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明朝的内阁却不是这样，猜一下当时的内阁首辅王家屏是怎么做的？他接到万历的批示之后，一点情面都不给皇帝留，原封不动的把皇帝的批示退了回去，并且还附上自己的反驳意见，把皇帝的批示反驳的似乎一无是处。结果“对于首辅敢于封还御批，神宗十分不满，又不便于发作”

谁知道内阁首辅王家屏看见皇帝对他的反驳装聋子，还觉得不满意，不依不饶，牛脾气发作，干脆假称自己生病，不理政事来要挟，再接着就是辞职来要挟。万历皇帝被他逼到了这份上，也是哭笑不得，只得派了一名文书官到王家屏私邸，递交手谕，表明自己态度，要王家屏出来办事。手谕中是这么说的“迩年以来，善事小臣狂肆不道，逞意激扰，姑以薄罚。卿为佐治，见此要名不义之徒，自宜调停厝处，缓词解谏，却乃径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思卿真欲以此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岂人臣之义哉！……方今国务多艰，卿忽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暂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

万历也算是好话说尽，谁知道这个王家屏，执意要辞职回家，尽管万历再三挽留，他也不肯答应。最后万历无奈，只能放他回去了事。

这是万历29年之前的，再如之后的，前面引过的“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福王新出府第，设崇文税店，争民利，世卿亦谏阻。”

再比如阎崇年自己也提到过的万历三十四年云南事变，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人率领一万多人焚烧当地矿税太监杨荣住所，杀死杨荣后焚尸，并且连带杀死了杨荣党羽一百多人，我们先不去争论杨荣与当地官员谁是谁非。单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对任何一个政权，其性质都属于非法暴乱了，没有经过中央政府的许可就用暴力手段处死派遣到的当地的人员，还大量杀伤人命，无论理由是什么，这都是不被允许的。如樊树志教授所说，“神宗闻讯后怒气冲冲，竟至绝食数天”，照神宗自己的意思，对这样性质的事件，是应该从重处理的。最后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如何呢，明史中的记载是“帝为不食者数日，欲逮问守土官。大学士沈鲤揭争，且密属太监陈矩剖示。帝乃止诛世勋等”这同样是在大臣力争之后，万历不得不屈服的例子。

从这些事实来看，阎教授所说的“自从惩治张居正后，内阁大臣，多为萎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也是严重不符事实的。事实上，惩治张居正也就是万历十一年的事情，无须列举其他例子，仅仅是阎教授自己举出的万历二十九年年沈一贯封驳万历的事情，就足以说明他的错误了。

至于说“有句话叫作‘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奴才，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围在他身边，特别是宦官。”不论宦官的话，这些话似乎更适合于形容清朝的皇帝，而宦官在清朝不显眼，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所有的文官大臣本身都已经沦为宦官一样的奴才了，虽然生理上没有阉割，但精神上却阉割了。至于象明代万历时期那样，言官群起对万历抨击乃至谩骂，甚至以攻击皇帝为荣耀的现象，在清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孟森说过清朝一件事情来和明朝的皇帝做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

虽然他是拿嘉庆和建文帝向批评他的大臣道歉做对比，但和万历对比也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嘉庆在满清并不算最残暴的一个皇帝，所以还有人敢提一点意见。但已经是如此。

这里可以介绍乾隆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清代文字狱纪略》中，有一个案子是尹会一为其父尹嘉铨请谥，并请从祀文庙，本意是效忠献媚顺便显示孝心之举，结果乾隆朱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这当然还只是表面的理由，他的罪状中还有一条就是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而乾隆也自称过古稀，“与御制古稀相契”。最后结果是尹嘉铨被绞死，这在清代文字狱中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

还有个例子是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进行劝阻。结果乾隆怎么说？他是勃然震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在清朝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和倡优等同，对照一下明代正德皇帝万历皇帝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好被文官挑错甚至攻击被丑化的准备，可见情形的不同了。

八、宦官肆虐

阎崇年教授说“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明史·朱赓传》）这就为后来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其实这段话包含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矿税太监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司礼监权力。由于在指责万历贪财的问题也牵涉到矿税太监，这个问题本身也说来话长，所以这里先放一下，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先看司礼监。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阎教授也不够严谨。他这里从《明史·朱赓传》中引用了一句话来作为论据，但从这处引用来看，可能是因为一时粗疏，所以对《明史》的原文有些误解了！

明史中这处的原话是什么？现在完整摘引如下：

“先，考选科道，吏部拟上七十八人。……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诸人列言路，方欲见风采。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适当赓病起入直时。众谓赓修，攻讦四起，先后疏论至五十余人。给事中喻安性者，赓里人，为赓上疏言：‘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是时赓已寝疾，乞休疏二十余上。言者虑其复起，攻不已，而赓以十一月卒于官。”

