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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吸毒者随时都企图从海洛因的奴役及其后果——卖淫、违法、体质衰退——中解脱出来。那些年纪最大的吸毒者——那些16、18或19岁才落人罗网中的人——在多次尝试独自戒毒无效之后——便转向专门的部门。直到目前为止，这些部门和他们拥有的手段——建议、疗养、治疗——都是为这些人，即这些近乎成年的瘾君子而设计的，其基本原则是有关的患者应出于自愿，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他们自己进行戒毒。

面对5万左右的吸毒者，我们在公众部门大约有180个治疗床位，在私人部门（诊所、团体等）有1100个床位。一些老吸毒者在这里过集体生活并被强迫接受严峻的制度。我们没有治疗成功率的可靠数字，但我们估计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重新开戒，特别是因为这些人在戒毒之后又重返同样境遇的：正是那些境遇使他们走上吸毒之路。

但由12到16岁的麻醉剂使用者组成的团伙越来越多。他们得不到帮助。当然，我们接待那些像巴普西那样的由于老师或社会服务部门强迫而来的人进行咨询，但他们拒绝目前这些治疗中心严峻的规定，不愿承担被收入院所必须的条件：出于自愿。

他们从再次开戒的吸毒者口中听到过治疗中心所犯下的“暴行”，所以巴普西在和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都对我们流露出完全的不信任。我不能消除她的恐惧而勉强地把她送到什么地方去。确实，对于随便哪一个吸毒者来说，下决心进入医疗中心都是困难的。当然，他们得忍受毒瘾及其所带来的痛苦。但这种痛苦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一个治疗团体中，他们不但要放弃他们熟悉的环境，习惯的交往，连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要听命于人，直到损伤他们的人身自由。例如，为了表明他们已经与毒品世界决裂，他们应该剪掉头发，更换衣着方式和放弃刺激性的“狂风式”音乐。

但是，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发型、服饰和音乐比对一个20岁的瘾君子要重要得多。为了留长发，穿紧身牛仔裤或者为了唱片，他们可能与双亲吵上两年。在他们痛苦地猜度着在医疗中心里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的时候，作为进入这个中心的人门证却是牺牲象征他们激烈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而正是这些成果为他们赢得了朋友、伙伴和团伙的尊重。依我们之见，取消它们对于这些孩子未免太苛求了。

这些吸毒的孩子们的感情还不很稳定。他们在对一个充满安全感的世界幼稚的憧憬与梦想和大人们在竞争中的行为表现之间摇摆着。人类在青春期遇到的心理冲突，他们通过在精神和肉体上使用毒品进行了“补偿”。这些孩子没有逐渐地脱离父母家庭，慢慢地取得自主的经验。他们只学会了每当生活的关键时刻逃避现实。

尽管这些12到16岁的孩子们在弱肉强食的毒品世界中经历了很艰苦的生活，尽管有他们在那里学到的那种东西，从感情的方面上讲，他们仍然是孩子。所以当他们不得不屈服于目前的这种确实不适宜于孩子的治疗时，他们表现得倔强不驯。

像很多其他的孩子一样，巴普西不能屈从于这种长期治疗的要求，我们曾在多次长时间的谈话中力图使她思想有所准备。当她在一家神经精神病学机构中断毒之后，我们把她送往杜宾根吸毒者救济协会，那是一个少有的能破例接受她那种年龄的吸毒者的中心。在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显得紧张，同时又处在一种愉快的兴奋状态中。我们长时间地谈着上帝和世界。肉体上的戒毒给她带来了欢悦和自信。但是，在快到杜宾根时，她表现出不安与神经质。

我们到达之后，巴普西由一个前吸毒者领到为新来的人准备的接待室。但是，甚至在人院谈话之前，她就声称要回柏林。她已经看到了她必须接受的一切：她刚刚经过搜查（行李、衣物、甚至还要搜身），避免把毒品带到医院中，现在，又要把她的长发剪短。当她看到理发师拿着剪刀走近她时，她忍不住了。医疗中心的人又和她谈了一次，但也不能改变她的决心。在下述的状况下把她收留在杜宾根是不合乎情理的：她将被关在医疗部，而且，由于她的对抗，她可能会构成某种对其他人的危险。此外，一有机会，她就有可能逃走。

