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东居然用那张上面有些可疑痕迹的薄毛毯盖住闪着棕色光泽、弹性十足的胴体。

“黑珍珠”将毛毯掀翻在地。

阿东以为她热，也不勉强。他和着衣服，睡了一晚。

第二天，又是如此。

第三个晚上，“黑珍珠”终于穿着裙子睡的。

半夜中，“黑珍珠”从睡梦中发出尖叫，仍然是那种独特的“狐狸的尖叫”。

阿东吓得睁开了眼睛，他看见“黑珍珠”脸上堆满了蝙蝠。

第二章狐狸的尖叫“‘爱’而不‘做’，怎么知道是‘爱’？”

回到美国后，“黑珍珠”有些反常地对阿东冷漠起来。

阿东感觉很奇怪，他拚命打工，赚了钱，并花了宝贵时间，万里迢迢陪“黑珍珠”回到了她的故土，实现了她的所谓“梦想”。看她玩得开心，他以为她一定会很感激他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坐怀不乱，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来”。

阿东万万没有想到，问题恰恰出在“没做坏事”上，他的“不做”成了他的“错”！

当阿东发现这个问题时，一切都已经晚了。那一天，正是“黑珍珠”二十二岁的生日。

阿东买了鲜花、生日蛋糕和美丽蜡烛，兴冲冲地跑到“黑珍珠”的住处。“黑珍珠”对阿东的到来没有表现过应有的高兴，但她还是接受了阿东请她吃饭的邀请。

两人来到了大学旁边一家斯洛文尼亚人开的“情人红房子”，在音乐、烛光和和蓝色壁灯的静静映照下，两人喝着红葡萄酒，说着悄悄话，倒也“情人味”十足。

然而，当阿东搂着“黑珍珠”、慢慢地送她回到她的住处时，“黑珍珠”热烈地吻着他，并且暗示他：她的房客去了男朋友那里，今晚这个房间里只有她。

“木脑壳”阿东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可他竟要坚持自己的贞操和信念：“只有结了婚，在新婚之夜，童男和处女的完美交合才是人生的极致。”

因此，阿东“理智”地说：“对不起，我不能在这里过夜。”

“为什么？”“黑珍珠”的脸刹那暗下来。

“因为，我不能在结婚前跟你做爱。”阿东认真地说。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才能做爱？”“黑珍珠”大声说，“一张苍白的纸难道比我们的爱更有份量？”

“你知道，我来自一个保守的国家……”阿东有些发慌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难道这就是你的藉口吗？”“黑珍珠”显得很激动，说话的声音不仅提高了许多，而且又快又急：“哼！要说保守，我们国家的人更保守！你没看见吗？在斯里兰卡，所有的女人都要蒙着头，不管多热的天气，身体都要包得紧紧的。”

这是倒是真的。正因为此，当阿东与“黑珍珠”在那个闷热的小旅馆时，阿东见“黑珍珠”裸露胴体还以为她“在外面裹得发慌，回来后好好放松一下”呢。“在我们老家，女人结婚前如果发生性行为是要被沉潭处死的！”“黑珍珠”见阿东不吱声，便继续大声说，“可是，那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现在不是来到了自由世界了吗？可我现在的恋爱还像在我们老家似的。而我们的环境却又不是。”

“环境是不同了，可是，……”阿东本想说，这里的环境是不同了，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轻易改变啊。

但阿东的话还来不及说出口，就被“黑珍珠”重重地打断了：“说穿了，你不相信自己的爱，也不相信我。既然如此，我不能再跟你浪费时间了！”

“你……”阿东的心有了一阵阵痉挛。

“我是处女，我真宁愿去沉潭赴死！”“黑珍珠”气呼呼地嚷道，“我都二十二岁，可我还是处女，真可耻！”

阿东头脑一片混乱。

这时，“黑珍珠”伤心地说，“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恋爱，可我没有半点成就感。”

“我、我真的错了吗？”阿东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黑珍珠”迷茫说。

“你知道吗？我多么希望我的处女之血能够留在我的故土上啊，”“黑珍珠”没有去听阿东的言说，她的声音又高昂起来：“我不明白，在那个小小的旅馆，在情欲怒放的时候，你却像一具木乃伊，连我的裸体都无法让你燃烧激情。我真是不明白！”

一切都倒了过来，站在道德审判席上的不是“黑珍珠”，而是阿东！

只听“黑珍珠”还在激愤地数落阿东：“你为什么总是顾及你的道德，你的贞操，却不顾不及我的感情、我的渴望、我的信仰？”