这段话里说的很清楚，说出“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这个话的并非是朱赓，而是朱赓的同乡给事中喻安性，而喻安性说这话的背景是因为“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导致一大批新进的言官对朱赓进行疯狂的弹劾攻击批斗，人数多达五十余个！而喻安性为了支援自己的同乡，这才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意思是为朱赓推卸责任，但显然其他言官对他的观点并不认同，反过来一起弹劾他，同时也不放过朱赓：“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这才是事情的整个经过。可能阎教授读的时候有些匆忙，误会了意思，所以才理解成了“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可见即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有因为倾向导致的偏见，而弄错最基本的历史资料中哪一个句话是哪个人说的时候。这也足以让我们引以为鉴。

让我们回到事情本身，喻安性的话，当时大部分的言官都显然并不同意。就现在而说，也是不能直接引用来作为证据的，否则就是断章取义了。

关于万历时期司礼监的权力究竟如何，《晚明史》作者樊树志教授的论述可以一看。樊教授说“以神宗的秉性，不能容忍再出现象冯保那样专横跋扈的司礼监太监。……一旦他们越过了他所认定的界限便毫不客气的予以剪除。张鲸、张诚的下场，应该说是重蹈了冯保的覆辙”

这段话里对冯保、张鲸、张诚专横跋扈的评价值得商榷，但神宗期间并没有容忍专横跋扈的司礼监太监，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张诚以后的司礼监，樊树志是这么描述的，大家可以自己做个判断：

“张诚斥逐后，由田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孙逻为提督东厂太监。孙逻死后，由陈矩兼掌东厂。田义、陈矩等人以张鲸、张诚的下场为戒，注意收敛，凡司礼监政务，田义与陈矩开诚协济，裁酌施行。田义为人俭朴寡言，人不敢干以私。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田义死，陈矩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人平恕识大体，万历三十五年死，神宗赐额曰‘清忠’”

“从此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限制，甚至司礼监缺员也不补充。到了神宗晚年，司礼监用事太监寥寥无几，东厂荒凉得青草满地。”

“原先神宗的膳食一向由司礼监太监轮流供给，以后因司礼监乏人，改由乾清宫管事太监独自承办。司礼监与东厂落到这个地步，无疑是对司礼监及东厂以往擅权乱法的一种惩罚，未尝不是神宗晚年的一件德政”

就这样，樊教授描绘的万历晚期的景象是司礼监冷落到几乎无人，东厂荒凉的生满青草。这和阎崇年教授描绘的万历时期宦官肆虐，太监权力越来越重的景象大相径庭了。两者谁是谁非呢？我个人以为还是前者更符合事实一些，因为有更多史实的支持，而且即便清朝编写的《明史》中的相关记载也是与此吻合的。

当然阎崇年教授是专门研究清史的，在明朝历史的问题上有些疏漏甚至错误，也可以理解。只是他既然在百家讲坛上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演讲的话，是应该更严谨，更客观一些的，这应该不是求全责备。

九、消极怠政

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和矿税类似，阎崇年教授只是沿袭了传统的观点。所以这里也不必当成是指出阎教授的错误，只是提出一些商榷的意见和供参考的事实。

首先万历怠政的表现，阎教授概括成“六不做”，什么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这样的概括虽然很干脆很痛快，但实际上有些夸大化和绝对化了。有些只是次数比较少，并非是完全不，说成“六不”，虽然很上口，但一个严谨点的历史学家还是应该克制住为一时方便或者痛快而把事实夸大化绝对化的诱惑的。事实如何就是如何，不能觉得夸大点也无所谓就去改变事实本身。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成语来打比方。你作为个人可以认为五十步和百步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如果历史事实是这个兵逃了五十步，并非是百步，那么你就不能因为自己觉得没有区别，无所谓，把五十步所说成是百步，话说回来，如果真的是没有区别，无所谓，又何必一定要做这种无谓的夸大呢？

比如说“不郊”，阎教授说“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如果指责中老年的万历也就罢了，如果是年轻时候的万历，那确实是“郊”过的。

神宗本纪里就能找到相关记载，比如万历十三年四月“戊午，步祷于南郊，面谕大学士等曰：‘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还有万历十四年“十一月癸卯，祀天于南郊”。

其他如“不见”，也是如此，只能说见大臣的次数比较少，还并非是完全不见，即便到了晚年，有时也见大臣的。

至于“不批”，则和事实相差就更远了，确实，万历并非批复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选择的。但笼统的说成不批则是不对的。尤其是在后期，凡是万历认为比较重要的，他都会给予批复，至于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有很多即使批复了也不过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漫骂，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即便是认为万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的黄仁宇也承认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

