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中有一个获释的名额，许多人都去争夺这个机会，而他拒绝这样做，他说神父的职位没有给他任何特权。萨特因此很敬重他。他也很喜欢萨特，乐于向萨特说心里话。
教士中还有不少人以前读过萨特的作品或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们有意同他结交。萨特对他们说，如果能找到一些听众，他可以作一个演讲。大约有20来个战俘聚集在一起，萨特给他们讲述了德国诗人黎尔克、法国作家马洛和德国哲人海德格尔关于死亡的观点。在这个随时可能遭遇死亡的时刻，萨特的演讲具有特殊的意义。
大约3个月后，也许德国人有了更合适的人员，萨特的翻译职务被解除了，他很可能接着被派去干苦力。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环境，萨特报名参加演员的行列。所谓演员，就是星期天在一个大仓库为集中营的战俘和管理者作表演的人。他们有吹小号的、玩杂耍的、拳击手、摔交手等等，大约十几个人，单独住在一个大房间里。
第二部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应征、被俘、抵抗（2）
这些人萨特都不认识，但他可以同他们打成一片。晚上大约8点半钟熄灯。熄灯后，他们把蜡烛放在小罐头盒上，萨特开始讲故事，大家都喜欢听。他坐在营房当中的桌子旁边讲着，没有脱衣服。而别的人都在床上躺着。这时萨特感受到一种个人的重要性，他是使他们高兴和感兴趣的伙伴，他使这些听着故事并乐得大笑的人结成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他承担了自己的自由。他在自身自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社会，他第一次有了一种关于社会性的实在感。
萨特努力同周围的人接触，同他们建立某种关系。但他对周围的人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有着严格的区分。有些人他很不喜欢。他不喜欢那些不光明正大的人。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中总有某种规则。在这个战俘营，人们在一起生活，要相互信任，相互征求意见等等。而那些为自己捞好处的人很可能变成真正的敌人；这些人不能待人以诚，不愿意承认自己做过的事，胡乱编造一些东西骗人；萨特无法容忍这种骗子。
作为战俘，萨特是不自由的，但他经受战俘生活的方式中具有某种自由。萨特认为，自己的行动并不是由一种外部原因决定的，他应该对一切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他就以这种态度来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最主要的是抵抗。
圣诞节快到了，教士们准备搞一个圣诞剧，他们想到萨特，请他编一个剧本。萨特产生一个念头：将它写成一个号召战俘们抵抗的戏剧。这个剧叫《巴理奥纳》，从表面上看，是一出关于基督诞生的剧，实际上，萨特假托罗马占领巴勒斯坦来暗指德国占领法国，剧中的台词充满对当前局势的暗示。演出时，全场非常安静。德国人不理解它，他们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圣诞节戏剧。而战俘们一下子都看懂了剧中的含义，大家十分兴奋。有的战俘后来回忆说，本来他们思想有些悲观动摇，受到这个戏剧精神的鼓舞，开始变得坚强起来；他们尤其为剧中黑人国王的表演而感动。而黑人国王的扮演者正是萨特本人。
进行抵抗的重要方式是从战俘营逃跑，萨特一直在想办法逃离战俘集中营。为写《巴理奥纳》，他推迟了逃跑的时间。战俘营离法国与卢森堡的边境很近，有不少犯人越过边境逃走了。战俘营有人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向战俘提供身份证和服装，通过各种巧妙的办法，把他们送出边境。萨特曾考虑采用这种方式逃跑。
正在这时，出现了另一个机会。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老百姓，他们是在路上或村子里被抓来的，德国人已同意放他们走。如果一个人有了预备役付款簿就能证明自己的老百姓身份。如果他服兵役年龄太小或太老，或者身体状况不行，德国人就会把他们放走。而制造假付款簿是很容易的，战俘营有一些刻制图章的高手。萨特给自己弄了本假付款簿。
德国人疑心很重，对那些声称身体不合格的人要逐个进行详细检查。检查轮到萨特时，萨特装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翻开自己那只坏眼的眼皮，露出几乎完全瞎了的眼睛说：“视力模糊。”医生对这个证据很满意，把他划到老百姓的行列。萨特和其他老百姓一起被运回法国，在德朗西，被塞在一个营地的大楼房中。两星期后，萨特获得自由。
回到巴黎，刚开始时，萨特对周围的一切有一种强烈的陌生感，甚至对波伏瓦，他最亲密的女人，都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感受。他对巴黎市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过生活感到惊讶不已：德国占领下的巴黎显得那么平静，人们照常在咖啡馆消磨时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萨特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呢？”那些跟他一样从前线归来或获释回来的人，应该有着同样的感触，但他们为什么不起来抵抗呢？
当他给波伏瓦讲述自己在战俘营9个月的生活和逃跑的经历时，并没有从她那里得到预期的强烈兴趣和共鸣。而且他对波伏瓦的一些行动也看不惯。巴黎物资供应特别紧张，波伏瓦不得不在黑市上买点东西，而萨特认为不行，即使是偶尔买一点茶叶，在他看来也是违背道德规则的。当局要求居民在一份声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波伏瓦签了。萨特认为这也是错误的，这是对当局的妥协。波伏瓦向他解释说，在巴黎，活着就意味着妥协。但萨特还是不理解，对一切都看不惯，经常发脾气。
