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嚷了半天，醒来的瘦高个乘警出来维护秩序，这母亲才迟钝地将乳头塞住了孩子的哭闹。少妇不依：“你叫她滚！”瘦高个乘警有些恼了：“我说你怎么得理不饶人？谁管得了孩子啊！”女士噎了噎，说：“我不要和她坐在一起！”乘警为难地转过身，然后看了看杨帆，温和地说道：“小兄弟，能不能和这大姐换一换？”我面如土色，赶忙抢着回答道：“我这朋友病了，还是我和这位阿姨换吧。”瘦高个警察也许是困了，烦了，他表扬了我两句，又提醒了一下那个母亲，就走了。

警察走后我憋得慌，但总算没去上厕所——我答应过杨帆，我将永远不再离开她。至于杨帆是否内急，我不得而知。

车到遵义是凌晨三点十分，我与杨帆艰难而小心地挤到车门，我们闻到遵义夜空中清新的气息。大约在站台上犹豫了两分钟，我们终于鼓起勇气朝出站口走去，那位检票的同志看我们是男生，瞟了一眼票就放行了。她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多向铁道部多贡献了三百多块钱。我们也不知道，在陌生的遵义城，只有二十三块钱的我们能够存活多久。

之后我们到候车室找了两排空座，杨帆躺在我腿上，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我也顾不得欣赏她的美丽、嗅闻她的芬芳，这些天来的奔波让我的骨头都散架了，我伏在杨帆的胸脯上，没有任何邪念地睡去。空旷的候车厅安静无比，偶尔有旅人从狭小的凳子上摔下来，只咳了两声便又沉沉睡去。直到天将放亮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生了争吵，之后似乎又动起了手。门口的两个工作人员朝那边赶去，我们也从半迷糊的睡眠中醒来，飞快地跑出了候车室。

然后我们坐第1路公交车抵达终点站高桥，安身于滨江绿化带的石凳上。早上，我们各吃了两根香蕉，喝了一袋牛奶。杨帆右脸颊上的烟灰已经脱落大半，与其这么不伦不类地进女厕所引起别人的怀疑，不如光明正大地换回女儿身。于是杨帆在一个免费厕所里洗却墨黑，露出了憔悴的美态。她现在换上的是蔡小田给她买的粉红罩衫及帆布褶皱裙，看上去很美。

遵义城整体是闲适的，有着新兴城市的繁华地段，也有历史名城的旧俗民居，当然最出名的还是翠绿青葱的山峦。但我们没时间去细细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街道上仍然贴着杨帆的通缉令。通缉令上的舞蹈女神满面红光，头上扎了两个小羊角辫；而杨帆现在的头发已经乌髻高卷，上面不知沉淀了多少奔波中的尘埃。她的脸虽然还那么精致美丽，但已经多了一丝憔悴苍白的病态。

顺着人迹寥寥的河道往下走，我们慢慢来到滨河公园区。太阳升起来，天空一片蔚蓝，有几位老爷爷在树阴下打长牌、下象棋，怡然自得。在枝繁让我们发现：随栈道往西的两峰之间，有一眼小泉。泉水的源头已经枯竭，但是被冲积出来的土坑里，大约还留下一个十米见方的水池，因未遭污染，虽浅却仍显清澈。我们在凉亭一直歇到了天黑，觉也睡足了，饭也吃饱了，再将箱子藏到大树后面，这才摸黑启程。一路下只收获了十来个矿泉水瓶，但我们仍然从中看到了希望。

之后我们来到那片水池。月光透过树倒映在在水池中，冰凉的水汽笼罩着恐怖的雾霭。我们壮着胆携手来到水边，先掬了两口喝下，然后便张罗着让杨帆洗头。我用矿泉水瓶舀出几瓶水，淋向她粘腻的发际，杨帆发出咝咝的冷颤声，同时又感到快慰的冲刷感。用了整整五十瓶水，杨帆的头发才稍见柔顺。然后她依葫芦画瓢，又用二十瓶水洗却我头皮的麻木。洗好头的我灵感四溢，便建议道：“我们洗澡吧！”

杨帆点头应允，但见她褪下衣服，美丽的胴体在黑夜中如一朵娇艳盛开的玫瑰。我将一瓶凉水倒下，“啊……啊……啊……”杨帆尖叫着蹭进了我的怀里。

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冲动呢？！杨帆赤裸着身体水淋淋地扑进我的怀里，还不依不饶地娇声道：“你快脱衣服！”我被她色情的语调迷惑了，三下五除二脱得干干净净。

在荒山野地，我与杨帆发生了第三次交融。这一次我们以泥土为床，苍天为盖，水池为乐，良久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果起初我们是被彼此赤裸的身体勾搭得心猿意马的话，那么后面，我们则是慢条斯理的，用两具欲望之外的裸体，相见于我们的人生，相融于我们的苦难，相触于我们的逃亡，相拥于我们的灵魂。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身体的温度超过了外界所有的寒冷，我们已经在水池旁，私定终生。