“那么，我、我现在可以做吗？”阿东像个做错了的孩子似的，说出来的话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怎么能说出如此愚蠢的话！多年后，当阿东回忆起这一幕时，仍然痛心不已。

“不行，我不要这种提醒的爱，被动的爱，怜悯的爱！”“黑珍珠”断然地说，“我不要为做而做，我不是性亢奋，性变态，我要的是自然的、正常的爱。”“难道、难道我的爱、就、就不是自然的、正常的爱？”阿东嗫嚅地、神经质地说。

“我要分手！”

“黑珍珠”仍然没有听阿东的言说，她只顾自己说——激愤地、泪流满面地，并发出了她那种独特的“狐狸的尖叫”。

阿东屁滚尿流地退出了“黑珍珠”的宿舍，他觉得那晚的夜空特别黑。

半个月后，阿东突然收到“黑珍珠”来的一封信，告诉他，两天前，她在电车上跟一个南非来的留学生进行了“美国式的恋爱”。他们搭上话后，那“男子汉”（“黑珍珠”在信中特地在这三字下面打了着重号）下车后就带她到了他的住舍里做了爱。

她说：“‘爱’而不‘做’，怎么知道是‘爱’？”

“黑珍珠”不无抱怨地说，跟他恋爱了一年半，没有让她增添半点性经验，真是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尤其让她伤心的是，不知道阿东究竟是否爱她，究竟是不是在玩弄她。

她甚至怀疑阿东是“性无能”！

“当然，无能实际情况是什么，这都与我无关了。”

这是“黑珍珠”信中的最后一句话。

残酷的现实给阿东上了生动的一课：在美国，女孩子与男孩子发生性关系，心理上并没觉得“吃了亏”，只不过在个人生活上又创了一个记录而已。男女间关系愈多，对将来找寻终身伴侣的把握愈大。

从偷看蕾仙之舞洞开的最初的情窦，到与“黑珍珠”有名无实的乌托邦的爱，阿东迟钝而敏感的心就这样被一把看不见的刀划开了一道又一道伤口，从伤口里流出来的不是血，而是盐。

第二章狐狸的尖叫维也纳：艳遇“妓女实习生”

美国各大学的暑假较长，不少国际学生利用这一时间痛痛快快地打工，也有为数众多的人抓紧这一黄金期间恋爱、生产和周游世界。

自从与“黑珍珠”分手后，阿东低落的情绪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虽然他每天仍在读书、打工，但每次回到那孤零零的宿舍，他的心就变得压抑和沉重。

那时，周山岭经常来看他。

阿东与“黑珍珠”谈恋爱那会儿，许多中国人背地里说阿东没出息，怎么能找“斯里兰卡的难民做女朋友呢”，言下之意是“掉了自己的价”，也“丢了中国人的脸”。

当时，只有周山岭是支持他的，说，“恋爱怎么讲‘出身论’呢，真是势利眼！”

而当阿东与“黑珍珠”断交后，也是周山岭忙里偷闲来安慰他。

也许他们是从国内同一所大学来的，尽管他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没有同过一天的课，但两人的关系真是“铁”过任何人。

眼见阿东情绪不佳，周山岭没有什么空洞话，只是给了他一个“极富诱惑的目标”：“咱们挣一笔钱，去维也纳听音乐会吧！”

人有了目标，就会有希望、有奔头，日子也就忙碌而充实起来。

维也纳歌剧院的金色大厅，那是多少人向往的梦幻之都啊。一般中国人想去都去不了，可是阿东他们，只有挣够了费用，去玩一趟并不难。

然而，就在阿东一边加紧学习，一边努力打工挣钱时，有一天，周山岭走来问他钱是否挣够了。阿东说除了来回机票的钱，再在维也纳生活一个星期的钱没问题了。

周山岭立即说，“很好。明天我就去订机票。”

当芝加哥大学中途一个多星期的“老师休整期”到来时，周山岭将一张去维也纳的双程机票送到了阿东手中。

阿东吃惊地问：“你自己呢？”

周山岭用美国人常用的调侃语气说，“我的确很想陪你去，可是我太忙，走不开。”

原来，周山岭正在办理转学手续，他要去柏克莱加州大学去读研究生。阿东气得鼻孔冒烟，但周山岭拍拍他的肩，说，“兄弟，你还想着那个黑妞吗？”

阿东当然明白周山岭指的是“黑珍珠”，他灿然地笑了，说，“兄弟真是用心良苦啊！”

