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公司机关离一所小学不远，我上班下班的时候经常看到这些小孩子背着与他们身体很不相称的大书包，蹦蹦跳跳地上学放学。有时候他们排着队，边走边集体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或者集体朗诵古诗“锄禾日当午”，天真无邪。

一次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在队伍里停停走走，排在后面的小男生伸手去揪前面小女孩的麻花辫，小女孩回头一脸生气地瞪了他一眼，结果等她回过头去小男生又上去揪了一把，小女生回头红着脸说你要是再欺负我我就告老师了。小男生一脸坏笑：你告呀你告呀，我才不怕呢。小女生“哼”了一声，把辫子甩到前面，将辫梢攥在手里。

我想不起来我那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了，我也曾一脸稚气地排在队伍里一边高声唱歌一边揪过小女生的辫子吗？

我不是来到机关才认识书记的，三年前大约也是这个时候他和一个随从到后勤服务队视察工作。我当时穿着裤衩拖鞋，正在队长办公室分析国际特别是中东形势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书记从外面走进来，我发现队长脸色马上就变了，他立即起立，站得倍直，颇有点国民党军官见了蒋委员长的味道。

队长叫我先出去，我装听不见，叼着烟半躺在沙发上，一条腿还荡在沙发扶手上冷眼旁观。书记问了半天队上的情况，跟我说话：这个小伙子是谁？队长介绍说“这是我一个朋友，来找我有点事。”我白了一眼队长说，什么朋友，我是这个队的职工。自从车间调回来，我对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一直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反感，不放过任何可以使他们生气的机会。书记说，是职工怎么上班穿成这样？我说，我又没耽误干活，怎么了？噎得书记半天一个屁也放不出来，他那个随从人员在旁边抓耳挠腮，队长满脸通红在那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叫我出去出去，我“仰天大笑出门去”，心想你算哪根葱？敢训老子。

到机关后我去过他办公室几次，都是杨主任叫我去送书记的发言材料或者会议材料。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接过材料说好像在哪见过我，我说应该没见过，可能我是长得比较大众化吧。书记笑笑，戴上花镜开始看材料。

恐怕他一眼就看出我来了，但他不说，想要我自己说，可我也不说。

今天到他办公室的时候我很有些忐忑不安。我怀疑我泄露办公会的消息已经被他查实，要拿我开刀。

提拔副经理的事情在整个公司沸沸扬扬，公司班子的议而不决、特别是书记经理两个主要领导意见不统一，使这件事情在基层的传播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导致传言四起。但可以肯定，发源地绝对不止是我和杨老头。班子里的那些副职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这正是他们拉拢人的好机会。

处于漩涡中心的李军和陈志明表现各异，而那些传言几乎都是关于李军的：有人说李军给每个领导班子成员都送了红包----一张价值不菲的百货大楼消费卡；有的说在市组织部看见李军了，肯定是为这次副经理提拔的事；有的说看见李军从书记家里走出来，样子很是得意。各种传言有鼻子有眼，仿佛那些传播者都是这些事件的见证者。

我很佩服陈志明的定力，这厮虽然是车间主任，但一如既往地天天穿着工作服在车间巡视指导业务。有天下班我碰上他一次，他依旧很客气地跟我打招呼，还说有时间一起喝酒，没看出有任何异常来。

走到书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李雪芳的来访叫我既生气又失落。看上去李雪芳并无悔恨之意，而且对我的态度还软中有硬----这是李雪芳的一贯风格----既然如此，那我就没什么错了，此前我一直在为给李军打的那个电话感到有些自责。

但现在我没这感觉了：我本善良，这可是你逼我的。

有时候想想我是在靠赌气过日子。从车间申请去后勤服务队是赌车间主任和我师傅的气，答应留在机关是赌门口站岗的治安员的气，给我的“仇人”李军打电话透露信息是赌李雪芳的气。我知道拿赌气当饭吃向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我硬硬头皮，敲开书记的门，只有他自己在，正夹着根烟看报纸。书记对我相当客气，叫我坐，然后丢给我一只中华。我说谢谢书记，书记有什么吩咐？书记说没事，就是想和你聊聊。我心想你和我有什么好聊的啊，领导都这德行，有话不直说，非拐弯抹角才显得有水平，我打定主意，要是问是不是我走漏了提拔副经理的消息我打死也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