我们用双手，将对方身体的每一处污垢擦拭得干干净净；我们用嘴唇，将对方灵魂的每一段污浊亲吻得晶莹剔透。

神清气爽之后，我们又翻寻了几个垃圾箱，收获不多，总共也就二十来个瓶子。饶是如此，第二日清晨，我们还是在废品收购站拿到了在遵义的第一桶金：三块五毛钱。我们买了两个热气腾腾的包子，那包子实在是香极了——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我们至少不会饿死在遵义了。但包子中的那点肉刚一吃完，我们又看到了生活必须面对的惨白：拾瓶子最多也就能凑够饭钱，哪怕我们再节约一些，一天存两块钱，等攒够到浙江的车费，估计也要一年半载。在亭子里过夜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夏天有蚊虫，杨帆就被蚊子缠上了，这些母蚊子对杨帆的天生丽质嫉妒得很，对我倒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冬天更不必说了，绝对能把我们给冷死。

流浪在这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必须另择他路。

但在想到更好的方式之前，我们还得继续拾瓶子。这一天，我们打扮成小两口，手挽着手在小区街道转悠。没有人敢来仔细辨认杨帆，她此时的气色、打扮与通缉令上的照片已经判若两人。再说牛高马大的我还在旁边呢，谁会冒昧地当着一个大男人的面，去细细打量一个女孩子的模样？我们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垃圾筒，斜眼朝里望望，心中记下其间宝贝的多少。如果发现地上有一个瓶子，我就假装用新新人类的不羁，踢它，踢它，将它踢进我们所能找到的花枝间。此外，我们还在滨河公园旁瞅到一块挺粗的赤铁，它将杨帆的心都快勾出来了。那地方人挺多，众目睽睽之下我和杨帆突然拥抱，畸形地用脚拂啊拂，把铁块拂到大树后。在别人还以为我们会在大树后做出更激烈行为的时候，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铁拾起，欣喜若狂地装进荷包——它至少值两块钱，二十个瓶子呢！

第41节：遵义腻腻的乳房（3）

然而就在杨帆为这块废铁抿着嘴偷笑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劫难已经来到我们面前。

用特务般的身份搜寻了一上午的垃圾，我们回到了亭子，准备睡上一个下午，晚上好带回那些战利品。杨帆到附近的树林“小解”去了，我饥肠辘辘地转到大树后面拿食物。

然而，箱子不见了！

我的喜悦僵硬在脸上，整个人如遭猛烈一击，脑中顿时一片空白。杨帆急得都快哭了，她后悔莫及地向我数落道：“里面还有两包瓜子、三个面包、半袋方便面、两个苹果，还有二十四个空瓶子啊！”不久，她就意识到丢失的远不止那些食物，我们所有的衣服、笔记本、二十块钱、银行卡以及我箱底的那些琐碎之物全都不翼而飞！这其中还包括夏雨曾经送我的zipo打火机和高级剃须刀，当时贵得用掉了她两个月的零花钱。我一直将它们放在箱底，放在我外出流浪的心灵深处，哪怕在最缺钱的时候，都没有动过它们的主意。但现在，除了两条性命、一张身份证、三块两毛钱及一部破手机，我们恐怕一无所有了。

我们的逃亡遇到了空前的困境。没有了箱中东西的支撑，我一点底气也没有！还来不及抱怨或忧伤，我们就迅速地离开了那座亭子——这个偷盗者或许是其他的拾荒乞丐，但也可能是人民警察的正义追捕。

在偏僻的商店买了两个馒头，干咽过后，烈日的灼热让我们的嗓子都生了烟。于是我们不得不走到河边，拣了处稍显清澈的河水喝下去。在无比绝望中终于熬到了晚上，我们重新振作精神，沿着白天的行程一路拾荒。

这个城市的拾荒者似乎很少，我们除了拾起白天已经盯好的垃圾，一路下来还有不少新的发现。每到一个垃圾筒，杨帆总是抢先探下手去，像往抽奖箱中摸奖券一般。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神秘而滑稽地望着我，用手去感受垃圾筒中可能会有的财富，我能轻易地从她眼神里的兴奋或者沮丧，判断出垃圾筒的肥沃或者贫瘠。有时杨帆双眼放光，她快乐的声音在夜色下仿若天籁：“两个瓶子！”甚至有一次，她蹲着木然不动，兴高采烈地回过头说：“小峰，你猜！”在我“破铜？烂铁？塑料？薄膜？凉鞋？瓶子”等的一大串猜测后，杨帆乐悠悠地从里面拿出一本崭新的《读者》。