巴普西因为过量用毒在44天后死去。她是1977年在柏林因海洛因致死的第84人，这是官方数字，她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巴普西之死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应该立即把援助更年长的瘾君子的网络扩大到12到16岁的吸毒者中，或者把他们列入成年人中间，或另外建立一个网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与毒品斗争的未来就取决于此。假如不改变这种状态，这部分这个年纪的人就会继续从网孔中冲出去。应该想到这部分孩子，发展新的医疗概念，特别是对其自愿性的要求不必如此僵硬，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遇到美国的那种形势：一个因过量使用毒品致死的孩子，已不被看作是特例了。

然而，通过专门的顾问与医疗人员之手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比经过警察之手好些，不能把它比作仅用还原和加固的办法便可奏效的传染病或精神分裂症，不能把它归复为一个人体医疗过程。

医疗的不幸在于无法创造奇迹，它只是对极少数年轻人的一种有效的帮助。

毒品，现在已渗透到学校、舞厅和娱乐中心，依我们之见，它将继续向越来越年轻的人进行扫荡。它不再仅仅威胁极少数的12岁到18岁的人。例如，往往是侥幸之机决定一个13岁的幼女渡人青春期的方式：未受明显的伤害或者没有沉溺于酒精。海洛因，没参加会道门或某个宣扬暴力的无政府组织。今天的年轻人对毒品有很强的接受力，就像成年人易于接受制药工业的诱惑一样。每个，或者几乎是每个年轻人都认识某个人，朋友或是一面之交的人，这些人曾经或正在吸毒，或者有吸毒的愿望。今天的吸毒者的动机与60年代“大麻”和麻醉品的爱好者的动机非常不同：当年的嬉皮士的动机是开阔理性，而今天吸毒者则是要消灭它，对于那些酒精和轻型毒品的消费者也是一样。所以，今天难以把处于危险中的年轻人分为“酗酒者”、“大麻吸食者”和“不可救药的吸毒者”这样的等级，因为从这级过渡到那级是很容易的，而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却是相同的。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公众舆论对问题的规模，无论是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没有足够的了解。大部分政界的人物总是认为这是一股即将到达顶峰的“浪潮”，用不了很久就会跌落下来。国会议员也向我们大谈“抑制”吸毒现象，好像如同拧紧“水龙头”一样简单。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正在产生日益增多的主观的社会边缘主义者。很多的年轻人避身于毒品之中，因为他们在学校，在工作环境或在消遣中，都找不到有关他们所需要的答案与这个进程（其发展节奏在加快）相平行，非法的麻醉品如大麻、lsd、海洛因，与合法的麻醉品如酒精和某些医药制品相比，已成为获得头等利润的源泉了。假如我们估计——而且是保守的——仅在西柏林的5000左右的一批人——他们是海洛因消费的死硬核心——每天可集资50万马克（通过卖淫、偷盗或抢劫），那么可以想象在全国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什么？那些自吸毒者身上攫取如此之大的利润的人，是不会放弃他们的生意的，而地方警察和地区警察也没有力量限制他们，落人警察之手的海洛因和轻型毒品的数量，只不过是消费量的一个微弱的零头而已。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毒品的交易已扩展成一个紧密的销售网。这样一来，就如同那些轻型毒品一样，人们到处都可以弄到海洛因。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未曾沾染毒品的地区了：只不过是各地区之间有所不同，传染危险的尖锐程度有大有小而已。

每个大城市都有其“舞台”，毒品贩子将他们的销售点置于唱片舞厅和青年娱乐中心里。

毒品的无处不在肯定是其消费量日渐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一个追求“补偿行为”的年轻人不用费难便可以得到。而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很多年轻人忍受着一种莫大的烦恼，一种感到他们的存在没有意义而产生的愧疚。他们唯一的消遣便是每周一次到唱片舞厅去。

但是在那里，这部分数量日增的年轻人也少有交往的可能，特别是口头交往。在被音乐搞得头昏脑胀之后，失望地走出舞厅：他们又一次感到生活得毫无价值。

这些孩子和年轻人对现实不满，既不能从他们的未来获得鼓舞，也不能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因为他们的童年——这个自发的。相对说来自由成长的。兔除他人操纵的、所以说是均衡的阶段，一般在他们进入学校后便告结束。从入学开始，他们的天地便是一个竞争和消极消费的世界。

在这些被剥夺了童年的年轻人身上，想象力是匾乏的，自信心和自制能力是微弱的。他们不停地追求着刺激，却不能形成自卫能力以对抗那些从他们年幼时便置身其中的消费社会的种种诱惑。

学校的选拔变得日趋严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他们的青春期开始便发现，尽管他们做出种种努力，他们未来的中等财力将不允许他们得到广告和商店橱窗所吹嘘的那些富于魅力的东西，进入那个从孩提时代就使他们着迷的世界。当然，有时他们做出一副蔑视这一切的样子，高傲地标榜他们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更多的人看到自己被拒于消费享乐之外，感到一种苦涩。