周山岭则提醒阿东，“维也纳可比斯里兰卡浪漫多了，你可别再像个乡下人，一点风情都不懂！”

阿东说，“我本来就是乡下人嘛。”

“乡下人也不都像你这样猫腻啊，”周山岭说，“勇敢一点，最好‘宰’个白妞回来。兄弟为你接风！”

阿东笑了，自我鼓气地说，“好，抓住机会，迎难而上！”

周山岭则捣了阿东一拳：“至少不要让人像黑妞一样平白无辜地怀疑你是‘性无能’吧。”

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阿东从维也纳国际机场走下来时，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一切是那么幽静，带着绿绿的光泽。青青的街道，三三两两的人，没有楼兰雕柱，没有古城野堡，却又处处散发着收割艾草的暝香。

最动人的当然要数音乐。

让阿东感到奇怪的是，这其实是个很热闹的地方，可怎么让他感觉很幽静呢：这里的人与车，天与地，城与景，仿佛都在一幅格致的画中，连游客也成了这幅画的一部分，成了这幅画的一个点缀，或一首配诗。而那些芳醇的歌像是琉璃一样嵌进了街道，五颜六色的五线谱，神秘地翻动着，却又显得那么柔和与美丽。

阿东在维也纳街头走，一时忘记了自己的昨天。他很兴奋，漫无边际的游荡，似乎“游荡”就是他这次行为的目的。

在一个老街与新街交汇处，一个老妪竟亮着嗓子，旁若无人地沉迷于自己的演唱中。

阿东侧耳一听，啊，她唱的竟然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片断！

旁边不远处，一名少女在拉小提琴，也是古典名曲。

是柴可夫斯基的奏鸣曲。

一老一少，一唱一拉，都是音乐人家。

演奏得行人止步，而桥头下的水都被染绿了。一两只大鹅在悠然自得地整理自己的翅翼，偶尔抬起头，懒懒地看看行人。

“你好！”有人突然打起招呼来。阿东扭头一看，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红衣姑娘。

阿东连忙回谢她一声：“你好。”

红衣姑娘便走过来，一股微微的香不知不觉沁入到阿东的心。

“抓住机会，迎难而上！”这句话在耳根旁猛地响起，阿东一时心热，竟然对红衣姑娘说，“我们可以去喝点什么吗？”

旁边桥头左边就是咖啡厅，不少人坐在外面阳光下，很悠然地喝着、聊着，听着音乐，享受着宁静阳光，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红衣姑娘微笑着看了看有点脸红的阿东，说：“行啊，不过，我想喝威士忌。你能帮我买一杯吗？”

这颇有一点出乎阿东的意外，阿东说，“咖啡厅可没有烈性酒卖啊。”

“这还不容易？前面不远就有一家俄罗斯饭店，那里面的伏加特也不错。”红衣姑娘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换起了阿东的手。

这让阿东感到不可思异。他曾听说遭遇艳遇在维也纳街头真像喝冰水一样容易，可他真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到他的身上。红衣姑娘告诉阿东，她今年二十一岁，在维也纳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了两年后，觉得读书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不久前，便自动退学了。但退学后又没啥事可干，每天便在街头晃来晃去，别人觉得维也纳很美，可她觉得这些陈旧的砖头房子和吵吵嚷嚷的音乐没有一点儿美感。她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家里人都烦了她，她也烦了家里人，所以家里人不想看见她，她也不想回家里去。

“这么说，你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阿东直通通地问。

“有啊。”红衣姑娘说，“每天有人给她安排新的地方。”

“你这不是跟……”阿东说不下去。

“你是想说这跟当妓女差不多？”红衣姑娘灿然一笑，说，“最近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还真羡慕当妓女呢。”

阿东大吃一惊，心想，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呢。

“你这么年轻，不要糟蹋了青春。”阿东用中国人的思维去规劝红衣姑娘。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姑娘去做妓女实在是糟蹋了自己。

没想到，红衣姑娘接过阿东的话，一本正经地说，“青春就是用来糟蹋的。”停了一下，又说，“我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哪个男人不想跟我睡觉？你说，你想不想？”

“这、这……”阿东万万没有想到红衣姑娘这么赤裸裸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美丽尤物，如果你不想做一个撒谎者，你就只有点头的份儿。

“是啊，你是我遇到的第十八个客人。没有一个人拒绝我。”红衣姑娘很有成就感地说，“因为我要的并不多，一杯威士忌或一杯伏加特，也许外加一张舒适的床。”阿东心想：啊，竟能这样？

