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属于这儿。事情就是这样。”

“我不，噢？”我属于哪里？我们心自问。法国？也许是，也许不是。四千万法国人一口吞下去是太多了。如果让我选择，我更喜欢西班牙。直觉上我喜欢西班牙人，就像我喜欢俄国人一样。

某种程度上这次谈话又让我考虑起经济问题。这总是恶梦。一个星期后我发现自己怀疑我们最好根本不回纽约这个主意是错的。

不管怎样，第二天我又改了主意。我们陪克伦斯基和他的妻子来到镇子边，在那里他们很快搭上了一辆车，我们站在那儿挥手告别，然后我转向莫娜，亲切、沙哑地嘟哝着：“他是个好人，那个克伦斯基。”

“你最好的朋友。”她像电似的快速地说道。

用从克伦斯基那里得来的五十元钱，我们付清了一些欠帐，相信克伦斯基在回到纽约后能再寄给我们更多的钱。我们又试着在这方面努力一下。凭借着强烈愿望的力量，我成功地写完又一个故事。我努力开始写另一个，但毫无希望，我头脑里没有一点儿东西。所以我换成给所有的人写信，包括那位曾经让我做他助手的编辑，我也找了奥玛拉，但是发现他如此沮丧，以致我没有心情跟他提钱的事。

毫无疑问，南方让我们抑郁。房东和他的妻子尽一切力量让我们感到舒适，罗林先生也同样尽力来鼓励我们。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提起一句我们欠他们钱的事。马歇尔呢，他去西弗吉尼亚的旅行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延长。除此以外，我们只是不愿向他借钱。

酷热，像我已说过的那样，对我低落的士气有很大的影响。世上有一种热能使人温暖，充满活力，还有另一种热能使人衰弱，耗竭人的力量、勇气，甚至是一个人活下去的愿望。我猜想我们的血太浓了。当地人普遍的冷漠只能增强我们的漠然。

这就像真空状态下的睡眠症。这儿没人听说过艺术这个词，它不在这些人的词汇中。

我有种感觉，那就是切诺基人比这些可怜的家伙创造出更多的艺术。人们看不见印第安人在这片毕竟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的存在。人们能感觉得到黑人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出现，一种沉重的、扰乱人心的存在。

被当地人称作“焦油脚跟”的人肯定不是黑人的情人。事实上他们什么也不是。

如同我说的，这是个真空，一个酷热、郁闷的真空，如果你能想象得出这样的东西的话。

有时我渴望在僻静的街上走来走去。现在走在这条街上也没了乐趣。眼前出现路两旁的百货店，但里面除了失望和孤独，一无所有。四周的美丽只能激怒人。在这里上帝一定让人过上了不同的生活。印第安人更接近上帝。对黑人来说，如果白人能给他们机会，他们会兴旺起来。过去我常怀疑，现在还怀疑印第安人和黑人会不会最终走在一起，把白人赶出去，重新建立一个充满牛奶和蜜的天堂。唉——

玛丽得到的下一个福气，

第二个福气是好运，

想想她的小耶稣，

能通读圣经，

通读圣经。

少量的馈赠渐渐来到——一点儿钱，没有更多的，这是我给所有人写信的结果，但是克伦斯基一点儿信都没有。

我们又坚持了几个星期，最终完全失去了信心。一天晚上，我们决定拂晓起床，悄悄溜走，只背两个小旅行包。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天刚破晓我们就起床了，一手拿着鞋，一手提个旅行包，像老鼠一样没有声响地溜出来。我们走了几里地后才遇到一辆车。到达云斯顿一沙龙时已经是正午时分，在那里我决定发一封对方付款的电报给父亲，向他要一些钱。我建议他把钱汇到达勒姆。我们决定在那儿过夜。

快到深夜时，我们才到达达勒姆。一封电报正等着我，这是肯定的。它写着“对不起，儿子。我在银行里没有一分钱”。我真想痛哭，倒不是因为我们的不幸，而是因为让老人家发这样的电报给他带来的羞辱。

感谢一个陌生人，到中午我们才吃上三明治，喝上咖啡。现在我们很饿，比平时更感到饥饿。当然这是因为还要空着肚子走完那不可想象的旅途。除了上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像个机器人似的。

