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节象一头在推磨的驴子，心无旁骛地自顾轮转，光阴被时间的磨盘一点点辗碎，成为弥漫在记忆空间里的混浊粉尘。

一场秋雨一场寒，连续几天的秋雨过后，天气已经变得很凉，早上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窗外，天还是很阴，出门走在大街上看见一片片枯叶正随风飘落，花池里的草也在泛黄，一副萧杀景象。也不知道谭艳把我的秋天衣服放在哪了，我鸡刨般翻遍衣橱也没找到，只好依旧穿着半截袖上班。

一进办公室杨老头就过来安排任务，说后天公司要召开中层干部紧急会，书记经理都要讲话，要我准备会议材料。我心想这老头真是越来越会享福了，现在除了各种检查，领导讲话材料的撰写任务也逐渐下到我这里，他只是“把关”----有什么好把的，写来写去总是那些东西，领导讲话几乎千篇一律，更多的只是寻章摘句套用套用市里关于国有企业管理的精神，再更改一下材料里面的数字和日期而已。

来公司办写了几个月材料，逐渐掌握了写领导讲话材料的诀窍，内容的思想性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多用气势壮阔而又琅琅上口的排比句，以便领导的讲话效果使他更象个领导----还不能使用稍微复杂点的词汇，免得领导不认识当场出丑。上次我用了个“耄耋之年”被经理念成“没爹之年”，都成了流传在公司酒桌上的笑话了。

真不明白，一直喊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总公司还是象个聋子一样继续搞形式搞检查，天天文山会海没完没了，开会能开出什么效益来？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公司，上行下效，上边也差不多。每次开会我都要死掉大量脑细胞，绞尽脑汁要把领导意思表达清楚，导致近段时间头发脱落不少。

我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杨主任说，改革。我说不是一直在搞着改革吗？杨主任说改来改去实际上什么也没改，这回上面有指示，说我们公司改革力度太小，必须加大力度。书记和经理都挨了训，上边限期三个月分流转岗改革工作必须完成，要不就叫经理书记双双提交辞职报告。

改革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上星期开机关干部大会，书记强调完了劳动纪律爱岗敬业后就大谈了一通改革，说我们的年代是改革的年代，要我们做改革的拥护者、带头人，还咬文嚼字地说：“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听得我浑身掉了三层鸡皮疙瘩，心想我们能保证工资不降就谢谢了，为什么总拿高调吓唬我们。改革没错，就是改革的人有问题。

作为一名国企职工，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的企业象一个怪胎，既不象在搞市场经济，也不是在搞完全的计划经济。我们公司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喊了好几年，但基本上还是在执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模式。改来改去机构设置不减反增，或者只是换了换名称，宣传科改叫思想政治工作部，劳资科改叫人力资源部，我原来的后勤服务队现在改叫综合服务中心，而人还是那些人。除了到点的、退休的、内退的自然减员，没正经八百减过几个人，改革更多只是一种姿态。

其实改革力度也没法大，“不患贫，患不均”，除非总公司破产，大家都没饭吃，不然都是吃公家饭，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公司整体效益非常不错，还不至于发不出工资，在管理上加强一下奖金就能多个百八十块，可市里的企业部门就是要分给你分流转岗指标，似乎减几个人就是优化了机制，就是在居安思危。这一次改革的主要目的还是控制用工总量，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分流转岗显现富余人员。杨主任说：“这回看样子是要动真格的了，狼真的来了。”

杨老头把相关文件拿来朝我桌子上一放说今天你只管写好你的材料，其他什么事都别管，“明天早晨我一上班必须看到初稿，然后送领导审查。”我问了一句，机关有转岗名额没有？老头说有，不过具体还没确定，要我把材料中的一些数字先空出来。今天领导集体研究名额分配问题，据说上面给下了200人的转岗指标。

这次会议时间紧迫，不仅仅是个动员会，也是一个改革工作布置会，公司领导班子正在研究制定各车间和基层队分流指标，准备在这次会上就直接把名额分配下去。各分管领导拿出本系统的名额意见，李军要拿出生产系统的分流人员意见。

中午没休息，吃完盒饭接着忙，张晓梅帮着打稿校对，我吸了两盒烟，一直到晚上八点多，两份材料的初稿总算打印出来。和张晓梅走出办公室感觉疲惫不堪，肚子里叽叽咕咕乱叫，脑袋里一片乱七八糟，全是象形字。

刀疤来电话说在百花酒楼等我们，说要犒劳犒劳我们。我一边接手机一边和张晓梅走进电梯，说我就不去了，饭店又不缺灯泡，你还是单独犒劳张晓梅吧。刀疤说叫谭艳一块来啊，我说谭艳现在正寄养在老丈人家呢。

谁知公司的电梯下到一半突然不动了，我和张晓梅被困在了电梯里。手机信号被屏蔽，我们两个都把天线拔出来象电影“地雷战”里的日本鬼子那样找了半天方向，最后我趴在电梯地板上脚朝后翘起来才有了点信号显示，可刚给刀疤打通还没说话信号就又没了。

电梯里的紧急求救电话也不知什么时候坏了，拿起来没动静，拨半天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张晓梅急得脸都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