这本书让我们动力十足，笑逐颜开——我们已经多久没有读过书了啊！只见杨帆倚在垃圾筒上，用纸将小手擦了又擦，这才将书摊开，像捧读《圣经》一样读起了书。橘黄色的路灯沐浴着杨帆满脸的虔诚，我妒火中烧地坐在一旁，牢骚满腹。良久，杨帆才恋恋不舍地走出陶醉，欢呼雀跃地朝下一个垃圾筒跑去……

这晚上我们几乎将遵义城逛遍，来来回回地走过一些“富饶”的垃圾筒，总觉得再走一次，里面又会如肥沃的土地一般，长出我们无法预知的希望。在这么一个晚上，不夜城是属于我们的，遵义城的所有垃圾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感到幸福的酸楚。夜晚的护城河倒映了五彩缤纷的霓虹，桥上的彩灯将河水映照得格外妖娆健美，汽车游弋而过，荡起清晨五点的凉风。我们在河边洗手洗脚洗了头发，再坐回到僻静的巷道，等待着收购站开门。

废品收购站的阿姨为我们的年轻大为感动，故而给我们多结了三毛钱。因此，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我们辛苦的翻寻，翻找出了这城市二十一块钱的额外价值！

买了四个馒头，早上十点，我们来到一个最荒僻、最便宜的旅馆：一个房间十元，洗两个澡另加三元，借用万能充电器再加五毛。在那个简陋至极的两米见方的厕所，我和杨帆分别洗了一个久违的热水澡，这令疲惫不堪的我们，仿佛又遇到了生活最完美的馈赠。

再来说说我们的房间，大概也就四五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凳。电灯开关是裸露出来的，黑色胶皮大致地包好了黄色的铜丝；插座镶在开关上，一点也不牢靠。窗户对面是同等小旅馆中晾晒的破旧衣服，看来这次的确选对了地方。我与杨帆就那样和衣而睡，躺在这如坟墓般窒息而狭小的空间里，睡过了白天。这一觉睡得尤其香甜，甜得超过我们此前经历过的任何荣华富贵。

黄昏时我们双双醒来。本来年少轻狂的我们准备做点什么，但看到棉被上的黄斑茶垢，我们马上就扼杀了这样的邪念。我们站在床上搂抱了一会儿，杨帆就教我跳起了交际舞。不过在小小的单人床上，这个交际舞跳得更像是变了态的贴面舞。我被折腾得不行，说：“还是你跳给我看吧，你在床上跳，我在旮旯儿看。”杨帆想想也是，就纯情地问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要看什么舞？”我分别装出老头、小孩、男子、妇女的声音喊道：“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

第42节：遵义腻腻的乳房（4）

杨帆气得“脱”给我一个肮脏的枕头。

笑过之后，她跳了一支现代舞。之所以说这舞现代，不是她脱了什么，露了什么，而是那屁股扭得真是太艺术了，那胯那腰那腿那手那眼神，其形其速其态简直动感得惊世骇俗。杨帆跳着跳着竟然流出泪来，我也不禁为她这舞蹈坯子沦落到在这么不伦不类的舞台而黯然神伤。

杨帆问：“小峰，你说我还能跳舞吗？”

“怎么不能？只要我们活下去，就绝对会有机会。这种案子至多查几年就冷了，到时你就能在浙江跳舞啦！”我以为自己这样的安慰能起作用，没想到杨帆却大哭起来，她楚楚可怜地告诉我：“小峰，我们跳舞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与青春赛跑，到那个时候，哪怕我能活下来，人也老了，脸也丑了，腰也粗了，腿也短了，骨头架子也都散了……”

杨帆就是杨帆，哭了一会儿她又破涕而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小峰陪我，我还是赚啦，再说我还可以读书嘛！”说着又翻开那本《读者》逐字逐句地阅读，每读完一个小故事，她总会抬起小脸，含情脉脉地对我叹道：

“写得真好。”

在昏黄破旧的旅馆中，在杨帆崇拜向往的赞叹下，我那沉寂已久的文学梦想幡然醒悟。我突然信誓旦旦地告诉杨帆：“我要成为一个作家！”

杨帆也不甘示弱道：“我也要成为一个作家。”

“不行！”我反对。

杨帆吓了一跳，她委屈地问：“小峰，怎么啦？”

“你要成为一个作家夫人！”我笑着说，顿了顿又说道：“不过你要成为一个作家，我成为作家老公也是可以的。”

杨帆嘿嘿地笑，她说：“那我们成为夫妻作家吧，说不定以后市场上就火这个。”

我也色情地笑道：“那我们还是写黄色小说吧，一边写一边做！”我本以为杨帆会哈哈大笑，没想到她却正色道：“小峰，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霎时间，我的心曲拨动起往事中的一块硬石，我想起两年前赵一平与她的“先斩后奏”，不禁淡淡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不想说了。