红衣姑娘说，“我不是妓女，至少现在不是。但我正在积累经验，或者叫妓女实习生吧。我不要客人的钱。不错，我需要钱，但我现在更需要刺激。”

妓女实习生，多新鲜的名字！阿东想，是啊，我也需要刺激！需要放松！需要非理性的、荒唐的、颓废的生活——你怎么叫都行！我要忘记那些条条框框，忘记那些道德诫律，忘记那些价值观念，以及那些看不见的绳子，那些自己划定的牢狱，那些磨房、沉潭、贞操……见鬼去，统统见鬼去吧。

阿东带着红衣姑娘到了俄罗斯饭店，真的替她买了一杯伏尔加，他自己也要了一杯。喝完，就到饭店楼上去开了房子。

一切都很顺利。当时正是午后，阳光更亮，外面的音乐也更加激昂。

完事后，红衣姑娘吃惊地问阿东：“你还是第一次啊？”

阿东惭愧地点了点头，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一定做得不好。”

红衣姑娘却吃吃地笑了，说，“跟我第一次差不多。只是那是一个强盗，将我折磨得半死。而我对你可是温柔得很哟！”

洗完澡出来，红衣姑娘准备离去，阿东还躺在床上回味那激动人心的一幕。他心里有些隐隐的痛：妈的，自己是个处男，却把第一次交给了一妓女实习生！真他妈不值！

“我要走了，亲爱的。”红衣姑娘走上来，跟阿东礼节性地吻了吻，说。阿东一把将她撸翻在床上，想要报复性地做一回，可红衣姑娘坚决地拒绝了，她笑着说，“对不起，我从不跟同一个男人做第二次。这是我的原则！”

红衣姑娘说完就去开门，阿东突然像记起什么似的，说，“能告诉我你的芳名吗？”

“有这个不必要吗？”红衣姑娘嫣然一笑，翩然而去。

阿东呆呆地望着维也纳的大街，那幅曾经静止的画此时却在剧烈地运动：燃烧的车辆、扭曲的人流、奔涌的河水、飞舞的音符，以及那一老一小“拉琴唱歌”的艺人此刻也变成了快速旋转的木马，正朝着一个空洞、幽黑的城堡跌跌撞撞地冲去……

第二章狐狸的尖叫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

回到美国后，阿东对维也纳浪漫之旅的记忆全部就聚焦在那个女妖式的“妓女实习生”身上。他搞不清自己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以及有没有去过维也纳歌剧院的金色大厅听过音乐会，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被搞糊涂了。

周山岭倒是真的从柏克莱赶到芝加哥为阿东接风洗尘，但当阿东颠三倒四地讲述维也纳的之艳遇时，周山岭笑歪了腰，完全是一副不相信的口吻。阿东就急得诅咒发誓，说自己绝对没有说半句谎言——虽然连他自己都觉得不相信，可世界上不少事情就那么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啊。

周山岭最后就说，“行了，行了。我相信你就是。”

但语气里显然安慰多于信任。阿东真是有理说不清，他甚至提出一个荒唐的验证法，声称自己不是处男了——正是那个“妓女实习生”搞得他“破了身”。这样的话当然也只能当作笑话说说而已，谁去验证你啊——连医生也难以证明你啊。

“为什么女孩子就能通过医院验证是否处女，为什么男的就不行呢？这样的话，岂不减去了那些不贞男人胡所非为的心理压力，却也增添了那些有贞男人的心理焦虑。因为反正说不清啊。”

这个问题像维也纳之旅一样，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阿东的脑海里。有时阿东甚至想，自己是否真正去过维也纳，跟一个人做了爱，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跟一个人做了爱，却又不能证明自己这么做过。后来，阿东就想，算了。也没有必要弄清这类问题。退一步说，弄清了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国对阿东来说，本来就是一个疯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了几年后，你就不能用习惯思维去看问题。

美国人的口号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这个口号按阿东的解释就是：如果你愿意相信，没有发生的事也真正发生了；反之，如果你不愿意相信，真正发生了的事也没有发生。

真正荒唐的不是事情的不合理，而是你总是想不到。那些天，美国社会上一连串事让阿东深深地感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秩序可言，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言，可它恰恰又秩序井然，而且都在依法办事。”

比方：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成员挪用公款二千元去赌博，结果被解雇。但他却联邦调查局上告法庭，理由是，他“对赌博控制不了”，该当伤残处理，而伤残者是受联邦法律保护的。

法庭竟然支持他，判他获胜而复工！

另一个例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