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留言——死亡日记》，先在“榕树下”网站以平均每两天一篇的速度陆续发表，待出版社正式出版不久，陆幼青离世。在抗癌俱乐部人们的眼里，陆幼青是个懦夫，因为他面对医生的诊断，不去抵抗病魔，而是在等待死亡，并在等待中还把其死亡过程昭示于世，这简直是在散布恐惧。我敢断定，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读过陆幼青的上接触《死亡日记》时，最初的期望没有实现。我以为他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浑然不知的走近死神时的感受，告诉我们一些短暂复苏后对弥留之时的记忆，至少拿出的是浸染在告别人生的特殊心境中的异样的文字。这些我们都未看到。文章流畅优美，调侃不断，如果将那些讲述病情的少数段落删除，读者甚至不会发觉这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的绝笔。仅用乐观勇敢是不能解释这种风格的。我一向以为，面对死神，勇敢者的态度未必就是单一的最后一搏的冲锋。陆幼青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一种冷静的对峙。他以异常充实的精神状态走向死神，不是靠着加入了抗癌俱乐部，皈依新宗教，也不是凭借匹夫之勇，而是依赖网络和媒体为他提供的特殊方式，在向无数人展示着自己那种平静中带有亢奋状态的心境，并以此坦然地走向生命的彼岸。

死亡同样可以快乐面对

既然绿色是生命的象征，那么我依然愿意遵从她本意的逻辑性，即不把死亡排除之外。在这里，我想再次引用张海迪的一段描述：“死亡只是一种生命终结的状态。在我眼里死亡是一片绿色地带，也是生命新生的地带，那里下雨，纯净的雨滴滋润着青青芳草……当我再也无法抵抗病魔，我会从容地踏上这条曾给过我美好生命的小路。”抗癌俱乐部的成员们在电台做直播时，还表述了一种心境。这直接体现在著名诗人柯岩给她们题写的一幅题字中：“活着是美丽的！”这使我很自然地又联想到陆幼青在他的《死亡日记》中对死亡情景的一段描写，原文我已记不下来，大意还有些印象，他是把死亡与冬季的白雪联系起来的：那里有丝丝寒意，但并不彻骨，雪笼罩着大地、山峦与冰封的河流，还挂满了沉睡着的松柏的枝头，那里静谧得有种异常祥和的感觉，让你的心境在一片安逸的氛围中净化得有如玉壶之冰……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景致呀！不同的人群对生命有着不同的理解，只要你的心态是健康的，一切就都会美丽如画。即使是痛苦和磨难，也莫不如此，黑夜的到来，对某些人来说，是黑暗越来越沉重可怕；然而，对有些人来说，却是越来越接近早晨与光明。

前面我曾提到张海迪曾毫不隐讳地讲过：“我的最大快乐是死亡。”按照你的理念，是绝对不能接受这种说辞的。在这里，我并不想追述她讲这话的动因，但我相信绝不仅仅是疾病，可无论怎样，她现在还活着。她说过：刚刚出版的小说《绝顶》是她的最后一部长篇，但她并不否认还要继续创作。我理解，这是她继续活着的最大动力。我在前面说过：“人生来总好把生命附加许多外在的东西，必须赋予它以意义，必须有东西证明它的意义。……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其实陆幼青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他的那种生存意义的表现欲望比一般人更为强烈，即使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一定要发散出耀眼的光芒。人都是追求快乐的。陆幼青的案例证实着人类行为中不可遏制的表现欲，他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痛苦难道不是快乐的反面）去满足他的表现欲的。一定有人会辩解，他牺牲了舒适是为了获得另一种快乐，或者说更大的快乐。但这一说法中有一个缺陷，即这两种“快乐”是不同质的，甚至相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都叫快乐呢？那只能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表现是另一种欲望，不是追求快乐，而是追求伟大，这么说太严肃，倒是市井中的那句糙话更贴切，追求“牛b”。但人类若仅仅追求快乐，与猪狗何异？好在几乎人人都还有另一追求，追求伟大。所不同的是大家的抱负高低不等，并且是在不同的游戏中追求它。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渴望在某一表现中，显示自己超越了那个日常的、平庸的自我。陆幼青的《死亡日记》正是这种表现欲的释放，这一欲望是如此炽热，为此他不惜牺牲舒适，加剧病痛，奉献出他仅有的一丝璀璨光阴。这种境界是常人所不及的，当然，也被一些看不上眼的人所不齿，是非功过随人评说吧。

知足常乐

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一味地抱怨，对痛苦一再地强调，心理就会失衡，就会更痛苦，就像进入了怪圈，遇上了鬼打墙，出不来了。

