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说：“生意怎么样？”

“还不赖，你从哪儿来？——纽约？”

“是啊，你呢？”

“泽西市。”

“幸会！”

一会儿，我就从他那儿要来几张报纸，沿街叫卖，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它们处理掉。尽管如此，毕竟还是挣了几个钱。我奔国青年会，发现奥玛拉报纸掩面，正躺在大扶手椅上呼呼大睡。

“我们去吃点儿东西。”我说。

“好啊！”他一脸嘲讽。“咱们去黛尔摩良克。”

“是真的，我挣了点儿钱。可以喝点儿咖啡，吃点儿面包圈。”

他霍地站起来，抬腿就走，路上，我讲述了经过。

“我们去找他。”他说，“这家伙看来是个朋友。从泽西市来的？太棒了！”

他的名字叫穆尼，他匆匆干完活，和我们一起去吃东西。

“你们可以睡在我那儿，我还有一个沙发，总比监狱强。”

第二天，将近中午，我们按他的指点，到报社后面去领一捆报纸。自然是穆尼垫的钱，大约有五十个孩子已在那儿争先恐后地挤来挤去，我推开众人，挤到窗前。

突然我觉得背上有个东西在爬。是一个小黑孩儿，想踩着我的脑袋去拿报纸，我把他弄下来，可他却从我的两腿之间钻了过去，孩子们哄堂大笑，我也只好跟着傻笑。

很快我们领完报纸，行进在大街上，然而，让我开口叫卖真是比登天还难，我试着把报纸塞在行人手里，但收效甚微。

当穆尼走过来时，我正呆立在那儿。“卖报纸不能这样，瞧我的。”他转身挥动着报纸，嚷道：“号外！号外！全是……”我极力想听清这一特大新闻，可总是抓不住那几个关键字眼儿。我打开报纸，翻到头版，却根本没有什么头条新闻。其实，一条新闻也没有。

“随便喊。”穆尼说。“只要扯开嗓门，别总站在一个地方，要来回走动。如果想在下一版报上市之前把这些处理掉，‘就得抓紧时间。”

我使出浑身解数，走大街，穿小巷，一会儿又进了公园，而总共才卖掉三四张，我把报纸往地上一扔，坐在长椅上看池水中的鸭子嬉戏，所有的老弱病残都出来晒太阳了。公园好像成了老兵之家疗养所。一个怪老头向我借报纸，说是要看看天气预报，结果是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我等在一旁，昏昏欲睡，报纸一送还，我就忙把它整整齐齐地叠好，还其崭新原貌。

我走出公园时，被一个警察叫住买报，几乎把我吓个半死。

等到下一版报纸出来时，我只卖了七张，我找到奥玛拉，他比我稍好，可也强不了多少。

“穆尼该失望了。”他说。

“我想也是，我觉得咱们不是这块料，这是孩子们干的活儿，也适合穆尼这种人。”

“你说得对，亨利。”

我们又去喝咖啡、吃面包圈，总比没有好，抱着大捆报纸，走了半天，令人胃口大开，真不知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下午我们又碰到了穆尼，为我们的无能表示歉意。

“好了。”他说。“我明白，给你们五元钱，看能不能找点儿别的活干，你们不适合干这个。晚上我们在餐馆碰面好吗？”他一转身，匆匆跑了，还没忘记挥挥手。

“真是个好人。”奥玛拉说，“上帝！现在让我们看看，能找到什么活，走吧！”

我们昂首阔步往前走，一点儿也没考虑找什么活儿，怎么找。过了几个街区，碰见一个小伙子，向我们乞要一毛钱。

他是费城的矿工，像我们一样被困住了，吃了东西，我们开始交流思想，“怎么样，”他说。“今晚咱们去红灯区好吗？只要有钱买酒，就一准受欢迎。不一定非得和姑娘们上楼，反正那儿又舒适，又惬意——还能听音乐。总比在‘停尸房’强（青年会）。”