当我们站在高速公路上，当由于疲劳和沮丧不想再迈出一步时，当我们站在那儿只是望着夕阳像个绽开的西红柿一样落下山时，突然一辆相当漂亮显眼的小汽车停下来，一个愉快的声音叫道：“想搭车吗？”这是一对夫妇。他们打算去两个小时路程外的一个小镇。男的来自亚拉巴马州，带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女的是阿肯色州人。世上有这么愉快、活泼的一种人，他们看上去一点儿烦恼都没有。

路上我们接二连三地遇到车出故障。路上不是花了两个小时，而是将近五个小时。感谢这样的延误，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我们告诉他们有关我们的真实情况，所有的真相，除了真相外没有其它的事情。这些都深入他们的心中。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好心女人的样子。我们刚刚进屋，她就冲进浴室，把浴缸灌满热水，拿出肥皂和毛巾，请我们放松休息而她却去张罗做饭。当我们穿着他们的浴衣又露面时，桌子已摆好。我们坐下来马上饱尝了丰盛的饭菜。这里有肉了烧菜、煎鸡蛋、小松糕、咖啡、蜜饯和水果馅饼。直到凌晨三点半我们才上床睡觉。在他们的要求下，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直到我们醒来，才意识到我们好心的主人从车上挪下车座当他们的床。

我们中午起床后，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男人带我们去看他宽阔的后院。

那里面停满了车，失事的车的残骸是他生计的来源。他肯定是个快乐、幸运的小伙子。他的妻子更是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请求的那样与他们多住几天。

我们准备离开时，那女人把莫娜拉到一边，往她手里偷偷地塞了一些钱，而男人硬往我怀里塞了一盒香烟。他们坚持开车带我们出城一段距离，这样我们能更容易地搭上车。当我们最后分手时，眼泪在他们的眼眶里闪动。

我们上了车，决心那天到达华盛顿。如果不是我们除了短途搭车一无所获外，一定能办到。驶进里士满时，天已黄昏。我们又一次破产了，那女人给我们的钱连同钱包一起不见了。难道有人偷了我们那可怜的一点儿钱？如果是，那肯定是个可憎的玩笑。无论如何，我们感觉太好了，太接近目的地了，以至于不会为这小小的财产损失而伤心。

又到了吃饭的时候。

我们用算计的眼光巡视了许多不同的饭馆。最后决定去一个希腊餐馆。我们想先吃饭，后解释我们的困境。吃完了一顿外加甜点的丰美晚饭，我们温和地、小心翼翼地向老板透露了真情。我们的故事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甚至给他留下了一个错误印象。他想出来的——出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去叫警察。过了几分钟，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出现了。在例行的严厉盘问之后，他要我们明确指出到底想怎样处理这件事。我说如果他能付钱，我们可以往纽约发封电报，钱将毫无疑问地在第二天上午汇来。他认为这是个合理的主意，并且自愿把我们带到附近的旅馆去住。然后他回到希腊人那里告诉他们他会对我们负责。所有这些让我感到该死的公平。

我不无忧虑地给乌瑞克发了份电报。那个警察护送我们回房间。他说第二天一早来见我们。他给了我们不同寻常的照顾，全然不考虑我们是从纽约来的。一个纽约警察，我情不自禁地想道，是完全另一码事。

夜里我起床去察看老板是否将我们锁在房里。我发现闭上眼睛是不可能的。随着夜越来越深，我越来越肯定我们的电报不会得到回音。

溜出去，不让夜间值班的服务员发现是不可能的。我爬起来，走到窗前向外望去，从窗户到地面大约有6英尺高的距离。让我们这样做：黎明时分从窗户逃走。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又一次站在离城一到两英里的高速公路上，还背着我们的两个旅行包。我们没有走直路去华盛顿，而是取道塔巴翰诺克，以防那个警察追来。幸好我们很快就搭上车。没吃早饭，当然也没有午饭，在路上我们只吃了些后来让我们腹痛的青苹果。

在去华盛顿的路上，紧挨着塔巴翰诺克的地方，一个律师让我们搭车。他是个迷人的小伙子，读书很多，也很乐于聊天。在分配给我们的时间里，我们往他耳朵里灌进了大量的故事。所以到了华盛顿后与他说再见时确实费了很大的劲。他坚持借给我们20美元。他说是借给我们，但非常明确的意思是让我们花掉它，然后忘掉它。他一边玩弄着刹车，一边小声说道。

“我也曾努力当个作家。”

我们太得意洋洋而不想赶快回家，大约半夜时分，我们落脚在那个城市，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克伦斯基打电话，问他能不能留我们住一夜？当然，我们乘上地铁，奔向他再次居住的布朗克斯。