手机充好了电，我收到了蔡小田的两条信息。第一条是首七言绝句，洋洋洒洒地表达出对我们的愧疚，似乎用诗化的语言就能把他的罪恶洗涮干净。第二条是我们与他分开两天后发出的，他似乎经历了什么事，短信上说：“我们两清了。”此外，我还收到一条大哥的短信，他以兄长的身份询问我现在的情况，并指出了生活的难处，想让兄弟我挣钱后先支援他一把。另外一条是陈菁的，她暧昧地问我在广州工作怎么样，又告诉我赵大爷已经康复，人还继续留在重庆。最后一条是陌生的号码，没有说自己是谁，只是简单地问了句：“小峰你还好吗？”

杨帆在那儿继续品咂《读者》中的笑话，我到楼下电话超市拨打了这个陌生的号码。果然是夏雨！夏雨开口就问：“你见过我表哥没有？他被歹徒伤了大半边脸，又没有报警，哎，好像伤口感染，左边的脸都给毁了！”我有些愧疚，这种愧疚有一大部分源于对夏雨的欺骗。只听她又问：“你现在在哪儿？区号好特别呀，在哪儿工作呢？”我还没来得及一一回答，她又问了我的身体，问了我的父母，问了许多我们之间说不清道不完的小秘密。电话显示屏上的时间不断地滴答，我终于鼓起勇气打断了夏雨，问：“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夏雨愣了愣，又马上坚定地说：“行呀！”

“可能暂时还不了？”我实话实说。

“没问题，要多少？”她干脆地问。

“四百！”

白天睡足了觉，晚上精神就特别好。打闹游嬉了一会儿，杨帆仰望天花板，突然说道：“我恨我爸爸！”

杨帆的父亲一直是我们之间讳莫如深的话题。我曾经给她讲过一系列与父亲之间的幽默事，杨帆听了笑得肚子疼。扬扬自得的我就不合时宜地问了句：“你爸爸呢？”

“死了。”杨帆突然冷冰冰地回答。“在我心中，他早就死了！”我不知死活地问了句：“为什么呢？”杨帆面如土色，眼睛里却是熊熊烈火，她向我毫不留情地警告道：“你要再提他一个字，我永远都不理你！”

但今晚杨帆却莫名其妙地说出了这两个字。我不敢接口，只能任之发挥，杨帆大约是这么给我叙述的：

“我没有爸爸，那个我本该叫爸爸的男人我只见过两次。一次大约是为了离婚，他从广州回到长沙，当晚就举起花瓶向妈妈砸去。当时我年纪还很小，小得只模糊地记得那男人的气急败坏与妈妈的声嘶力竭。第二次是我八岁时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来给我送终。那次我因为咳嗽而引发高烧，全身像沸水蒸腾般难受，把暗黄的胆液都咳出来了。就在医生也束手无策之际，那个男人来了，他给我买了许多零食，还装作很忧伤的样子过来摸我的头。就在我被感动得快要寿终正寝的时候，我看到他身后那个妖艳女人猩红的嘴唇，以及身旁憔悴母亲深陷的眼眶，我马上告诉自己不能死——为了报答与报复，我不能死。结果我就真的没死，没想到恨能够让人死而复生。

第43节：遵义腻腻的乳房（5）

“听舅舅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她是县上有名的舞蹈演员，嫁到省城后仍然有很多人追她。那个男人在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到广州闯荡，一年后回来突然要离婚，妈妈不离他就死缠烂打，到后来甚至拳打脚踢。直到我三岁的时候，妈妈终于答应了离婚。那时的她还很漂亮，有不少人要介绍对象给她，但都被她拒绝了。再后来舅舅也给她介绍过很富裕又没有儿女的男人，但她还是不同意，妈妈只是抱着我哭。

“我妈也是女人啊，为了一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守了二十年活寡，她一生的青春全被这个负心的男人给糟蹋了。有时我真想把那个男人杀了，把他泡在福尔马林里让他永远跪在妈妈面前。但是妈妈却反对，她总是拿着那男人寄来的钱对我说：‘他也有他的难处！’——妈妈简直就是太痴情，太懦弱了！

“我恨那个人，但有时又忍不住想他。那次生病时他那复杂的眼神让我心中特别感动，那是一种来自于血液本身的，一种对父性慈爱的需求……特别是在这件事之后，我突然很想见见他，那种既想捅他一刀，又想被他抱在怀里哭的感觉！”

杨帆扑进我的怀里，委屈的眼泪簌簌而下，我只有抚摸着她的长发，轻轻安慰道：“或许，他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杨帆平静下来后，我曾几度劝她到广州找找父亲——因为警方只监控了她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杨帆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但杨帆却肯定地否定道：“我死也不去求他！”她坚决而颤抖的语调，让我为她心中的矛盾悲剧而深感怜悯。

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