生存质量决定人对生命的满意度

我也很欣赏陆幼青对待生命与死亡的态度。没有死亡，生命就失去了意义。他把死亡看得很庄严；他并不是渴望死亡，但也不惧怕死亡。当他看好了一块墓地，并把它买下来以后，独自坐在那片墓园点燃一支香烟，悠然地憧憬着自己死后被埋葬在这里的情景。没有胆怯，也没有自杀。而是顺其自然拒绝抢救。直到最后，《死亡日记》还没有写完就已经不能坚持工作了，才要求医生给药，再延长一段时间的生命。

其实，人是很在乎生命的质量的。能说陆幼青最后的日子生命的质量很高吗？可是，他没有自杀，而是写了《死亡日记》。尽管我觉得他把死弄得有点隆重，不那么淡化，但是，也还是比自杀强。

有些人，对自己生命质量产生质疑的同时，也就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质疑。其实，这并不是一码事。因为，对生命质量的理解是和每个人的阅历、学识、个人的敏感度以及生存环境紧密相连的。一个生长在条件十分恶劣的环境里的人，生命的质量本身就已经低到了极限，一旦提高一点点，他就会觉得很满足了，不提高也能够以平常心对待，习惯了，他们不会因为对生存质量不满足而自杀。

去年腊月，我去大西北的时候接触到了那些生活在穷困山区的人们。他们不仅缺医少药，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很难达到。他们靠天吃饭，有时候连吃水都成问题；他们远离文明，一旦生病或受伤就只有等死，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吃过白米白面，年景好的时候，山里生产谷子和玉米，有时候遇上荒年，就要挨饿，或者用野菜充饥，有时候连野菜都吃不饱。这样的生存谈什么质量？可是，他们不还是活着？19岁的小伙子，看上去就像半大老头子。那些老人就更甭提了，穿着一身黑棉袄，靠在土窑洞前晒太阳，棉袄领口被脖子磨得油亮油亮的，脸好像从没有洗过，他们一辈子也没有洗澡的机会，可是，他们仍然笑眯眯地把手伸进袖子里，抱在胸前，冲着太阳眯起眼睛，那眼神单纯得就像婴儿，只是被风沙吹得有些浑浊，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那种自得其乐的满足感，只因为那天的太阳很温暖，窑洞前背风，他们不感觉那么冷！他们何曾想过自杀？能说他们活着的快乐与猪狗无异？单就生命本身而言，他们的快乐与猪狗无异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人是最傻的动物

据说，上个世纪初一位著名的心理医生和一位有名的滑稽大师交上了朋友。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很特别。有一天，心理医生的诊所里来了一位病人，他说：“大夫，我心里忧伤极了。多年来，我不愿意见任何人，吃饭也没有胃口，每天晚上入睡都要靠镇静药物帮助，否则就睡不着。我怀疑自己患了自闭症或什么心理疾病，我希望您能够给我一些指导。”心理医生听了这个人的叙述，说：“自从滑稽大师马可尼来这儿演出以后，我的诊所已经有三天没有病人光顾了。我想，他们肯定是被马可尼逗得忘记了自己的疾病，现在，马可尼还没有走，您不妨去看看他的演出，也许他会让您快乐起来。”这个人听了医生的话，脸上显出很无奈的表情，他说：“对不起，大夫，我就是马可尼。”马可尼是当时奥地利最富盛名的喜剧大师，他和心理医生的这次会面，对医生是个很大的触动。这次见面后，马可尼淡出了舞台，心理医生也关闭了诊所，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几十年以后，医生组织了一个心理康复团到马可尼的私人城堡参观，让病人学习马可尼战胜疾病的经历。这时候的马可尼已经84岁高龄，却精神矍铄风趣幽默，他说：“人是最笨的动物。各位应该向我家里的狗、猫和鸟儿学习。我的狗不管遭受过如何惨痛的欺凌和虐待，都会很快地把痛苦抛在脑后，热烈地享受眼前的生命，细嚼能够找到的每一根骨头。我家的猫从不为任何事情发愁，即使有点紧张和焦虑，一会儿也就过去了，并抓紧时间睡上一会儿。那只鸟儿也很会享受生命，即使树丛里有吃不完的食物，它也会经常停下来，站在枝头唱一会儿，抒发一下好心情。如果你们把它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学过来，便不虚此行！”后来，那个著名的心理医生也说：“我一直认为，在生活上，人是最聪明的动物；其实错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某些方面，人有时候真的还不如猪狗呢。你说是不是？

还有你多次提到的海明威的故事。今年1月13日，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原型，那个以打鱼为生的老人在活了104岁后悄然辞世了。他的儿子公布了一封信，据说是海明威去世前一天写给他父亲的，并交代让他帮着刻在墓碑上。信是这么写的：人生最大的满足不是对自己地位、收入、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满足，而是对自己的满足。

海明威去世后，他的墓碑上的碑文非常简单，只写着：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生于1899年7月21日，死于1961年7月2日。