在我们眼里，地铁是悲哀的。我们已经忘了人们看起来有多么苍白和疲惫，已经忘却城市里散发出的恶臭。单调的工作又设下了圈套。

唉，至少我们又回到熟悉的土地上，也许在失踪了几个月之后，有人会高兴见到我们。也许我能以实在的热情找一份工作。

第六个快乐是这样的——多么恰当！

玛丽得到的下一次欢乐，

是第六个乐事。

看看她的小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克伦斯基医生。

“啊，又回来了。我告诉过你，但不要以为你能指望我们去野营。不，先生！

你可以在这儿过夜，但仅此而已。你们吃过了吗？我要早起。这儿没有干净毛巾，不要再要了。你们不得不没有盖的去睡。不要指望有人把早饭端到床前。晚安！“

一口气说完所有这些。

我们整理了病床上的医书和食物碎渣，拉上灰床单，发现上面有血迹，但没说什么就钻进去了。

噢，你从荒原中走来，光荣与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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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读过的一本佛教杂志上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认为需要什么，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生活中就不会碰到问题，也就没有了秘密，甚至没有了生活的意义。”那天早上读到这句话时，我有点儿不舒眼。本来已经在床上过了一天，看了这句话，我开始狂笑起来，马上起来，像往常一样高兴地喊喊喳喳地出去了。

如果在我写作的那段时间里遇到这句至理名言，我会怀疑它是否能对我产生一些影响。现在我已不可能对事情持孤立的观点，至少充满了问题，充满了牢骚。所有的事物都有秘不可知的一面，而且都能产生神、整个宇宙充满了神秘。这是十足的智力财富。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如何寻求生存的方法。这听起来很容易，但我们应该明白如何解决如此简单的问题。

厌倦了我们随意的生活方式，我想找份工作，不再淘金，不再追逐彩虹。无论如何，我下定决心去挣足够的钱来满足日常家用。我明白这对莫娜是个打击。对她来说，找份工作的想法是令人诅咒的事，比这还糟，这简直是可恶的背叛行为。

当我第一次宣布自己的决定时，她的反应很特别。“你在破坏我过去所做的一切！”

“我无所谓。”我回答说：“我不得不这样做。”

“那我也找份工作。”她说，然后在第二天就受雇于大铁锅饭馆，当了一名女招待。

“你将为此后悔。”她告诉我。她说这番话的意思是致命的，从此个人自管个人的事。

我不得不许愿在找工作这段时间里每天在大铁锅那里吃两顿饭。我只去过一次，去吃午饭，但是看见她在饭桌旁招待别人的情景让我泄气。我不会再去那里了。

每天坐办公室，有份固定的工作是不可能的。首先我不能真正做好任何事。其次我知道自己不会固守每日例行公事的规矩。我不得不去找一些假装能给我自由和独立性的工作来干。只有一种工作我想到能满足这个条件，那就是卖书的生意。尽管它不能给我固定的收入，但时间是自己的。这点对我太重要了。每天早上准时起床、准时上下班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不能再回大英百科全书那里工作，我的记录太靠不住了。我不得不找另一百科全书干干，找一本活页百科全书花不了多长时间，我谋职的那家公司销售部经理没费多大力气就说服我认定他们的百科全书是市场上最好的。他似乎认为我有最大的潜力。出于好感，他把自己的“导线”借给我开始工作，他向我保证他们都是容易受骗的人。我提着一个公文包离开办公室，里面装满样张、各种各样的封面和租书商通常带在身边的物品。我要回到家去研究所有这些废物，然后开始工作。我将从不对一个问题说：“不。”

第一天我做成两笔主意，得到了自从我向客户推销最昂贵的书以来所得到的一份相当丰厚的佣金。我的第一个牺牲品是个犹太医生。他是个迷人的、很体谅他人的人，不但坚持请我与他的家人一起吃饭，而且还给了我他认为肯定会买我的书的几个好友的名字。多谢这位好心的犹太人，第二天我又卖了三套书。销售部经理私下里很高兴，但表面上装着认为我只是有一般新手的运气。他警告我不要让这迅速的成功冲昏了头脑。

“甭得意。因为你一天才卖出二三套，努努力能卖出五六套。过去我们有人一天能卖出十二套。”

“胡说八道。”我暗自想着：“一个一天能卖出十二套大百科全书的人不会去卖百科全书。他会卖那布鲁克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