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越来越凉了，秋天的天空里总是翻滚着枯黄的树叶。我捡起一片看了看，脉络依旧清楚，但象老人脸上的皱纹，也象我无精打采的生活，一切都乏善可陈。对谭艳周末在我父母家的表现我很气愤，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我逐渐学会了忍气吞声、装聋作哑。

生活粗糙得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推敲的细节，如果细想，就会生出一肚子蛆，在你的心里乱爬。

办公室一堆鸡零狗碎的事，领导动动嘴皮子我们就要忙活半天。另外除了总结就是汇报，还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主题活动，屁大的事也要形成文件，天天搞形式主义。有一次我和杨主任对此发表意见，杨老头说形式主义是不好，但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还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我想了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杨老头笑着说：“你想啊，不搞形式了我们不就下岗了？”我不禁哈哈大笑，说是啊是啊，对形式主义不满意就是对自己的饭碗不满意。

不禁有点怀念在后勤服务队的旧时光，但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回头。

我不想被队长、被周围的人、也被郑美丽和刀疤看成那种无能之辈，而且刀疤说过要使离开你的女人感到后悔，唯一正确的做法是表现出超乎她原本对你的期望值。如果我在公司的地位超过陈志明，李雪芳会不会后悔？无论如何，我必须站稳脚跟，在这条我不愿意走的道路上硬着头皮走下去。

三季度生产大会就要召开，李军分管生产工作，要由他做生产工作报告，杨老头叫我给他写。这个不难，我在各个口子交上来的工作总结里找了点素材，套上每季度讲话的框框，再稍微添油加醋说点官话，一篇讲话稿就出笼了。

我将初稿给他送去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象撵苍蝇那样挥挥手，叫我过一小时去拿。李军本来就官僚气很重，提拔副经理以来更是气焰嚣张，他的手要么在到处指指点点，要么就背在身后，象个腐败的大干部。

我回去坐了还不到二十分钟，李军就打电话叫我上去。这厮将材料朝我面前一丢：“写得什么这是？”我说李经理感觉什么地方不妥？我再改改。

他说内容还算充实，但缺乏气势，他用食指敲打着那份材料说：“气势知道吗？就是要通过有份量的讲话把领导班子搞好生产工作、提高企业效益的决心体现出来。”我心说你这是放屁，是想叫我把你作威作福的丑态体现出来吧？你不就是个副经理，还要多重的份量啊？你倒也想去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点事呢。

我说行，我再润色润色。他接着说：“还有，其他车间也干得不错嘛。三车间、六车间、七车间这个季度都成绩不错，二车间也不能每次讲话都要表扬，他陈志明的脾气就是大会小会的表扬给惯出来的！我看他都有点找不着北了！”这纯属污蔑。陈志明一向低调，无论是在作为李军提拔副经理竞争对手的时候还是在这之前，一直谦虚谨慎，他不是夹着尾巴做人，他本来就没尾巴。

提拔副经理事件后陈志明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下班后他也不象以前那样在车间忙活，一定准时回家。而李军却不放过任何压制陈志明的机会，也许始终把他看成潜在的对手，陈志明提拔副经理的事也许不远，因为听说另一个副职经理要调走。再过两年经理也到点了，必然还会有新一轮的竞争，到时候鹿死谁手还很难说。特别是自从陈志明上次因为人事改革一事拍了李军的桌子，李军对陈志明的不满更是溢于言表，于是这种打击更是变本加厉。有几次我在周一生产会上看到李军就产品质量问题冲陈志明发难，陈志明总是一副不卑不亢的态度，不紧不慢地进行解释。

人事改革是这么结束的：经过与上边的协调----书记曾经说过，协调也是生产力，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减少了一半的分流名额，总公司对原有后勤基层队进行了“大刀阔斧”地调整，将一个后勤基层队挂靠机关后勤办直属，增加一个新的后勤基层队，同时车间的非生产岗位进行了压减，调整了十几名接近退休的职工到后勤养老，这算是顺利改革完毕。

我脑子转了转，说二车间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啊李经理，选树陈主任和他们二车间作为公司的典型也是领导办公会定的调子，他的研究成果专利上个月刚刚批下来，“再说书记也特意给办公室交代过，要在材料里把二车间的工作成绩凸现出来。”

李太监脸色乌云密布，还没等我说完他把桌子一拍：“我是领导还是你是领导？公司的情况我不比你清楚？”

我笑笑说当然您是领导，陈志明就是业务强一点，其他也没什么。这厮更加愤怒：“业务强？我就不相信生产缺了陈志明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