有些事情还是列举事实更有说服力，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一些人心目中怠政的高峰时期，神宗对于他自己认为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员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复和挽留的，阎教授在说万历不批的时候用了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来做证明，我们就从明史赵焕列传里的一些内容看看当时情形。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出，诏慰起之。”

“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官以慰焕。焕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

上面的摘录中，“帝皆优诏慰留之”，“诏慰起之”，“帝为夺诸臣俸，贬官以慰焕”，“帝犹遣谕留”等记载随处可见。

再比如万历临死前一年对熊廷弼的竭力支持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明史》熊廷弼传的记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凡是熊廷弼向万历的上疏都是“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在樊树志教授写的《晚明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神宗虽身患重病，但对熊廷弼仍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随上随下”。这已经是万历病重到要临死前的情形了，这些事实和阎教授把万历说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应该是直接矛盾的。

还有一件具体的事实叙述上，阎教授的说法似乎也有直接的错误。在解释“不朝”一条中阎教授说“明军萨尔浒大败后，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

樊树志教授《晚明史》中对此事的记载却是“方从哲希望皇上到文华殿召开九卿科道等官会议，共图保辽保京师之策，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

这两者的出入在于，前者说方从哲的请求“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而后者说“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两者列举的参考文献都是《明神宗实录》卷580，我查对了《明神宗实录》原文相关记载，樊树志的说法是更准确的，阎教授可能是光看了前面的记载中有方从哲上疏不报的字样，却没有往下面看，就认为这个请求是“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但继续看下去，几页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么一段“适文书官沈应兆捧圣谕到阁谕臣曰……”这个谕里就有一段万历解释自己身体不好的内容。可见阎教授这里又是有些断章取义了。

以上是关于怠政表现事实的辩证澄清，其实就事实本身，总体看来万历的确不是什么勤勉刻苦兢兢业业的皇帝，这没有什么好否认的，只要按照事实原本面目来叙述就可以了。至于对这种不勤勉的主原因以及后果的评价上有分歧是另外一回事情。阎教授即便单纯为了论证自己观点，对事实做这种不适当的简化和夸张，也是没有必要的。

再来说对万历的行为原因的一些分析，这里面一些是事实层面上的东西，另一些可能就完全是每个人主观看法的不同了。

事实层面上的，就是万历“郊”，“庙”次数比较少，乃至后来完全请人代劳，以及不怎么上朝，不怎么接见大臣，确实有他身体上的客观原因，这个是不应该否认也不必否认的。这个身体原因不是阎教授说的什么太过肥胖，而是万历的腿脚确实有毛病，甚至是残疾。

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可能是因为疾病导致万历两只腿不一样长短，这样的情况，有些礼仪无法亲自参加，请人代劳，这从情理上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一些原因对万历厌恶，这可以理解。但如果因为自己的偏见和情绪对已经被考古挖掘证明的事实完全漠视，甚至当作不存在一样，那就是错误的做法了。

再如对万历选择性批复上疏的原因的看法，可能主观性更强一些，这里也不作为对阎崇年教授错误的批评，只是提供另一种视角，另一种可能，作为参考。阎教授的解释是万历就是因为懒惰；黄仁宇的解释是“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我认为，选择性批复上疏，本身也有避免扯皮的动机在内，有时候，对一些上疏批复会导致这些文官更加兴奋，你来我往的口水仗，无意义的争辩导致不必要的消耗大量的精力，浪费时间，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接下来说对万历行为结果的看法，阎教授说“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

这又是牵涉事实层面的认识了。对万历选择性的不批示一些上疏怎么评价是一回事，但后果事实上如何这是另一回事情。你可以说万历不批示一些上疏是很恶劣，很不负责任的做法，这样的一个政府是很糟糕的一个政府。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歪曲事实本身

所谓的“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管其他朝代如何，至少在明代，知县这个级别的地方官，是无须皇帝批示，就能够决定的。不管有些人被长期灌输的观念多么深入其心，但是所谓“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便说万历放弃自己职责的黄仁宇也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

还是那句话，你可以认为这个皇帝部分放弃其职能的政府不是一个良性运转的政府，不是一个健康和正常的政府，也可以承认，皇帝怠政使得许多政府机构缺少官员；但这不意味着可以歪曲事实，夸大事实把明朝的政府说成是离开了皇帝就停止运作或几乎停止运转的政府，夸大事实把包括知县这个级别的官员都看成了缺少皇帝批示就无法决定任免，这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