而且，这行字也没有写到墓碑的中央，而是刻在墓碑的下部。仿佛上面很大的一块空白就是留给后人评说的。那么，海明威写给那个老人的信是不是就是对自己的死亡做了注解呢？他的人生已经达到了颠峰状态，而他自己对自己还是不满足。于是，他只好选择自杀了。

你在前面的讨论中好像说他最后是生命质量已经很低，不能写作，又受着很多病痛折磨，死亡是很自然的选择。但是，从他留给渔夫的信里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对自己不满足。如果战胜这种心理，就能够找到生命中的快乐。然而，这种战胜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战场上，他战胜了敌人。在文学上，他也战胜了无数同行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最后，他失败了，他败给了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对生命的满足程度决定着生命的质量，而不是生命质量决定着满足程度。

我从小听我母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这话听起来好像比较消极，不思进取。其实，想透了真是一剂心理良药。所谓的“常乐”不是止步不前，更不是后退，你只有在常乐的心态下才能够轻装进取，没有负担，没有抱怨，乐呵呵地去学习，去工作，去生活。而不是把自己逼入绝境，只给自己留一条路。知足常乐是给自己留了比较大的空间，有空间你才能有发展。生活和打仗不同，背水一战可能会取得胜利，而生活还是空间相对大点活得更随意，进可攻退可守，不跟自己过不去，保持一份好心情。其实，好心情常常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是生存环境造成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你如果感觉活着没有一件真正开心快乐的事情，那么问题不是出在命运上，也不是出在生活和环境上，更不是出在别人身上，而是出在自己心理上。你想不快乐，神仙也拿你没有办法；如果你想快乐，谁也无法让你不快乐。这就是人类生命中惟一能够取得主动的机会。如果真的认为生活中没有一件真正快乐的事情，那只能说明这个人依赖性比较强。依赖别人或者环境给予自己快乐，而不是自己去创造快乐。真正的快乐必须是自己给予自己的，这就像输血和造血，靠别人输血活着是有限的，如果别人没有能力给你输血了，你就没法活了，所以，必须有自己的造血机能，给自己制造生命的血液——快乐。反正生命也就这么一次，你想以怎么样的心情生活是自己的选择，哭也是一辈子，乐也是一辈子。我是比较主张淡化一些忧郁和痛苦心理的，有些痛苦你越强调就越重。史光柱就比较会淡化痛苦，在那场战争中，给他留下的是满身伤痕和失去了一双眼睛。从光明堕入黑暗是什么感觉？你说绝望不绝望？而问题是他并不能就此停止生活，还得继续，从不适应到适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痛苦过程。什么事情遇不上？有一次，他走在路上，和别人撞了个满怀，他戴着墨镜，人家也不知道他看不见，责怪他走路不看着点。他说：“下次我留神看着点，这次就对不起啦。”嬉皮笑脸地把这件事情淡化过去了。从与他的接触中也可以看出来，他对自己很满足，有时候都满足得有点过了，所以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说他自负、刚愎自用。

有时候，把痛苦看得那么庄严伟大，真的很没有必要。痛苦也是很平常的。不是你感觉他伟大就伟大。你有痛苦，普通人也有。你感觉自己的痛苦和别人的不一样，只能说明你太自私，有一句西方人的调侃特直白，说：我们都有足够的勇气忍受他人的不幸！

都是残疾，大家都很痛苦，能说谁的痛苦更多谁的痛苦更少？谁的痛苦更容易忍受，谁的痛苦忍无可忍？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只二三。区别在于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而已。但是，我前边说过了，满足度决定着生命质量。这话你可能认为比较偏激，就像个人的承受度一样，对生命的满意度也决定着你自己“定”下的什么生命质量。你不满意就是低，你满意就是不低，而满意不满意取决于你自己。所以，我说，快乐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哪怕你是自己欺骗自己，能够把自己哄快乐了也是一件好事情。当然，这种快乐必须是真的，强颜欢笑的不算。如果你能够把痛苦淡化，以平常心态对待，取得快乐就比较容易了。知足者常乐嘛！

如果相反，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一味地抱怨，对痛苦一再地强调，心理就会失衡，就会更痛苦，就像进入了怪圈，遇上了鬼打墙，出不来了。

有时候，生活正需要像史铁生说的：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这话对谁都比较有意义。

承受极限

如果我们对生命极限的承受力采取一种回避态度，甚至否认它的客观存在，那我们探讨研究它的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纵有千般苦痛，您有“知足常乐”的灵丹妙药，连阿q都可以成为自身的救世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瞎操这份闲心？

