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她的老习惯，她决定去墓地走走，使自己平静下来。蒙特帕里斯墓地是最近的，那里的坟墓上都是些小房子、小教堂。萨宾娜不明白，为什么死人想在头顶建起这些伪造的宫殿？墓地是正在化为石头的虚无。墓地的城民未能增强对死亡的够感，比他们活着的时候更糊涂。他们的墓碑展示着身价，那里没有父亲、兄弟、儿子、祖母，只有社会形象——一些头衔、职位以及荣誉的被授予者。甚至一位邮政职员也夸示他的职业选择，他的社会意义——他的高贵地位。
沿着一排坟墓走去，她看到有些人正聚在一起下葬。丧事主持人把满抱鲜花逐一分发给送葬者，也给了萨宾娜一朵。她加入了那一伙，随他们绕过了许多墓碑，才来到墓穴，缓缓放下那沉沉的墓碑。她俯身看了看墓穴，深到了极点。一朵花抛下去，优雅飘摇地翻了几个筋斗才落到灵枢上。在波希米亚，墓穴没有这么深，巴黎的墓穴深些正如巴黎的房子也比彼希米亚的高。她的目光落在墓穴边的一块石头上，那块石头使她感到透骨的寒冷。她匆匆回家了。
她整整一天都想那石头。为什么石头能把她吓成这个样？
她回答自己：坟墓上盖着那些石头，死人便永远不得翻身了。
死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翻身走出的！那么往他们身上盖泥土或是石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攻上盖着石头，则意昧着我们不要死人回来了，沉重的石头告诉死者：“呆在你那儿吧！”这使萨宾娜想起了父亲的坟墓。那上面的泥土里长出了花朵，一棵枫树深深地扎了根。这树根和花朵给他打开了一条走出坟墓的道路。如果她父亲是用石头盖着，她就再也无法与死去的他交谈，无法从簌簌树叶中听出父亲原谅她的声音。
埋葬托马斯和特丽莎的墓地又怎么样呢？
她开始一次次想起他们。他们好几次开车去邻镇，在一家廉价的旅店里过夜。信中的这一段吸引了她的视线。这说明他们是快乐的。她又一次把托马斯当作自己的一幅画来构想：画的前景是唐璜，一位幼稚画家所作的浮华外景，穿过外景的裂缝看去，却是特里斯丹。他象特里斯丹一样死去，不象唐璜。萨宾娜的父亲与母亲是死于同一个星期，托马斯与特丽莎是死于同一秒。萨宾娜突然想念起弗兰茨来。
她那时跟他说起墓地里的散步，他厌恶地颤抖着，把墓地说成一堆尸骨和石头。他们之间的误解鸿沟便随即展开。直到她到蒙特帕里斯墓地，她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她为自己待他那样不耐心而遗憾。如果他们能在一起呆得更久一些的话，他们是能够开始理解对方用语的。他们的词汇会象害羞的情人，慢慢地、怯生生地走到一起去。那么，一支旋律就会渐渐融人另一支旋律。但是，现在太晚了。
是的，太晚了。何况萨宾娜知道她应该离开巴黎，搬走，再搬走，如果她死在这里，他们会用石头盖在她身上。对于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来说，总是想着一切旅程的某个终点是不可忍受的。11弗兰茨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克劳迪，也知道那位戴大号眼镜的姑娘，但没有人知道萨宾娜。弗兰茨误以为妻子与她的朋友谈萨灾娜，其实，萨宾娜是个漂亮女人，克劳迪不希望人家把自己与美人脸蛋相比较。
弗兰茨如此害怕私情败露，因此从未向萨宾娜要过一张她的油画、草图，甚至一张她的快照。结果，她没留下任何痕迹地从他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一点点确实的东西可以表明，他曾与她在一起度过了最最美好的时光。
这只能更使他决心保留对她的忠诚。
有时候，他与那姑娘一起呆在他的屋里，她会目光离开书本，疑惑地瞥他一眼：“你在想什么？”弗兰茨坐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总是找一些似乎有理的话来回答她，事实上他在想念萨宾娜。