金钱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也是如此。为了结识一个姑娘，一个年轻人一开始就得在唱片商店里花上10、20或30马克，还不算最时髦的衣着、购买唱片和参加流行歌曲音乐会的开销。对于一个学徒工或中学生来说，这是沉重的。这样就产生了重大的问题——滴水汇成了河——年轻人用另外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父母们无法为他们指出道路，因为他们自己还陷身于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呢。他们的工作成果——过去的和将来的——不允许他们为自己提供他们追求的或人们告诉他们要追求的东西。与他们的孩子不同，他们并不放弃奔波，而是以双偌的努力尽心竭力地从事他们在西西弗的劳作，同时却丢弃了对他人的不幸的诸如友谊、互助、正直、理解的价值。

家庭生活被摧毁过程的规模已经引起了不安。在西柏林，已决定向不少的家庭派出“家庭助理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大学生等等）。他们在那里看到一种由于敌对情绪和缺乏气息相通的而造成的难以致信的精神不幸。离婚（离婚率不断上升）、常开的电视、自杀、滥用药物（真正的“精神支柱”）：这就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环境——还没加上青春期问题所带来的烦扰。这个男孩或这个女孩便处于这样一个有着多处出口的迷宫和若干条称谓不同的迷廊之中，其中有家庭、消遣、工作前景、校内竞争、性和梦幻。问题是他怎么从中脱身。他找到的出口可能朝向一个会道门，一个酒鬼团伙，也可能是吸毒。而海洛因这种最危险的毒品也是以创纪录速度“解决”所有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

对于很多处于危险中的年轻人来说，关键性的障碍是毒品的价格昂贵，所以姑娘们就成了毒品贩子们先于一切的靶子。最近几年，在12到16岁的海洛因消费者中间，姑娘的增长数字远比男孩子们快得多。由于卖淫可以使她们易于得到钱，毒品贩子便把她们视为猎捕对象，从而任意地使她们成为毒品的依附者。

这一切往往是在音响舞厅开始的，方式非常简单。一个年轻的男人露面了：面相不凡，身穿符合这种场合要求的时髦衣裳。他和年轻的女孩子们搭话，她们发现他很出众，热情得让人倾慕。很快，他向他选中的受害者提供了第一批几小包海洛因，而且是免费的。他重复几次这种做法。于是，又一个姑娘“上钩”了，而她很可能把毒品引入到她的朋友们的圈子里去。

这种招揽生意的方式是小的二道贩子的特点，有时还得付佣金。与中间商和批发商不同，他们本身便是瘾君子，而他们获得的利润勉强地够他们维持生计，甚至有时候还得为他们本人需要的海洛因奔忙。他们不需要说服人的才干。年轻人喜欢冒险。可以理解的是，他们期望获得他人没有的经验，而在世界上这种经验越来越罕见，于是他们抓住了毒品贩子的“救援之手”。而在最初结识海洛因之时，他们确实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一种从所有的烦忧中解脱出来的感觉。

他们不大愿意离开这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超级支柱”，三次之后，精神上对海洛因的依附就形成了。此后，看他们使用海洛因频率大小，大约几周之后，又轮到了肉体的依附。吸毒者再也离不开海洛因了，否则就得忍受毒瘾发作时的种种痛苦症状，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毒品贩子的常客。对大部分瘾君子来说，他们组成了一条齿轮传动系统。假如哪个毒品小贩被捕了，第二天马上就有人代替他。每个瘾君子都希望自己成为二道贩子，认为这样总比去偷——小偷小摸或溜门撬锁——去卖淫能更惬意地满足自己的要求。换句话说，海洛因贸易的蔓延不但为他赢得了客户，而且准备了未来的销售人员。在柏林，已经是14到16岁的二道毒品贩子“当政”了。

在农村地区，毒品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其表现还不如城市里那么显而易见。而或迟或早，一批农村的年轻人会来到城市的大中心，因为在乡下的村镇上难于弄到他们所必须的数额越来越大的款项。

毒品瘾几乎总会把女人和姑娘们引向卖淫之路，而那些男性吸毒者，绝大部分专搞一些偷盗财产的犯罪勾当：一些去偷仓库，培训中心或者运货汽车；另外一些则去偷手袋、偷展品。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窝主，至少有个销赃点，把这些相机、录音机，小型家用电器、酒品等卖出去。但无论如何，除非是受人所委，这些赃物所值（当然不是它们的实际价格）只能勉强地给这些瘾君子弄来日常所需的海洛因的款项。

