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边低声说，下榻就是喝完酒再洗洗桑那，然后自由活动或者去睡觉。

没想到，下榻这个本来很简单的词汇，竟被赋予了如此多的含义，可真够复杂的。

柳晓菲在开车，头也没回地问道：“县里的宾馆是星级吗？”她又开始开玩笑了，一个小农业县能有星级宾馆吗？我琢磨肯定没有。

小张的笑容非常职业，探头对柳晓菲说：“您就放心吧，不是星级胜似星级，床铺干净，还可以洗热水澡，房间我都定好了，305和306两个双人间，您就放心住吧。”

“谢谢你啊，给你添麻烦了。”柳晓菲微笑地说。

“别客气，还要欢迎你们常来呢。”小张说着话，指了指前面一个彩旗飘飘的地方说，到了，停在路边就行。他说的大酒店到了，其实就是一幢二层小楼，叫饭店还可以，叫大酒店可就太惭愧了。入乡随俗吧，或许县里的老百姓就喜欢这个叫法呢。

酒足饭饱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住处。牛村长好像还没喝够，非要出去再喝，柳晓菲看形势不好，跑进房间怎么叫门也不开。牛村长没办法，回头问我，咱仨出去喝吧，他身后的小张也帮腔说，就咱仨，没外人。

我坚决没答应。回来的路上，小张说牛村长要安排去喝酒然后再桑那，我可无论如何不能去。进这里的浴池桑那，和唐僧进盘丝洞有什么两样啊？坚决不能去。

看我坚持不走，牛村长非常遗憾地说，那就等以后喝吧，明天你们回市里，我特意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咱村子的土特产，装到你车的后备箱。小意思，不成敬意啊。

“这次来，给你添麻烦了。以后到市里，一定要到我那啊，不去就不够朋友了。”我十分认真地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牛村长说：“那是那是，去市里办事儿，一定去看你。今后需要兄弟的事儿，你吱一声就好使。”

送走他们俩，我趴在床上就起不来了。突然，床头的电话嘀铃铃响起来。谁啊？这么晚还打电话。我心里直纳闷。

原来电话来自隔壁，柳晓菲柔和的声调从那边传来，她问我睡着没有呢？

我说，没有。

她说，我也没睡呢，干脆我们聊天吧。

真新鲜，大半夜的，隔着墙壁聊什么天啊？赶快睡吧。我劝她说。

柳晓菲说，我睡不着了，换地方就睡不着。你不也没睡吗？你等我。

什么等不等的，我放下电话。一会儿，门铃响了。我扯着脖子喊，谁啊？没人答应。

趿拉上鞋子，我打开了房门。门口站着柳晓菲，她穿着乳白色的睡衣，在冲着我笑。看我开门，她一扭身就进来了。她用脚后跟关上门，把我紧紧抱住，两条小腿盘住我的腰，呼吸很急促地说道，我喜欢你。

面对她雪白的脖子和微微上翘的嘴唇，我脑袋一热，脚下像踩着云雾一般，把她轻轻放在床上。

我不是君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这辈子也当不了君子。即使君子面对异性潮湿温暖的肉体也同样会抑制不住感情冲动的。当柳晓菲捂住羞处娇羞地呼唤我的名字时，我内心中压抑很久的欲望瞬间爆发了。她在床上的举止像个淑女，动作很轻很温柔，我甚至怀疑她是第一次和男人做爱。可是，我错了！慢慢的，她的喘息和呻吟声越来越大了，双手紧紧攥住床单，雪白的脖颈上流着细汗。我用嘴唇含住她的舌尖，变换着姿势进入她的身体。柳晓菲自始至终紧闭着双眼，她的脸颊因为持续的快感弥漫了粉红的颜色。

最后，她突然紧紧抱住我的后背，娇喘着说：“别起来，好么？就这样抱着我，好么？”

我没有回答，重新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十分钟后，她和我一起去洗澡，在明亮的灯光下，她害羞地躲避着我的目光，有些紧张地说道：“你不要老盯着人家看嘛，好不好？”