不论他什么时候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姑娘都是第一个读它，与他作些讨论。而他心里想的却是萨宾娜会对他怎么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萨宾娜而做，是用萨宾娜愿意看到的方式去做。
他绝不做任何事情来伤害那位戴眼镜的学生情妇，因此这种不忠的绝对纯真形式，对弗兰茨来说是特别合适。他培养着对萨宾娜的狂热崇拜，这种祟湃更象宗教信仰而不是爱情。
的确，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是萨宾娜送给了他那位姑娘。在他的人之爱和神之爱两者中间，是绝对的和平。如果他的神之爱（基于神学理由）必定含有一剂不可解说、不可理喻的烈药（我们只须回忆一下那本误解词典和一系列误解词汇！），他的人之爱却建立在真实的理解上。
学生情妇比萨宾娜年轻得多，生命的乐曲简直还只有个轮廓。她感谢弗兰茨给了她生活的主题。弗兰茨的伟大进军，现在也成了她的信念。音乐现在是使她沉醉的狂欢节。他们常常一起去跳舞。生活在真实之中，没有什么秘密。他们与朋友、同事、学生以及陌生人交往，高兴地与他们坐在一起，喝酒，职天。他们经常去阿尔卑斯山作短途旅行。弗兰茨会弯下腰来，让姑娘跳到他背上。他走过草地时又会让她跳下来。他会用最高的音量，给她读一首小时候从母亲那儿学来的德国长待。姑娘欢乐地哈哈大笑，崇拜他的腿、肩膀，死死勾着他脖子时，还崇拜他的肺。
她唯一揣摩不透的，是他对俄国人所占领国家的奇怪同情。一个纪念入侵的日子里，他出席了一个由日内瓦的捷克人组织的纪念性集会。房子几乎是空的，那位发言人装模作样地晃动着灰头发，长长的发言稿使得几个尽管热心的听众也觉乏味，他的法语语法正确却带有很重的外国腔。他为了强调某一点，不时举起食指，象是在威胁听众。
眼镜姑娘没法抑制住自己的哈欠，而弗兰茨却在她身旁灿然微笑。他越是看着那可爱的灰头发和那令人倾慕的食指，他就越把那人看成一个秘密信使，一个尽职于他与女神之间的上天使臣。他合上眼，浮想联翩。就象当年在十五个欧洲旅馆和一个美国旅馆里他在萨宾娜身上闭上眼睛一样，他现在也闭上了眼睛。
第四章灵与肉
特丽莎回到家中差不多已是早晨一点半了。她走进浴室，穿上睡衣，在托马斯身边躺下来。他睡着了。她俯下身子去吻他，察觉他头发里有一股奇怪的气味；又吸了一口气，结果还是一样。她象一条狗上上下下嗅了个遍才确定异物是什么：一种女人下体的气味。
六点钟，闹钟响了，带来了卡列宁最辉煌的时刻。他总是比他们起得早，但不敢搅扰他们，耐心地等待闹钟的铃声，等待铃声赐给他权利，好跳到床上去用脚踩他们以及用鼻子拱他们。偶尔，他们也企图限制他，推他下床，但他比他们任性得多，总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告结束。特丽莎后来也明白了，她的确也乐意由卡列宁把她带进新的一天。对他来说，醒来是绝对令人高兴的，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人世时，他总是显露出一种天真纯朴的惊异以及诚心诚意的欢喜。而在她那一方面，醒得极不情愿，醒来时总有一种闭合双限以阻挡白昼到来的愿望。
现在，他立在门厅口凝视着衣帽架，那里接着他的皮带和项圈。她给他套上项圈系好皮带，带他一起去买东西。她要买点牛奶、黄油、面包，同往常一样，还有他早餐用的面包圈。他贴在她身边跑着，嘴里叼着面包，吸引旁人的注意之后洋洋自得为之四顾。一到家，他叼着面包围躺在卧房门口，等待托马斯对他的关注，向托马斯爬过去，冲他狺狺地叫，假定他要把那面包圈儿夺走。每天都如此一番。他们在屋子里至少要互相追逐五分钟之久，卡列宁才爬到桌子底下去狼吞虎咽消受他的面包圈。
这一次，他白白地等候着这一套早晨的仪礼。托马斯面前的桌上有一台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他正在专心听着。
这是一个有关捷克移民的节目，一段私人对话的录音剪辑，由一个打入移民团体后又荣归布拉格的特务最近窃听到的。都是些无意义的瞎扯，夹杂着一些攻击占领当局的粗话，不时还能听到某位移民骂另一位是低能儿或者骗子。这些正是广播的要害所在。它不仅证明移民在说苏联的坏话（这已经不会使任何捷克人惊讶不安），而且还表明他们在互相骂娘，随便使用脏字眼。人们乎常可以整日讲脏话，在打开收音机听到某位众所周知令人肃然的角色在每句话里也夹一个“他娘的”，他们毕竟会大为失望。