由于这笔款数在40到100马克之间起落，毒品舞台便带有永远为钱奔忙的痕印。因为每天必须搞到这么一笔数目的钱的局限。这些吸毒者变得粗野、凶暴、彼此不交往。尽管海洛因的用量不断加大，但它的快感却逐渐下降。最后这种快感会完全消失：他们不过是为了逃避瘾发时的痛苦而进行注射。

克丽斯蒂娜自述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蒙骗我父亲，但无论如何，很长时间以来他就对有些事表示怀疑了。我觉得他是在等着确凿的证据，而这证据不久就落在他手中了。

那是一天晚上，我发现已经没有第二天早晨用的兴奋剂了。但是我不能出去找，因为父亲在家。我偷偷地打电话给亨利，约他在克罗比小区见面。我父亲在苏尔克商店门前发现了我们，亨利刚好来得及溜走——但我父亲拿到了可卡因。

从我和亨利交往的开始，我把一切都讲了出来，我连扯谎的力气都没有了。父亲命令我和亨利再订一个约会，让他第二天，带可卡因到哈森海德公园来。然后，他给警察打电话，把一切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到公园去逮捕亨利。他们回答父亲说，他们不能这么干，应该进行符合法律程序的搜捕，而这样的行动又不是一夜就可以组织起来的。那么你们就不想抓住一个“少年诱拐犯”了？——这是我父亲使用的词句。警察要于的活太多了。至于我，我当然很高兴能避免充当钓饵这么一个下流的角色。

我早就想象过我父亲发现真情那一天的情景：我会被他打得半死，扔在楼板上。但实际上他的反应却不是这样。他似乎被失望攫获了，几乎和我母亲一样。他和蔼地跟我谈，最后他想让我明白，就是真心和海洛因决裂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但他还没放弃让我做到这一点的希望。

第二天，他又把我锁在家中。他把吉妮带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我的瘾发得很凶。到了中午，我坚持不住了，就给亨利打电话。我求他给我带海洛因来。进公寓大楼的楼门需要钥匙，我会从我家12楼的窗子放下一根绳子去，最后我终于把他说服了。但是作为交换，他要我用那绳子送给他一封情书和我的一条内裤。没有交换物他的兴奋剂是不出手的。这可真是个商人，对吧。

我在家里东翻西找，从晾晒衣服的塑料绳到睡衣上的腰带，一切能结成绳子的东西，我都找到了。我把这些东西连接在一起，真是长得要命。为了它能足够地长，还得没完没了地打结，没完没了地试验。然后，在毒品瘾中，我胡乱地涂写了一封“情书”。

亨利准时赴约。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绣花内裤，那是我亲手绣的，把它和那封信塞到电吹风机的套子里，然后把这个空中邮包从儿童室的窗子放了下去。还可以。亨利取出了“应付货款”，又把兴奋剂纸包塞进罩子里。很多人对我们的活计颇感兴趣。可这丝毫不妨碍亨利。至于我自己，我才不在乎呢。我只想着一件事，可卡因。

它终于到手了。我正准备拿去加热，电话铃响了，是亨利。我们闹了个误会，他要的是一条我穿脏的内裤。海洛因已在我手中，其它对我都无所谓了。为了让那个家伙别再跟我捣乱，我从衣服篮里抓了一条最旧的裤权，从窗户扔了出去。裤权掉进了灌木丛中，亨利本来要走了，又跑回来去找它。

这小子真是个疯子。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们使用绳子那天的前三个星期，一张逮捕证就等着他了，不过是那帮警察没功夫来找他而已。甚至他的律师也告诉他，他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不妙的境地。但是一沾姑娘的边，他就昏头胀脑了。

后来，在他的案件中，我不得不作证。我实话实说。一方面和其它的买主一样，我才顾不了他那么多呢！可另一方面，我也有点不忍心这么轻易地做出不利于他的证明。说来说去，他并不比另外的贩子们坏多少。他们都清楚，有毒品瘾的人把那点票子都用到买毒品上去了，这些人都是些下流坯。但亨利是个不幸的瘾君子，他的“毒品”，是年轻的姑娘们。我以为，他的位置不该在监狱，而该在精神病院。

一连几天，我都被关在家里。好在亨利事先已经给我带来了海洛因储备，我没有断毒。一天早晨，父亲离家时没有锁门，我溜了出来。整整一个星期中我东游西窜，直到父亲又找到我，把我领回家中。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揍我。只是他显得更加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