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战期间，尼兹便是美国“经济战略决策委员会”的骨干力量之一。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又被提升为美国“战略炸弹调查委员会”的副主席，该委员会主要是为了研究在二战中美国对德国和日本进行的空中作战的影响，其中包括对美国在1945年向日本长崎和广岛投的两枚原子弹展开一系列的研究。二战之后，美国的经济一度陷入低迷阶段，尼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远见，撰写了《美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计划书。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的制定和人类第一枚氢弹“麦克”的研制，为美国经济的复苏立下了“汗马功劳”。除此之外，他还帮助美国设计了《美韩停战协议》以及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制定。在柏林和古巴导弹危机的问题上为美国总统肯尼迪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建议，并且也是美国对越战争军事战略的主要策划者。1950年他被美国媒体评为美国“最有智慧的男人”。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前苏联的“争霸赛”中，尼兹曾多次作为特使进行磋商谈判，成功地制止了一次次可能带来世界毁灭的美苏正面军事摩擦。1970年到1980年10年内，他曾代表美国总统亲自前往前苏联首都莫斯科，达成了四项主要的“武器控制协议”。

在尼兹的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有两个为世人所称道的“小插曲”，这也可能是他人生之中最引以为豪的事情。一是带头制定了nsc－68文件：1949年8月，前苏联出人意料地成功爆炸了该国第一颗原子弹，杜鲁门总统慌忙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美国的战略规划进行重大调整。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保罗.尼兹为首的特别小组完成了一份代号为nsc－68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于美国在冷战中应该展开什么样的全球战略的一个宏伟蓝图，后被美国舆论称之为“一个迅速而又稳妥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联合体”。因出色的表现而被任命为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委员会负责人的尼兹，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分析美苏当前的局势。他对这个国际局势的分析博得了美国总统及其政府官员的一致认同。最终的事实也证明尼兹的分析和决策是完美无缺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他，或许现在世界超级大国的帽子很有可能就不属于美国了。

二、是尼兹在没有政府授权下，自作主张打破美苏之间的谈判僵局：1982年中旬，美苏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关于“欧洲中程导弹”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从美国的全局出发，尼兹在没有经过政府授权的情况下，首先向负责谈判的前苏联特使尤里.克维琴斯基妥协，促使双方达成协议。但他的这一举动被美国的保守派认为是美国对前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妥协，保守派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行动，要求政府严惩他们眼中的“叛徒”，但最后证明，美国最终从中获益。虽然二战后，美国和苏联都很重视发展中程导弹，并于50年代末各自装备部队。但是1977年起苏联在本国与东欧部署ss－20（北约称“佩刀”，苏联称“先锋”或“少先队员”）不仅使苏联核导弹武器的设计和作战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使西方和苏联的核武器对抗形势开始发生逆转，苏联再次掌握到了核优势。

ss－20型导弹全长16.76米，最大直径1.98米，携带3个分导式子弹头，每个重285千克，采用惯性制导方式，运输发射车，可多次装填。该型导弹可以说是苏联地面机动型导弹相对成熟之作，即便是今天俄罗斯用于遏止西方的镇宅之宝―ss－25“白杨”和ss－27“白杨m”型远程弹道导弹从其性能特点上仍未走出ss－20型导弹的影子。在美、苏最终达成的《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之中，明确规定双方在条约生效后的3年内，须全部销毁所拥有的中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和辅助设施，在条约生效18个月内全部销毁中短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和辅助设施。条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再生产和试验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还规定，为监督条约的实施，缔约每一方都拥有就地核查的权利。根据条约，美、苏双方将销毁2611枚已部署和未部署的中程导弹其中，前苏联应销毁的导弹数为1752枚（其中中导826枚，中短导926枚），美国应销毁的导弹数为859枚（其中中导689枚，中短导170枚）。仅从数量上来看美国方面便已经占到了便宜。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苏联全面销毁性能优越的ss―20型导弹的同时，美国人从自己的武器库内划掉的不过是性能低劣的120枚“潘兴”i型弹道导弹，以及569枚完全可以由空射型和舰载性取代的bgm－109g“战斧”陆射巡航导弹。