“都是从普罗恰兹卡开的头。”托马斯说。
普罗恰兹卡是位四十岁的捷克小说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开批评时政。后来，他成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爱的人物，把那场随着入侵而告结束的共产主义自由化搞得轰轰烈烈。入侵后不久，报界发起了一场攻击他的运动，但越玷污他，人们倒越喜欢他。后来（确切地说是1970年），电台播出了一系列他与某位教授朋友两年前的私人谈话（即1968年春）。他们俩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现，教授的住宅已被窃听，他们每一行动都受到监视。普罗情兹卡喜欢用夸张、过激的话与朋友逗乐，而现在这些过激的话成了每周电台的连续节目。秘密警察制造并导演了这一节目，费尽心机向人们强调普罗恰兹卡取笑朋友们的插料打浑——比如说，对杜布切克。人们一有机会就要挖苦朋友的，但现在与其说他们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吓住了，还不如说他们是被他们十分喜爱的普罗恰兹卡给惊呆了。
托马斯关了收音机说：“每个国家都有秘密警察，在电台播放录音的秘密警察，只可能在布拉格有，绝对史无前例！”“我知道一个前例，”特丽莎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顶楼上。妈妈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饭，我们都埋头喝着汤，她从口袋里拿出日记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他总是让她躺在床上，自己独自去吃早饭，可她不服从。托马斯工作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而她工作则从下午四点到半夜。如果她不与他一道吃早饭，两人能一块儿谈话的时间便只有星期天了。正因为如此，她早上总要跟着他起身宁可以后再去睡觉。
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点钟她得去佐芬岛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众人向往之地，但只能容纳少许人，想进去的唯一办法是拉关系。谢天谢地，托马斯从前一个病人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后从大学迁来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纳。于是，托马斯拜托那病人，病人拜托教授，教授又托付妻子，特丽莎每周便可轻易地得到一张票了。
她走着去的。她恨车上总是挤满了人，挤得一个挨一个互相仇恨地拥抱，你踩了我的脚，我扯掉你的衣扣，哇哇地嚷着粗话。
天下着毛毛细雨，人们撑开伞遮住脑袋匆匆走着。一下子，圆拱形的伞篷互相碰撞，街上拥挤起来。特丽莎前面的男人都高高把伞举起给她让路，女人们却不肯相让，人人都直视前方，让别的女人甘拜下风退缩一旁。这种雨伞的会集是一场力量的考验。特丽莎开始都让路，意识到自己的好心得不到好报时，也开始象其他的女人紧抓住伞柄，用力猛撞别人的伞篷。没有人说“对不起”，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说话，尽管有一两次她也听到有人骂“肥猪”，或“操你娘！”老少娘们儿都用伞武装起来了，年轻一些的更象铁甲武士。特丽莎回想起入侵的那些天，身穿超短裙手持长杆旗帜的姑娘们，对入侵者进行性报复：那些被迫禁欲多年的入侵士兵，想必以为自己登上了某个科幻小说家创造出来的星球，绝色女郎用美丽的长腿表示着蔑视，这在入侵者国家里是五六百年来不曾见过的。
她给那些坦克背景前面的年轻姑娘拍过许多照片，她是多么钦佩她们！而现在这些同样的姑娘却在与她撞击，恶意昭昭，她们准备用抗击外国军队的顽强精神来反击一把不愿给她们让路的雨伞。