看我不说话，她终于忍不住了，很放肆地跳到我的怀里，眯起眼睛说：“哥，我喜欢你。”话音刚落，她像一个章鱼似的又紧紧抱住了我……

清晨，我躺在床上不想起来。对于昨晚发生的事，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可是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没有任何理由去后悔。柳晓菲的身体蜷缩在被子里，她的小手靠着枕头向上扬起，让我忽然间想到陆游的词句———红酥手，黄籐酒，满园春色宫墙柳。后面的句子想不起来了，她的样子与词中的韵味恰好吻合。她还在沉睡，就像一只飞速奔跑后非常疲倦的小花猫，她酣睡的姿态在我的眼里逐渐模糊。我掐灭香烟，昏昏地睡去。

回到市里，柳晓菲像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把我送到家。我把牛村长放在后备箱的两包土特产都交给她，让她转交给柳峰或者她爸爸。柳晓菲说声谢谢，就开车走了。

晚上八点多，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柳晓菲问我，你有空吗？

我慌忙说，有，有时间。

她说，那你就来我们家吧。爸爸回来了，他的老同事也来了。他想见见你，我大哥也在。

好吧，我现在就去。关掉手机，我匆匆忙忙地下了楼，上了出租车。以前我从来不这样对待柳晓菲，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变得连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了。这能怪谁呢？只能怪爱情，都是爱情惹的祸。

等我赶到柳晓菲的家时，全家人正围在一起聊天呢。她说的客人我认识，是杨老师。杨老师的身体比十年前更加瘦弱了，戴着度数很大的近视镜，头顶有些秃，花白的头发如同干旱多年的草地，稀疏而凌乱。

寒暄过后，杨老师唯唯诺诺地对我说：“刚才柳校长提起你当警察呢，这次来，正好有件事要求你帮忙。”

“什么事，您尽管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一定去办。”说这话的时候，我看了看柳峰。

他也没含糊，对杨老师说：“您就说吧，是什么事啊？”

杨老师咽了口唾沫，神态落寞地叙述道：“我的女儿在半年前离家出走了，都怪我没用，她考上师范专科学校的艺术系学画画，可是我一时拿不出钱供她读书，就让她等两年再说。可是这孩子脾气倔，非要念书。我、我喝醉酒后打了她一耳光，她趁我睡觉的时候走了，留下封信，说要到市里半工半读，不用我操心了。可是，我到学校一问，她根本没有上学，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她呢。”

说到这儿，他喉头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稍微停顿后，他说道：“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她死去的妈啊？唉，这次来，就是想让你们帮忙找找，你们认识人多。”

杨老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纸包，打开放到茶几上。纸包里有一叠照片，上面的女孩子梳着麻花辫子，尖尖的下颏，眼睛很大。

“这是桐桐的照片，我女儿叫杨雨桐，是她妈妈给起的名字。”杨老师把照片分给我和柳峰，吃力地说。他的嗓音沙哑低沉，镜片后的目光湿漉漉的。

柳晓菲也拿了张照片，说要在报社发一条寻人启事，她和广告部的同事说，可以不花钱。柳峰的爸爸妈妈安排一桌饭菜，杨老师吃得很少，他吃饭的样子很小心，咀嚼饭菜的时候很少说话。为了表示感谢，他象征性地喝了两小杯白酒。据他说，已经半年多没喝酒了，彻底戒掉了，为了找到女儿，欠了亲戚朋友六千多块钱。

对于杨老师的遭遇，我和柳峰只能劝他别着急，还当场保证，一定尽力找，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他。

吃完饭，杨老师执意要走。柳校长扭不过他，只好让我和柳峰送他到车站。回县城的长途汽车刚开走，柳峰突然对我说，你先和我回趟家，我有个事儿和你商量。

听他的口气，我一时摸不准是什么原因，难道我和柳晓菲的事情让他知道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坐上车，和他一起回到家。

刚进家门，柳峰就搬出把椅子来。我问他“你想干什么？”

他没吭声，从天花板上取出那幅油画，在地板上展开。然后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说：“你看，这个人是谁？！”