当时在条约草签之时，很多美国政坛的名流却未能看透双方的得失。直到冷战结束之后，尼兹的“壮举”才成为各种新闻报道、军事论文、公开演讲的主题，甚至还被拍成了一部舞台剧，据报道，1988年这部舞台剧还获得了“美国电影评论戏剧奖”。

前任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职期间在莫斯科武器问题谈判上曾得到过尼兹的很多建议。他曾经公开表示，尼兹是他所知道的美国历史上最为有责任心也是最为优秀的公务员。在舒尔茨1993年撰写的论文集《混乱与胜利》中写道：“尼兹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带领美国顺利穿过美苏冷战的森林。”另外，前苏联的谈判专家们也给予了尼兹高度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尼兹是世界上最为出色的谈判家。1988年，美国作家泰尔伯特亲自为尼兹写了一本名为《游戏的主宰者》的自传。尼兹为美国做出的贡献是用语言无法描述出来的。2003年美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是美国历史上第8艘以活着的人的名字命名的军舰。1985年，里根总统还颁发给尼兹“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政府授予官员的最高荣誉。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能言善辩的国际事务专家却并不喜欢“抛头露面”而更愿意做“幕后主使”。他在美国国会从来没有“一官半职”，据说是因为尼兹有着爱得罪人的性格，所以他选择在华盛顿军事机构“五角大楼”里工作。很快，凭借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雄厚的财政背景，尼兹成为主要国家战略的制定者。

不过，由于尼兹的直言不讳树立了很多的敌人，其中包括一些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他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初期，因不满总统所奉行的一些政策而“告老还乡”，但是在肯尼迪上台后，又被请回并被任命为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办公室主任，这个机构就是通常所称的五角大楼国防部。还有，尼兹曾经在参与尼克松政府战略武器协议的制定时，对上一届福特总统政府所奉行的“削减战略武器协议”也是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言辞激烈地抨击了福特总统的武器谈判小组组长保罗.瓦恩科关于削减美国战略武器的提议，他认为这样的做法是非常的不理智、愚蠢而又武断，并认为这样的战略决策将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的好处和安全，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美国政界的强烈反响并且得罪了很多政治人士。但是，他并没有受到这些反对意见的干扰，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表现出高超的分析能力。他写给了里根总统一份说明方案，上面用列公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仅条理清晰而且简明易懂。据悉，里根总统还将他所列出的公式全部引用在写给国务卿舒尔茨的长达16页的秘密文件中。

不过这位“政治奇才”在生活上却遭遇了重创。1987年，与他生活了55年的妻子菲里斯因肺气肿医治无效去世，尼兹老年丧偶孤独一人度过了17年。而在这17年中陪伴在他身边的惟有那位来自寒冷北国―俄罗斯的少年―伊丁斯。这位身世成秘的少年，在保罗.尼兹的悉心培育之下已经日益成熟。当保罗.尼兹另一个世界与自己的爱妻相见，留给后人的除了他那不畏高官厚势的坦率直言以及无人可以相媲美的才智之外，还有一个他精神和谋略谱系上的传人。不过在此后的几年里，人们还没有机会熟悉这位整天忙碌于保罗.尼兹国际研究学院日常管理的年轻人。直到今天他正面挑战“颜色革命之父”―吉恩.夏普。

“先生们，在判定北京政府在南美洲目前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究竟是利令智昏还是国手风范之前，我想先和各位一起探讨一下中国人对于商业这个名词在理念上与西方的异同。”作为保罗.尼兹的“关门弟子”，伊丁斯虽然年轻但是走上演讲台时却丝毫没有一个青年学者的生涩和腼腆。不过虽然伊丁斯有着与大多数与会者不曾有过中国大陆生活和学习的经验。但由这么一个黄口孺子向这些国际领域的“大家”们讲述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依旧不免给人以班门弄斧之嫌。虽然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自重身份，没有公然的表示不满。但是轻蔑依旧还是通过忽略的眼神和哈欠连天在会场之中传播开来。