她来到古城广场。这里有梯思教堂严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筑的不规则长方形，以及巴罗克式的建筑。古城的市政厅建于十四世纪，曾一度占据了整个广场的一侧，现在却一片废墟已有二十七年。华沙、德累斯顿、柏林、科隆以及布达佩斯，在第二次大战中都留下了可怕的伤痕。但这些地方的城民们都重建了家园，辛勤地恢复了古老历史的遗存。布拉格的人民对那些城市的人民怀着一种既尊敬又自卑的复杂心理。古城市政厅旧址只是战争毁灭的唯一标志了。他们决定保留这片废墟，是为了使波兰人或德国人无法指责他们比其它民族受的苦难少些。在这光荣的废墟前面，在战争留给今天和永恒的罪恶遗迹面前，立着一座钢筋水泥的检阅台，供某种示威集会用，或方便于共产党过去或将来召集布拉格的群众。看着古城市政厅的残迹，特丽莎突然想起了母亲，想起她那反常的需要：揭露人家的灾难和人家的丑陋，展示人家的悲惨，亮出别人断臂的残胶并强迫全世界都来围观。最近的一切都使她想起母亲。她逃离出来已逾七年的母亲世界似乎又卷士重来，前后左右把她团团围位。正因为如此，那天早上她对托马斯谈起，母亲如何在饭桌前边读她的秘密日记边发出狂笑。当一种茶余饭后的私下交谈都拿到电台广播时，这说明什么呢？不说明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集中营吗？
几乎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就用这个词来表达她对家庭生活的感觉。集中营是一个人们常常日夜挤在一堆的世界。粗野与强暴倒只是第二特征（而且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集中营是个人私生活的完全灭绝。普罗恰兹卡就住在集中营里，因此不能有私生活的掩体供他酒后与朋友闲谈。（他的致命错误是自己居然不知道2）特丽莎与母亲佐在一起时，也是在集中营里。她几乎从小就知道集中营，既不特别异常也不令人吃惊，倒是个很基本的什么东西，我们在给定购这里出生，而且只有花最大的努力才能从这里逃出去。5女人们坐在三条成梯形排列的长凳上，挤得那么紧，不碰着是不行的。特丽莎旁边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一个劲出汗，有十分漂亮的脸蛋，从双肩垂下一对大得难以置信的奶子，身子稍一动，它们就晃荡个不停。那女人站起来时，特丽莎看见她的屁股也象是两个大麻袋，与漂亮的脸丝毫接不上边。
也许这个女人也常常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特丽莎从小就想从那里窥视自己的灵魂。她一定也怀着巨大的希望，想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灵魂的显示。不过，这接着四个皮囊的躯壳反射出来的灵魂，将是多么骇人可怕呵。
特丽莎站起来，在喷头下把自己冲洗干净，走到外边去。天还下着毛毛细雨。她站在瓦塔瓦河面一块啪啪作响的甲板上，一块几平方英尺的高木板，让她逃避了城市的眼睛。她朝下看见了刚才一直想着的那女人的头，正在奔腾的江面上起伏浮动。
女人朝她笑了笑。她有精巧的鼻子，棕色的大眼睛和带孩子气的眼被。
她爬下梯子时，苗条的身貌让路绘两套颤抖着的大皮爱，还有皮爱左右两边甩出的一颖颖冰凉水殊。
特丽莎进屋去穿衣，站在大镜子前面。
不，她的身体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胸前也没洼什么大皮爱。事实上，她的乳房很小，母亲就常常嘲笑她只有这样小的乳房。直到托马斯来以前，她一直对自己的小乳房心情复杂。大小倒无所谓，只是乳头周围又黑又大的一圈使她感到屈辱。假使她能设计自己的身体的话，她会选择那种不打眼的乳头，拱弧线上的乳头不要挺突，颜色也要同皮肤色混为一体。她想她的乳晕就象原始主义画家为客人画的色情画中的深红色大目标一样。
瞧着自己，她想知道，如果她的鼻子一天长一毫米的话她会是个什么样子，要多久她的脸才能变得象别人的一样？
如果她身体的各个部分有的长大，有的缩小，那么特丽莎看上去就不再象她自己了，她还会是自己吗？她还是特丽莎吗？