这里，显然是境况的差异造成萨特的不适应。在战俘营；敌我界线十分鲜明：敌人就是敌人，同志就是同志。要么就是站在抵抗运动这一边，反对德国人的统治，要么就是倒向德国人那一边，成为通敌者，中间的道路是没有，也不存在着妥协的余地。在巴黎，在德国占领区，情况就复杂得多。人们要想生存下来就得向当局作某种妥协。即使进行抵抗，那形式也跟战俘营大不相同，其中有许多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往往还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局面。这些，是生活在阵线分明、“非此即彼”的战俘营中的萨特一时难以搞清楚的。
萨特一度想：“与其这样毫无意义地呆在巴黎，不如当初就留在战俘营！”在那个不自由的地方，他反而充分体会到自身的自由和价值。当然，他只是想想而已，不会真的回去；现在他毕竟是生活在比战俘营自由得多的环境里，而且有这么多爱他的亲人。不回集中营，但他要在巴黎创造一个同样能战斗的环境。在回来的第一个晚上，他就对波伏瓦说：“我回来不仅仅是享受自由的甜蜜，而是为了采取行动！”早在战俘营时萨特就已想好，回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创立一个抵抗团体，逐渐争取多数人起来抵抗，由此实现一个驱逐德国人的暴力运动。他并没有绝对把握可以成功，相反地，他估计成功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即使这样，他认为仍然应该奋起抵抗，因为最后德国人终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消耗光自己的精力，这就像罗马一样，它征服了一些国家，同时也摧毁了自己。
萨特把准备创建的抵抗组织定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选择这个名称，是同他在战俘营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这时他认为一种包容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可能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战俘的生活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内容──虽然是一种凄惨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财产，食物是被分配的，义务也是由征服者强加的，但这是一种集体生活，一种公社。萨特由此想象，如果他们的生活不是战俘的生活但保留了这种共同性，那麽这可能是一种幸福愉快的生活。当然，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同所有的人在一张桌上吃饭等等，而是试图让个人的自由同他人的自由一致起来。
萨特回来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组织这个抵抗小组。他找到以前教过的学生，还找过梅洛─庞蒂。萨特、波伏瓦、博斯特、让─普隆、梅洛─庞蒂，还有萨特的几个学生，在波伏瓦房间聚会，“社会主义与自由”这个组织就算是成立了。在讨论这个组织的宗旨时，有人建议使用暴力，但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炸弹和手榴弹。他们决定，在短期内，除了赢得更多的支持外，以搜集情况为主要任务，然后设法散发简报和小册子之类的东西。他们不久得知，法国有不少类似的组织。萨特开始同它们联系。
这一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商量决定到自由区去度假。最主要的目的是同其它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再就是办理萨特退役手续，而且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向德国人禁令的挑战，是一种冒险。他们来到边界的一个咖啡馆，是事先约好的。但原定的带路人已被德国人逮捕，咖啡馆老板给他们另外安排一个带路人。在等了一下午后，傍晚，一个穿一身黑装的中年妇女同他们见了面，谈好价钱，在深夜带领他们穿过边界线。
在自由区的一个小村庄，萨特找到一个叫卡恩的抵抗组织的成员，他是萨特大学时的同学。他们畅谈了几个小时。萨特还找了另外几个人，其中有纪德、马尔罗这样的文化名人，但他们对萨特联合起来进行抵抗的建议反应冷淡。从联络抵抗组织的目的来说，萨特这次行动基本上是无功而返。
通过这次行动以及以后了解的情况，萨特认识到，他在政治上是软弱无力的。他创建这个组织时，是希望它能够并入一个更大的组织，从而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样的组织是有的，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就十分强大。萨特试图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在法国建立一个人民阵线。他托与共产党交往密切的朋友转达了自己的建议，得到的答复却是：“萨特是德国人派回来的奸细，是披着抵抗的外衣对法国人进行纳粹宣传的。我们决不同萨特一起干任何事情！”这让萨特深感失望。他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什麽对他持这种敌对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应该十分清楚萨特不是德国奸细，因为在战俘营时萨特同那里的共产党员一起进行过抵抗活动。共产党的态度使萨特无法同他们联合作战。