“当我们在嘲笑中国人对商业利益毫无概念之时，我想先请大家回顾之下我们所自诩为文明和进步西方世界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的商业态势。当时的欧洲大陆正处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黑暗时代。在日尔曼人建立的采邑制度之上，夜郎自大的领主们互相攻伐，各自为政的城堡和庄园以及无所不在的‘什一税’（注1）使整个欧洲大陆一片凋敝的景象。但请注意这个时期，西方并非没有国际贸易。来自中国的瓷器和茶叶、阿拉伯人垄断的香料和丝绸贸易事实都在制造了足以令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家咋舌的‘贸易逆差’。”不过对于台前的轻慢，伊丁斯并不介意，继续在台上侃侃而谈。

14、15世纪的时候，对于主要以肉食为主的欧洲人来说烹调和保存食物的方法无疑都依赖香料，因此欧洲人对于香料的需求十分急迫，香料在欧洲市场的价格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欧洲的商品对于中国人、印度人而言毫无吸引力，导致了欧洲社会只得用大量的金银来换取生活必须的香料和瓷器，而贵族们则以奢侈品的价格购买着中国生产的茶叶和丝绸。长期的入不敷出，最终导致欧洲人对于获取金、银、宝石或者直接获取香料等资源显得十分感兴趣。1493－1520年间，欧洲产银共4.5万公斤，年产量只有1600公斤。在同东方的贸易中欧洲又是入超逆差，所以当时欧洲的贵金属是极度的匮乏。向外扩张寻求贵金属是首要目的。同时那些出产这些珍贵资源的地区，便成了欧洲人猎取与互相争夺的目标。

因此当1453年，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重炮之下被攻陷时，整个欧洲都为之震撼。因此从此整个中东及近东地区，全部成了穆斯林的天下。由于君士坦丁堡的特殊地理位置，欧洲人从此不能再向他们的前辈那样通过波斯湾前往印度及中国，也不能再直接通过这个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巨大港口来获得他们日益依赖，且需求量巨大的香料。欧洲人必须找到一条新的贸易路线，直接从香料群岛获得香料的资源。

近百年的困难和磨砺最终令欧洲发现了世界，虽然在地理常识之上，他们曾经无比落后于东方―不论是伊斯兰教的东方，还是更为领先的印度、中国。阿拉伯水手早已跑遍了印度洋；而只要中国人需要，他们的舰队可以轻松的完成环球的远征。但最终世界的大门向欧洲人敞开。因为这种这种扩张，对欧洲的文化，甚至生存，却是致命的，如果不寻找新大陆，欧洲永远无力对抗数千年文化和强大经济潜力的亚洲。

15―18世纪是资本主义在征服全球的过程中迅猛发展并最终获得胜利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在孕育过程中，与海外殖民是紧密相关的。不过最终扭转东、西方贸易逆差却不是那些从南美洲印加神庙中抢来的金银，也并不是那些从非洲丛林里被拖入种植园中的黑奴。而是在重商主义的指挥棒下由两者催生出来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空前发展。

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表现为重商主义，国家在商业贸易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强调出口和顺差，以增强国力。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之下，欧洲各国相继建立强大中央集权，对全国实行统一的管制措施，扫除国内封建割据、各种路费杂税等内部障碍（内部贸易壁垒会提高商品价格，削弱出口竞争力），垄断贸易特许权，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手段，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建立强大的军队，对外殖民扩张，掠夺殖民地原材料，以抑制殖民地的制造业，便于向其倾销商品获取黄金白银，甚至直接掠夺殖民地金银矿。

“很多人都认为当下的中国也在日益陷入重商主义的危险。但如果各位了解中国的历史的话，大家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的那样中央皇朝早已深韵其中之道。虽然由于传统中国大陆特殊的地理封闭性，商业历来是处于压制状态中的。这并非指统治者们不重视商业，而是商业的活动范围有限。中国物产丰饶，统治者高度权威，老百姓安居乐业，在这样的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最需要的是孔子所推行的那一套忠孝仁义和安土重迁。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国家的最高目标并非通过海外贸易获取利润，而是建立一个对内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了实现这种秩序，国家是允许甚至鼓励商业存在的，而且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各级官府也亲自参与经营。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罗马帝国的使者抵达中国，向中国政府吹嘘瓷器、茶叶和丝绸高额利润，希望中国政府可以与罗马合力扫荡中亚的突厥人时，中国政府浑然不为所动。（注2）”作为一名资深的国际局势研究人员，伊丁斯和美国主流学者的理念有所相近，但却又并不相同。

