后，她有漂亮的脸蛋，平线条，没有胸，也没有臀部。

职业妓女几乎与靠卖淫业为生的老板一样危险。波茨坦街，一般是下层妓女的聚集区，距离吸毒女子拉客的选帝侯街只有200米。她们时常驱赶吸毒的女子。如果抓住一个吸毒女子，她们就打她耳光，甚至用开水毁容。

我走出选帝侯街地铁站。我怕得要命。我想起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建议：“避开那些开赛车或庞大美国车的年轻人——这号人说不定就是靠妓女为生的人”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打着领带稍有点发福的，就可以，尤其是如果他们戴着一顶帽子就更好。然而最理想的，是那些车后座上带着儿童坐椅的人：家庭里的模范父亲，出来正是寻找一点新鲜玩意儿，只是他们比我们更害怕。

我走在通向“音响舞厅”方向的路上，没有沿人行道走，而是贴着墙边走，避免显出拉客的样子。但是，有个家伙立刻向我招手。我发觉他很奇怪，一副挑衅的样子。这大概是由于他的胡子的缘故。我不理睬他，继续往前走。

他看不见别的女子。因为还不到中午。我知道——巴普西和施特拉曾告诉过我——这会使他们急得发疯，这些家伙只有半小时的空闲，可又找不到女人。有时候，在选帝侯街上，顾客比妓女还多。已经有好几辆车在我身边停下，我装着没看见。

我盯着家俱店的橱窗看。我又幻想了：我梦想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对自己说：“克丽斯蒂娜，你一定要镇定。20马克，必须赶快弄到手。快，全力以赴。”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精力集中，不能胡思乱想。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我身旁。后座上没有儿童坐椅，但是那家伙看上去不像邪门歪道的人。我没有多考虑，就上了车。我们讲好价，35马克。

我们去阿斯尼广场，那儿有一个改作它用的老车站。很快就到了。那家伙很客气，我甚至忘了这是一个顾客。他说他很想再见到我，但是他三天后就要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去挪威度假，我问他是否能把我捎到科技大学——在那儿，早上可以找到可卡因。他欣然同意。

1975年5月18日，天气晴朗。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15岁生日的前两天。我一边闲逛，与两、三个小伙子聊天，一边逗一只狗。真不错，我居然不着急注射毒品，我可以等到真想打针时再打。因为我还未达到身体上必须依赖毒品的程度。

不一会儿，走过来一个家伙问我们要不要毒品。我说要，我用40马克向他购买。我在东路透大街的女厕所里打针——那里比较干净。我只把一半的毒品倒进针管里，因为开始戒毒后，量就不应该用的太大。我带着庄严的神情注射毒品，心里默默地说，这是最后一针了。

我两小时后才醒来，后半身还坐在马桶上，针头插在膀子上。我的东西撒了一地。但是我感到还可以保持住平衡。如此看来，我选择戒毒正是时候，还来得及。我在库丹姆游荡的日子结束了。我在餐厅花二块五马克吃了些土豆泥和大葱，但是几分钟后我全吐了。我拖着身子走到地铁动物园站去向戴特莱夫告别，但没有找到他。我必须回家了，我的小猫需要我。

可怜的小东西没有动弹，依然睡在我枕头边上。我清洗针管，又给它灌了一点儿葡萄糖和洋甘菊剂。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我的吸毒史的最后一天。假如我又去吸一天毒呢？

正在这时，我妈回来了，问我下午在哪儿呆着。我说：“在库丹姆大街。”她不高兴：“你说过你要去戒毒所接受治疗。

我勃然大怒，吼叫道：“让我安静会儿！我没有时间了。你懂吗？”她也大叫道：“捆上你的东西，立刻滚到戒毒所去！你自由了，没人管你了。”

我刚做好了一盘排骨和土豆泥。我端着盘子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在里面吃。这就是我与我妈呆在一起的最后一夜。我与她吵架，因为我烦。于是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

我往我的大皮箱里塞了些衣服。我把注射器。勺子和剩下的可卡因藏在我的三角裤里。我们到了戒毒所。那里的人什么也没有问我。果真他们什么人都接收。他们那儿甚至有掮客——在吸毒圈里溜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