这时德国人加紧了对抵抗组织的镇压。一度蓬勃发展的各种组织现在不是已经散伙，就是正在解体。同“社会主义和自由”一样，这些组织都是由一些根本没有地下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它们各自为阵，缺乏凝聚力，很容易被德国人破获。萨特的朋友、波伏瓦的学生都有参加抵抗组织而被抓了起来的，其实他们并没有干什么很有用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萨特这个抵抗小组没有惹什么麻烦，这只能说是幸运。博斯特提着复写机满街乱跑，普隆带着装满小册子的皮包随便往来，这是很危险的。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必须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为了不让他们遭受无谓的牺牲，萨特开始考虑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要作出这个决定对他分外困难：为了创建这个组织，他早在战俘营就策划了好几个月，一回巴黎就开始筹建，实在是难以割舍。思来想去，权衡再三，最后萨特还是痛下决心解散了它。约两年后，共产党人对于萨特的态度有了改变。一天，一个叫克洛德•；摩根的共产党员来见萨特，他曾同萨特一起在集中营呆过。他问萨特为什么不参加全国作家委员会，为什么不同共产党一起干。萨特深感惊讶，反问道：“难道你们需要同一个德国奸细一起工作吗？”他拿出一本两年前共产党人印发的小册子，萨特被排在德国奸细的名单之中。摩根看后喊了起来：“这样做太可耻了！”他同萨特一起在集中营战斗过，应该是了解萨特的。他向萨特保证，他们对这种损害萨特名誉的做法一无所知。最后，摩根再三劝说萨特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抵抗活动。萨特同意了。他参加了全国作家委员会的会议，并同共产党人一起搞文字工作，秘密出版刊物，特别是《法国信使报》。萨特还为《法兰西文学》做了大量工作。
第二部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存在与虚无（1）
在“二战”期间，萨特完成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
1939年应征入伍后，萨特就计划写这本书，作了大量笔记，勾勒了大致框架。1940年4月中旬回到巴黎休假时，他同波伏瓦谈到自己的哲学构想：他想把自己多年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一本哲学专著中，这部书的内容应该比关于想象的书广泛深入得多。萨特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要么什么都不写，要么就写些最根本的东西。
萨特在部队时接到一个通知，他的小说集《墙》获得民众主义文学奖。他在是否接受这笔奖金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从内心说，他不愿意自己被贴上任何标签，实际上他同民众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他现在正缺钱花，这笔钱正好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问问波伏瓦，由她来拿主意。但他马上意识到，这其实还是自己在作决定，因为他太了解她了。波伏瓦的态度，他还没去问就已经知道了：“什么标签问题！我们需要钱，现在有人提供给我们，我们就去得到它。问题很简单！”等到萨特真的去问波伏瓦时，她的回答跟他预想的几乎完全一样。
由这件事，他对自主选择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明明是自己作出的决定，又不肯或不敢承担责任，反而转嫁到他人身上，但终究无可推卸，因为这种转嫁仍是一种选择，不选择就是选择了不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注定是自由的，他不可能不自由。他将自己这些关于自由的思想纳入到要写的书中。
被俘后他仍然继续着自己的哲学思考，写了一些篇章。在战俘营，德国人允许战俘看海德格尔的著作，于是萨特要了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是他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哲学参考书。
逃离战俘营回到巴黎后，1941年秋，也就是在决定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抵抗小组以后，萨特又开始动手写这部书，1943年初完成了这部巨著，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萨特生活最艰苦的时期。食物匮乏，常常吃不饱肚子。不过萨特很能忍受，随便怎样差的东西他都能吃，有时甚至不吃东西就去写作。
当时巴黎煤炭短缺，电力供应不足，经常停电，甚至连蜡烛也不容易弄到，萨特住的房间又冷又暗。他住处附近有一个弗洛咖啡馆，那里用乙炔照明，感觉没这么冷。于是萨特每天晚上都去“弗洛”，他的哲学写作活动大都在那里进行。这部《存在与虚无》甚至可以冠上咖啡哲学的名称。其中有一段关于侍者的著名描述和分析想必就是一边观察一边写作而成的。
看起来是很艰苦的环境，从写作者来说，也许是最适宜的环境。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人。几年后萨特向访谈者回忆这一段生活经历时说：“我在自己的房间时，总想躺在床上，而在咖啡馆我是在工作，我所有的书都是在那里完成的。这是一个人们互不相干的场所，那里存在着他人，但他们并不关心我，我也完全不必考虑他们。那些陌生的客人在我旁边的桌子不停地争吵，但他们的吵闹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相反地，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子即使为了不影响我而悄悄走过，却更会打扰我。我不能承受一个家的负担；在咖啡馆，他人仅仅是在那里而已。门打开了，走进一位漂亮女人，坐了下来。我看着她，马上就能将注意力转回我的空白稿纸之上，她不过像我意识中的一阵冲动，很快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1945年10月23日在布鲁塞尔的谈话”）
从思想来源看，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对《存在与虚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意识是某物的意识——是萨特在该书导论中采用的一个基本观点。另一方面，萨特早在写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对胡塞尔的现象学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开始形成自己独创的哲学思想。例如，当他发现自己所写的一部名为“心理”的书中仍然有不少地方是重复胡塞尔的思想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其统统删掉，尽管它们是用与胡塞尔不同的方式表达的；只留下薄薄的数十页，那完全是他自己的见解。到他写《存在与虚无》时，可以说，其中都是他自己独创的哲学思想，尽管仍然可以从该书看到从现象学脱胎而出的痕迹。