在美国主流学者的眼中，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几乎与16世纪前的政教合一欧洲社会并无分别。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商业活动活跃起来，中共政权也希望积聚更多财富来增强国力，也就是“白猫黑猫，能够抓到老鼠（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就是好猫”。那么如何衡量财富呢？外汇！中国政府曾深受外汇短缺之苦，更险些因为外汇不足而无法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会议；因此，中国有一股强烈的外汇情结，而积存外汇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对外贸易。最终透过大量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一万二千亿美元，这与当年欧洲国家以出口贸易来积聚大量黄金的做法，如出一辙。

尽管作为后发国家和一种异质文明，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形态不一样，但是，重商主义的传统在中国已经培植成功。它已经体现为一种国家目标和义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经济模式一直是国家主导，只有社会精英们跟着发财致富，而民间社会却从来都是死气沉沉。在重商主义的包围下，“扩大内需”成为了嘶哑的呼喊，而投机精神却得到了普遍的推崇。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环境中，外汇储备和社会稳定成为了第一选择。因此大多数美国主流学者都会乐意的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重拾被欧洲抛弃了近300年之久的重商主义的结果不是最终象挥霍无度的西班牙帝国那样在穷兵黩武的道路上走向破产，就是如同英、法最终陷入一场社会大革命之中。

但是伊丁斯却从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之中读到了一些别的东西。改革开发20多年来，中国传统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利弊参半，虽然在这场进出口贸易交换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资本大量增加，但是自然资源损失惨重。而大量的储备美元，虽然并不是出于16世纪欧洲人那样的“金银狂热症”（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创汇还是为了进口，而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中国创汇更多地是为了抵御风险。西方金融“大鳄”制造的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但是如此巨大的美元储备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目前国际信用结算单位还是以美元为本位，这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从1944年开始，西欧货币盯住美元，而美元盯住黄金，世界货币系统仍是金本位。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对西欧的贸易出现逆差的时候，最终迫使尼克松在1971年8月宣布黄金和美元脱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地位的削弱，其实就是美国经济的削弱，意味着美国人无法生产出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和西欧国家进行交易。

自2000年以来，中国事实面临着和上世纪60年代西欧国家同样的问题，美国国内经济的下滑事实无法生产大量的商品和中国交易，只好求助印刷机。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竟然表示“欣然接受”，国内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生产力表现出相当的“看好”并不奇怪，日、韩两国在军事和外交领域仰人鼻息也不足为奇，但是中国跟随着周遍邻国一起将巨额贸易顺差转变为巨额债权，用本国生产力对美元形成巨大支撑却多少有些不智了。

不用什么特工窃取，从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便可以计算出美国累计的经常账户赤字已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外储已经超过1.3万亿美元，而且这种现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一丝转变迹象，而美国表面的繁荣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呢？包括巴菲特在内的一些民间投资大师都可以看出来美国经济的最终崩溃，一些中东国家的货币更像预先知道灾难发生的耗子一样，近期纷纷逃离美元这艘漏洞百出的大船。美元时代也许即将终结，即便不知道其具体的终结时间，中国政府也没有理由愚蠢到坐视自己的财富最终大量蒸发吧！

如果中国政府手中仅持有少量的美元，那么北京政府很容易抛售美元，逃避美国政府的经济低迷和“通货膨胀税”。但是当我中国上持有1万亿美元或更多的外汇储备时，我们就只能服服帖帖就范。因为抛售美元只会把美元的汇率打得更低，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和东亚各国一样在地承担了为美元“护盘”的角色。