沿着他的目光，我仔细瞅了瞅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

柳峰气得直咽唾沫，冷冷地说：“你是怎么当警察的啊？这个女孩肯定是杨雨桐，你看她脖子上的痣。”他把照片放在油画的边上，让我再看看。

我愣住了。照片和油画上的女孩简直太像了，不！就是一个人。

“我们该怎么办？”柳峰在收拾油画，听我问他，连头也不抬，气哼哼地说：“还能怎么办？我们先找东子问个明白！看这事儿和他有没有关系？如果他处理不明白，那朋友就没必要做了。”

柳峰抓起电话就打，嘴巴里嘟囔着“我先问问他，明天咱俩去一趟”。电话打过去，东子家没人接。

“这小子没在家。”柳峰对东子的称呼都变了，随口骂了句脏话，把电话啪的一声撂了。“电话答录机的留言说，他去云南啦，说参加什么画展，过完春节才能回来。”

“那就先找人吧，回派出所我先查查外来人口的登记，顺便到片区里看一看。”我说。

柳峰沉吟了半晌，说：“行，我们分头找。杨老师就这么个女儿，还有失语症，真挺可怜的。现在家家都在过年，杨老师一个人可怎么过啊？唉……”

穿上衣服，我和他说，那我先走了。他低头卷起油画，很不耐烦地嚷嚷道，走吧走吧。

春节过后，这个城市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过惯暖冬的人们忽然对这种气候不适应了，医院门诊的人比平常多了一倍，老赵很少感冒，可是这一次他赶上了，每天早上去旁边的医院打点滴。

为保障城市居民的节日安全，市局下令开展百日严打会战。我和同事们借着机会，把负责区内的家家户户都检查完了，没发现有叫杨雨桐的外地女孩，暂住人口的登记上有27个姓杨的人，经过一一排查，还是没有。

杨雨桐到底在哪儿呢？由于着急上火，我的嗓子已经哑了。有一天，柳晓菲来电话告诉我，寻人启示见报了，和牛村长的先进事迹在同一天的报纸上。我看了那张报纸，头题下的照片就是我拍的。柳晓菲把文章写得十分生动感人，仔细一看，我发觉牛村长的创业经历有很多虚构的痕迹，例如带领乡亲们走上幸福路的那段，明显有杜撰的痕迹。关于杨雨桐的寻人启事在中缝里，很不显眼。

电话里，柳晓菲聊个没完没了，她若明若暗的语调让我不自觉地升腾起一种界乎于精神和肉体的欲望，那件事过去半个多月了，我们都试着忘记，但是谁也没有忘记。

“还有别的事儿吗？”我问她。

她说，没有了，想见你一面，行吗？你也想我，是吗？

我说，嗯。

这一瞬间，我发现自己无法拒绝她，电话那边的她甚至知道我的脑子里想什么。生活里，仿佛存在着一种非自然的力量把我们拉近，再拉近，直至彼此融合在一起。

柳晓菲好像不太可能嫁给我，她的男朋友在海口市一家合资企业任中方经理，常年在外面飞来飞去的。如果说，我的存在是个必然的话，也只能是她的情人，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一个感情替补。我的存在把她心里的那片空白暂时填满了，而有一天我们终究会很快地分道扬镳。人这一辈子，有些感情就如同小孩子写在作业本上的错别字，橡皮一擦就擦掉了。

她可以不在乎，可是我呢？我怎么办？我需不需要投入真实的感情？

我一直觉得，男人就像尝过鱼腥味的猫，总奢望在追逐鱼的过程中寻找到些许快乐，而忽略了快乐本身存在的危险。我是那只猫吗？或者我只是一条金鱼，一条在爱河里游游荡荡却不顾危险的金鱼。

一想到这些，我忽然不那么快乐了。

事实上，对于坠入情网的人们而言，诱惑无所不在。完美的性爱如果有了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感到莫名的失落、忧伤和空虚。这样的夜晚，柳晓菲选择了一个空房间，而我们在房间里所有的拥抱、亲吻、抚摩、呻吟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我们甚至缩短了对话的时间，用肢体语言相互交流，直至达到战栗的那一刻。我们像一对常春藤互相缠绕，却没有仔细想过未来，没有冷静思考的时间。这是两个现代人的感情游戏吗？