当然，即使特丽莎完全不象特丽莎，体内的灵魂将依然如故，而且会惊讶地注视着身体的每个变化。
那么，特丽莎与她身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她的身体有权利称自己为特丽莎吗？如果不可以，这个名字是指谁呢？仅仅是某种非物质和无形的东西吗？
（特丽莎从儿时起就思考着这些问题。的确，只有真正严肃的问题才是一个孩子能提出的问题，只有最孩子气的问题才是真正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换一句话说，正是这些无解的问题限制了人类的可能性，描划了人类生存的界线。）
特丽莎站在镜子前面迷惑不解，看着自己的身体象看一个异物，一个指定是她而非别人的异物。她对此厌恶。这个身体无力成为托马斯生活中唯一的身体，它挫伤和欺骗了她。整整一夜她不得不嗅着他头发里其他女人下体的气味！
她突然希望，能象辞退一个佣人那样来打发自己的身体：仅仅让灵魂与托马斯呆在一起好了，把自已的身体送到世间去，表现得象其他女性身体一样，表现在男性身体旁边。她的身体不能成为托马斯唯一的身体，那么在她一生最大的战役中已经败北，只好自个儿一走了之！
她回到家，逼着自己站在厨房里随意吃了点午饭，已是三点半了。她给卡列宁套上皮带，走着去城郊（又是走！）她工作的旅店。她被杂志社解雇以后就在这家旅店的酒吧干活。那是她从苏黎世回来后几个月的事了：他们终究不能原谅她，因为她曾经拍了一个星期的入侵坦克。她通过朋友找到了这份工作，那里的其他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饭碗的人，暂时在这里避避风：会计是一位前神学教授，服务台里坐着一位大使（他在外国电视里抗议入侵）。
她又一次为自己的腿担忧。还在小镇餐馆里当女招待时，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员腿上都是静脉曲张，就吓坏了。这种职业病源是每天端着沉重的碗碟，走，跑，站。但新工作没有那么多要求。每次接班，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矿泉水拖出来，以后要做的事就只是站在餐柜后面，给顾客上上酒，在餐柜旁边的小水槽里洗洗酒杯。做这一切的时候，卡列宁驯服地躺在她脚旁。
她结完帐，把现金收据交给旅馆头头，已经过半夜了。她去向那位值夜班的大使告别。服务台后面的门通向一间小屋，还有一张他可以打个腕的窄床。值班床上的墙上方贴着他自己和许多人的镶边照片，那些人冲着镜头笑，跟他握手，或者伴他坐在桌子边上签写什么东西。有些照片附有亲笔签名。这个光荣角里还陈列着一张照片，那是他自己与面带微笑的肯尼迪。
这天晚上，特丽莎走进这间屋子，发现他的交谈者并非肯尼迪，而是一位六旬老翁。她从未见过此入，那老头一见她也立即住了嘴。
“没关系，”大使说，“她是朋友，在她面前你尽可随便说话。”然后又对她说，“他儿子今天给判了五年。”她后来才知道，在入侵开始的那几天，这老头的儿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监视着入侵特种兵部队的某所大楼，看见有些捷克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显然是为入侵者服务的特务，他和朋友们就跟踪那些人，查清他们的汽车牌号，把情报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电台和电视台，再由他们警告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与他的朋友曾彻底搜查过一个叛国贼。
孩子的父亲说：“这张片子是唯一罪证，他们亮出来以前，他什么也不承认。”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报纸的剪样：“这是从1968年的《时报》上剪下来的。”照片是一个小伙子掐着另一个人的喉头，后面有围观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