晚上，几杯酒下肚，他问我们是否已改变宗教信仰。

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解释说：“有几个家伙总在‘停尸房’周围转悠，想为教会争取几个信徒，甚至连摩门教也撒了网，遇到这些人，你就一脸天真，假装特别感兴趣。如果他觉得你上钩了，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蹭一顿饭，你们不妨一试，我已经干过一回，所以不灵了。”

我们在妓院呆了很久，姑娘们搔首弄姿，在面前走来走去，后来只得放弃。

“她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朋友说，“得过且过，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模样不赖，是吧？”

我们品头论足，这些可怜的姑娘，看上去比救世军的女士们还修。她们嚼着口香糖，哼着歌，吹着口哨，竭力作出勾人魂魄、妩媚迷人的样子，还有一两个打着哈欠，睡眼惺松。

“至少她们能填饱肚子。”奥玛拉说。

“是啊，也许吧！”朋友说。“我可宁肯饿肚子。”

“我不知道，”我说。“如果，被逼无奈……，如果我是个女的……没准我会挺而走险，不过我得做点儿准备，至少吃得胖点儿。”

“你要是这么想，”朋友说：“那你就错了，干这个无须很胖，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她呢？”奥玛拉手指一个肥胖的女子。

“她天生就那么胖，再说，还是个酒鬼。”

夜半，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我开始惦记莫娜。自从我们离家，只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她不擅于写信，而且也不擅于表达，她只说，财产要被没收了，然后会怎样？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在青年会转来转去，希望甚至祈盼有人对我下手，我已做好准备，皈依任何宗教，哪怕是摩门教，然而无人理睬，傍晚时分，一个绝妙的主意突然冒了出来，简单之极，真纳闷为何早没想到，话又说回来，情急才能生智。

什么主意？就是挨家挨户地到每个商店去要那些准备扔掉的食品：剩面包、烂水果、变质牛奶……我压根没意识到，这个想法和圣弗朗西斯的乞讨术多么相似，他也是讨些别人不吃的东西，当然，区别在于他是为履行使命，而我只为充饥，这有天壤之别！

简直像变魔术。奥玛拉和我分兵两路。一会儿工夫，就满载而归。我们飞奔到福莱彻家，找到奈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其实，我们要来的残羹冷食，远非难以下咽，以前，无意之中，我们也吃过臭肉，而这些蔬菜只需略做挑捡，剩面包一烤，香味扑鼻，酸牛奶拌上烂水果，就成了美味佳肴，对于一个苦力来说，这就算盛宴了。唯一遗憾的是，没有酒，无法把噎在嗓子眼儿的硬奶酪顺下去。好在还有咖啡和炼乳，我们兴致勃勃地狼吞虎咽。

“真糟糕！忘了叫上穆尼。”奥玛拉说。

“谁是穆尼？”内德问。

我们略述经过，内德张大嘴，听得目瞪口呆。

“上帝啊！亨利。”他说。“简直难以置信，我就一直坐在报社前面楼上，以我的名义刊登你的文章——而你却在卖报，我得跟尤里克说说这事儿。对了，你看到自己写的文章了吧？他们认为相当不错！”

我早把文章忘得一干二净了。可能在青年会时，迷迷糊糊地看了，但压根儿没意识到是自己的手笔。

“亨利，”福莱彻说。“你应该回纽约去，这些小伙子可以在这儿消磨时光，而你得另当别论，我有种预感，你肯定会有所作为。”

我的脸刷地红了。

“行了，”福莱彻：“别害臊。不知你将来会成为圣人、诗人，还是哲人，但勿庸置疑，你颇有才气，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你尚不陈腐，我感触最大的就是你的忘我精神。”

内德原本就于心不安，对福莱彻的话举双手赞成，“只要我拿到钱，亨利，”

他说：“你就可以乘火车回去，起码我能做到这一点，奥玛拉和我还是留在这里，是吧！特德？你是老手，十岁起就出来闯荡了。”