知足常乐并非灵丹妙药

对自杀行为问题的讨论我是有范围限定和条件制约的，你已经把范围和条件扩大化了，这就曲解了我的本意。正如你所言：“对生命质量的理解是和每个人的阅历、学识、个人的敏感度以及生存环境紧密相连的。”简言之：的不同，决定着人的认识和选择的不同，也正因此，终点的到达同样表现出参差不齐的态势。应该承认，任何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力都是有极限的，而且这种极限是动态的。我们探讨研究这种极限的目的，正是为了不断地超越它。比如海明威的时代，抑郁症还是个难解之题，发病范围也较小，而今天，控制起它来就比较容易，但其发病率却因现代社会日益激烈的竞争局势节节攀升。这就给我们的社会人文学家和生物学家提出了更严峻的任务，如果我们对生命极限的承受力采取一种回避态度，甚至否认它的客观存在，那我们探讨研究它的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纵有千般苦痛，您有“知足常乐”的灵丹妙药，连阿q都可以成为自身的救世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瞎操这份闲心？

绝望的弱势群体

生存质量的不同决定着一个人对其认知的高低和承受能力，在这点上我们的观点无异。但我们的讨论所涉及的群体大部分没离开我们身边的城市一族，甚至囿于那么多威望文人的圈子，这是我们的局限。如下我也想讲两个亲眼所见的农村实例：大约十年前，医院里住进一位农村外伤截瘫病人，当时为了看病，老两口给惟一的这个伤残儿子已经借债两万多元。我对老两口详细讲述了这种病的不可治愈性，劝他们不要再花冤枉钱了。两个星期后，他们回了家乡。一个月后，随他们进京看病的那位亲属给我来了封信，说刚刚回家，债主们就纷纷登门，而凭着他们那几亩薄地维持生计的状况，下辈子也还不清那两万多元的欠账呀！一家三口最终选择了自杀！

大约八年前，我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准备做第三次手术期间，看到一位从陕西沿途要饭步行来北京的老人，在医院大厅里他诉说着儿子摔瘫后的窘况。看病根本就没那奢望，只是瘫后不能活动导致的大便干燥使儿子大受其罪。听村里一位从北京当兵复员的老乡讲，北京的康复中心有办法治疗，便借了35元钱步行到了北京。其实他所求买的不过就是任何一家医院都见得到的“开塞露”。老人不懂，只迷信北京是个无所不能的地方。他讲述这一切经历时，没流一滴眼泪，浑浊的目光里，充满着被生活蹂躏后的麻木感，倒是一旁的听者们忍不住地擦拭眼睛。众病者为其捐了两千多支“开塞露”，三天后老人带着受助的药品、食品及路费踏上了归途。人们猜测，他肯定还要步行回家。

生存质量的满足程度有两种评价，一是自我评价；二是公众评价，这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包容。例如你追求伟大，为的是公众形象的高评价，而获得这种高评价之后，又必然给你自身带来极大的满足感，继而自我评价也随之提高。因此，我认为陆幼青最后的日子生命的质量是很高的，以至达到了辉煌。人不是为目的而活，而是为过程活着，欲望（中性词）无止境，追求无止境，否则你如何解释西西弗斯的不厌其烦？其实海明威亦如此，诺贝尔奖不是他的终点，他的确是对自己不满足，不满足的是无可奈何的疾病痛苦和由此带来的不能继续创造。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人可以走向天堂，也可以不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一直没提到安乐死问题，今后也不想涉及。不是我有意回避，只是觉得对这个人们争论已久的问题不屑于再费笔墨了，而生死的选择问题涵盖的面积更宽泛，涉及的程度更深入，也就更具有挑战性。

你在前面提到“好心情常常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是生存环境造成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无疑这话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但它的作用是有范围、有限定的。我很赞同，如果能创造出好心境，即使做阿q也未尝不可。可无限制的夸大它的作用，不但与事无补，可能还会掩盖矛盾，造成更不良的后果。我以为，如果把生存环境分为软硬两种，那么硬环境应该包括物质经济、健康状态、社保机制以及自身技能的储备等；软环境应该包括社会政治、精神心理、事业家庭以及自控能力的调节等。两种环境的因素都会单独或一并，直接或间接地干扰人的心境。我讲的那个一家三口死在债主逼迫下的真实故事，就是硬环境所造成的，而这种恶劣的硬环境显然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创造所改观。同理，历史上的电影明星阮玲玉的自杀，显然属于软环境造成，那种流言蜚语摧残心灵的软环境，显然也不可能通过她自身的能力所改变。至于海明威的死，则可理解为软硬环境共同导致，他不是败给了自己，是不可逆的软硬环境都达到了极限使然。

我们谈过的一些不可逆性的环境因素，造成的生命质量的不良状况，其目的不是否认个人的创造，所谓的不可逆性是指个人能力的有限，因而就得需要社会力量介入其中。文明的进步不断地解决着旧有的矛盾，又在为解决新矛盾继续储备能量。其实，在承认个人力量有限性的前提下，我还是十分赞同创造快乐的，我要谈的创造快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创造，它是闭合型的；二是社会创造，它是开放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