我无法回答自己的疑问；也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激情过后，我感到的是莫名的空虚。或许，我们都是为对方而来的，互相取暖，互相填补对方心灵的空白。

第五章夜袭歌舞厅

自从到派出所上班后，我发现周围的环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些很要好的朋友都在各忙各的，很少有时间见面。就连大周也仿佛在人间蒸发了一样，两次打手机居然没打通，一直占线。

一天早晨，我把电话打到报社，是报社副刊编辑何玉颖接的。

她问：“你好，请问你找谁？”

我连忙说：“啊，我找大周。”

她迟疑了片刻，说：“周锦林不在，你过十分钟再打过来吧。”

大周的大名叫周锦林，从前他和何玉颖理论上处过朋友，后来据说被何玉颖给甩了，具体原因不详。之所以说理论上处过朋友，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不承认处过朋友，好像很忌讳谈起这个话题。我好奇地问过大周，何玉颖这个女孩怎么样？记得大周回答得十分干脆：很好啊，就是不适合我。话说回来了，我也不适合她。

“我是李凯，你帮我喊他一声行吗？”我继续对着话筒说。

何玉颖好像没听出我的声音，气哼哼地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周锦林他在洗手间呢，都去半个小时了。还没出来呢，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话音未落，她把电话筒就摔了。

何玉颖还是那个火暴脾气，真让人受不了，这样的女孩子能找到男朋友那才怪呢！我恨恨地想。

大周去洗手间不能用半个小时，他肯定又跑到哪儿玩去了。我拨打大周的手机，居然没有打通，一个女中音告诉我：机主已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星期四的下午，老赵上班的第一句话是和我说的。他说：“瞧你整天无精打采的，有心事咋的？”

他被市局评为劳模，感冒又刚好，所以他的心情比平时要稍微好一些，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我咧嘴笑笑说：“没什么，高中老师的孩子离家出走了，我到处找，却没有找到，心里挺烦的。”

“把照片给我看看，我帮你查一下。”老赵说。

“你看，她才十几岁，叫杨雨桐。”我打开抽屉，把照片递给他。“她是个哑巴，喜欢画画，从小就喜欢。”

老赵拿着照片扫了几眼，然后交给我，说道：“我记住了，有消息就通知你。”

“对了，还有件事，今天晚上市局有行动，你如果没事，和我一起去吧。”

“有行动，是咱们片区的吗？”我问。

“不是，在市郊，那里有一家歌舞厅，老百姓举报说有卖摇头丸的，市局下通知抽调咱们去搜查，一共三个小组，二十多人吧。”他又嫌我提问题了，皱起眉头，但还是说清了行动的理由。

下班后，我和老赵在派出所附近的面馆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在单位等电话。因为是第一次出去执行任务，电话一直没响，我在地板上来回走，老赵在吸烟。

“你能不能坐下来？！多大个事儿啊，怎么就沉不住气呢？”老赵又急眼了。

我刚坐下来，电话突然响了。

出发！老赵撂下电话喊道。踏上吉普车的时候，我伸手一摸，枪忘带了。我猛地跳下车，往房间跑。老赵问，你去干什么？

“取枪。”我回答道。

“你的脑袋整天净琢磨啥呢？枪也能忘了带！”老赵的鼻子肯定气歪了。

等我拿枪回到车上，老赵一脚油门，车子像野马一般冲了出去。

老赵的脸色很难看，还在生气。放在平时，他会大吵大嚷地骂我，他没吭声，一定是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车子开到距离那家歌舞厅还有一百米左右的地方，老赵踩了刹车，车子停在了人行道上。

他关上车门，回头叮嘱道：“市局的人还没到呢，咱们先进去看看。”

我俩一前一后走进了歌舞厅。宽敞的大厅里人潮涌动，躁动的人群在随着刺耳的音乐晃动着肢体，有些人在舞池中原地不动，抽风似的把脑袋甩过来甩过去。在舞池的正前方有个高出地面不足半米的舞台，上面的dj和领舞小姐通过耳麦大呼小叫地喊着，她们的声音透过音箱的传递转化成一股无形的诱惑力，激发了人们更热情的舞动和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