另外，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实质性的。战前萨特读过海德格尔的东西，但并没有深入其著作之中，而这时萨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后来他深入研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完全是偶然因素所至：他在战俘营能够获得的只有这一本参考书。《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根本不同的。这一点，无论是萨特本人还是海德格尔都是这样认为的。海德格尔很讨厌人们将他和萨特都称为存在主义者，明确表示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萨特也说，虽然他在写《存在与虚无》时受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但他在其中表述的是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不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发挥。
《存在与虚无》还有一个思想来源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这就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萨特所受的哲学教育主要是法国传统理性哲学，这一点对于该书的写作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受其它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萨特对自身生活的体验，萨特又力求让自己的哲学思想超出这一理性主义传统。这两个方面的对立和融合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特色。萨特后来回顾说：“我的早期著作是一种关于意识的理性哲学。对于个体中明显的非理性过程的探索对我是很有好处的，《存在与虚无》事实上仍有理性主义的遗迹。但它终究成了一种非理性主义，因为它不能对那些既是下意识，又是理性，却又作为非理性而存在的过程作一个完全理性的解释。”（《思想纪游》）
总之，萨特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其构筑新本体论的方法。同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萨特一个重要的思考生长点。而这些经过萨特的手揉合为一种全新的东西，不同于原先的现象学和理性主义哲学。按照萨特的说法，这是他自己创造的一种实在论哲学，使经验能够综合超验物，理性能够包容非理性。
《存在与虚无》首先表述了一种本体论，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学说。传统哲学把这个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存在，一个是意识。这种二元论导致一些甚至明显荒谬的观点产生。或曰存在就是被感知，或曰存在与意识毫不相干。萨特拿出了两个新的东西：一个是自在，一个是自为，试图通过它们来解决传统二元论的难题。
意识之外没有存在吗？有。这是现象的存在。它存在，它是自在的，它是其所是。意识也是一种存在，但它是自为的，与现象的存在相对立。虚无并不是不存在。虚无不在存在之外，它就在存在内。使虚无来到世界上的存在是它自己的虚无。这种存在就是人的自由。自由是虚无的虚无化所需要的条件，它也就是“人的实在”之存在。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在世界上表现出否定来的存在，他也是能针对自我采取否定态度的存在。意识在它的存在中永远包含有自欺的危险。这危险的起源就是：意识在它的存在中是其所不是同时又是其所是的。
自在与自为怎样联系在一起？由于自为。自为本身不是一个自立的实体，而是一个非实体的绝对。自为是自在的虚无化，使原先自在的东西变成对我们说来不是自在的，赋予它某种意义，使它成为“存在于此”的存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的存在。
自为是作为自在的虚无化而存在，它不可能单独存在。而自在的现象如果没有意识同它联系在一起，也只是一个抽象物。自为在使自在虚无化的同时，也使自身虚无化，使虚无虚无化，变为与世界相连的偶然的自在。
自在与自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存在。这个总体的存在是自因的，同时又是自因的不可能。因为构成这个总体的自为既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它总是把自己建立为存在的不断谋划和这一谋划的不断失败。所以，这个自因的总体的存在总是包含着矛盾，它总是被指出又总是不可能。这种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失败，既说明了自在和自为的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又说明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
由此可见，意识与存在的二元论可以休矣。意识是存在不可分割的成分，没有意识就没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这并非说意识就是一切。恰恰相反，意识什么都不是，除非它是某物的意识，或者说，它依附于超越它的存在即自在的存在。而与意识完全无涉的存在虽然是存在的，但也是抽象的。因为我们除了说它是存在的以外，就再也无话可说。它对我们不具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