奥玛拉乐了。现在他已不愁吃喝，所以精神抖擞。

另外，还有穆尼这个机灵鬼，他们俩在一起，能想出许多鬼点子。

“可谁来写文章呢？”

“我早想到了，”内德说。“下星期，他们安排我去干版面设计。这是我的拿手好戏，这回，我可真的要挣钱了。”

“也许还能接我的班。”福莱彻说道。

“我也这么想。”内德说。“如果奥玛拉能解决吃饭问题，我就负责其余的事，再过几天就发薪水了。”

晚上，我们又睡在福家。我彻夜未眠，不是地板太硬而是因为莫娜。现在我归心似箭，于是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也许可以向老头借点儿钱，哪怕只是部分路费，只要能到里奇蒙德就行。

一清早，我去邮局拍了电报，傍晚时分，钱就寄来了——是全程的路费，我又向穆尼借了五元钱作饭费。当晚就动身了。

一上火车，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不出半小时，就把杰克逊威尔完全抛到了脑后，能睡在软卧上是多么惬意！真奇怪，我又开始创作了——在脑子里。真的，我真想立即奔到打字机前。距离上次写作好像已经隔了一个世纪……我朦朦胧胧地设想与莫娜的未来，心下释然。坐在舒适的车厢里，怀惴五元钱——感觉美妙之极，也许我正蒙一位守护天使垂青，我想起福莱彻临别时的话，我真的有才气吗？当然，可我得证明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我仍为有这么一段悲惨的遭遇感到庆幸。“经历是无价之宝。”我不停地对自己唠叨。有点儿傻乎乎的，一会儿，便安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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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地方，也就是回到了那曾令人神伤的地方。莫娜和我分别住在自己家里，这是唯一的办法——暂时地——解决经济困难。一旦我出了几篇小说，我们就再找自己的住处。

从老头离家去裁缝店，直到他回来吃饭，这段时间我都在努力地写——每天如此。莫娜与我天天通电话。有时中午找个便宜的小餐馆一起吃点儿东西，但次数很少，莫娜很不高兴，她恐惧、怀疑、嫉妒，几乎要发狂，她根本不相信我一直在不停地写，从清晨到黄昏。

当然，我有时会停下来琢磨琢磨，我有一百个不同的素材可以利用，但都需要研究、分类。现在我能让滚筒接连不断地转上八圈，当我坐在打字机前，它就在手指中旋转下去。

我在为一个自我描绘添上最后几笔，我称之为“失败者”（我从不怀疑一个住在意大利叫帕皮尼的男子，很快将以此为名写一部书）。

我不能说，我父母的家——工作环境理想，我在窗前，躲在花边窗帘后面，但仍要留意是否有人来访。家里的规矩是——若你知道有人登门，躲！我每次都如此——与打字机、书、稿纸等等一起，通通藏进衣柜中，这真是绝妙至极！我自称是“家丑”。有时，蜷缩在衣柜中我会突发奇想——毫无疑问，这应归功于樟脑球的刺鼻的味道，我的灵感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急不可待地盼着客人速速告辞离去。

在一片漆黑中，我在小纸片上胡乱作些记录（只是关键字词）。等我从柜里爬出来，妈妈准会说：“你不该拍得那么凶！”你瞧，烟是必须要得到解释的，她的话是，“亨利刚才在这儿待过。”有时，听她对来人勉强作解释，我就用衣袖捂住嘴，唯恐自己笑出声来。

她总是问我，“你的小说就不能写得短些？”她的想法是——可怜的想法——我完成得越迅速，越能快些得到稿酬，她不想看到退稿通知，她不相信这些纸条。

一天早上，她问，“现在你在写什么？”

我告诉她，“钱币学。”

“那是什么？”

我略作解释。

“你觉得，人们对这种东西会感兴趣吗？”

如果我把真相告诉她，给她讲讲“失败者”，真不知她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