难道北京政府真的象吉恩.夏普所谓的那样利令智昏吗？答案事实上已经从中国政府近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举措上可以明显的得出了。就在美国的经济学家会中国继续持有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欢欣鼓舞之时，伊丁斯却从中读到了一个高明决策―“捆绑从来就是相互的”。和绝大多醉心于国际政治的美国主流智囊相比，伊丁斯的“父亲”―保罗.尼兹同样是一位金融天才，他30岁的时候在华尔街挣到了他的第一个一百万。在回忆录中他说:“我跟华尔街那些有名的人一起工作过，跟那些大骗子挤作一团。这段经历没让我觉得他们恶心，倒是大大增加了我对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力的自信。”这段经历无疑使得保罗.尼兹和伊丁斯对财富的本质又着更为清醒的认识。

美国曾经是制造业超级强国，并因此建立了美元的强大地位。美国也因此尝到了金融的甜头。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金融业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美国不断地把制造业转移到境外，致使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大大提高。美国衍生金融产品的市值曾达300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23倍，是股市和地产总值的11倍。即便被普遍认为资产质量很高的花旗银行，在其2万亿美元的总资产中，表内资产也只有6000亿美元，其他1.5万多亿美元的表外资产都是cdo等衍生金融产品。而雷曼兄弟的资产结构中绝大多数都是高风险的房地产抵押债券资产。雷曼兄弟的资产结构中绝大多数都是高风险的房地产抵押债券资产。没有那么多的物质财富，却有那么多的实际购买能力，这样的经济从一开始便必然是虚拟的，而虚拟只是泡沫经济的一个美丽的别名。是泡沫总是要破灭的。因此“有一天世界也许会呈现这样的局面，美国因为过度借贷过度消费而破产，其他国家则因为支持美国的借贷与消费破产。”逐渐成了经济学界普遍认可的共同认识。

中国政府难道真的没有看见这一样的风险吗？答案不言而明。中国外汇管理的一个核心就是在中国境内任何外币不能流通，必须兑换为人民币，任何外币只有国家收存。也就是在中国储备的所有外汇，都有等值的人民币被发行出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像其他任何国家的外汇结余储备，不是存款。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外汇和黄金一样都是自己的货币发行准备，如果没有与之对应的人民币存在，其就不能直接流通，如果不将其国际贸易的准备金来对待，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是毫无价值的废纸。当然，如果人民币不具有世界货币特性，这个矛盾就不存在，因为这就等于只是在中国老百姓手中买卖，而在世界依然具有流通性，没有其他硬通货可以兑换，那么任何手中的人民币便是废纸。因此中国政府不仅保证了人民币在境内的绝对地位。同时，国家尽全力提升人名币的国际地位，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坚持货币不贬值，就是由国家承担了全部损失而维护了所有人民币资产拥有者的利益。

在强大的美元储备的支持下今天的人民币已经成为（或说即将成为）国际主流货币，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实体之一。美元贬值必然对应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如果美元贬值丧失国际货币的地位，庞大的美元同样可以保证人民币必然的挺升为国际主流货币。

国际主流货币形成是一个国家获得资本优先权的标志，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为美国带来的利益不言而喻，世界公认美国经济称霸全球不在于其实物经济的强大，而就是掌握着美元、石油定价权。中国利用被美国掌控事实上被虚拟了的外汇，投资同样被美国虚拟的资产，并中国面临不是一个两难选择，而是美国必须权衡的难题：保证美元的价值则必须承认中国的财富，承认中国的投资与所有权；要颠覆中国的储备财富，则无异于宣布放弃美元的统治地位，伴随的是人民币的崛起，美国的世界资本霸权无论怎样都会向中国易手。当人民币的发行、价值早已获得认可，因此无论是美元资产的缩减还是人民币价值的崛起都对中国已经形成不了太大的冲击。在这样搏弈关系之下，中国持有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不仅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捆绑，而是中国“捆绑美元与美国”的战略。一条无形的锁链事实上已经横跨太平洋，将中美两国置于“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隐型战略同盟之中。

“真的敢借钱的人，就真的敢不还，而真的敢借出钱的人，也真的敢不要。”因为当国家间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时候，就只有了政治，而在政治面前经济可以毫无意义！美元时代终结的危机并不会因为中国的支持而推迟甚至消弭。那么一旦美元信誉真的崩溃。不管是中国经济出现大幅通胀，还是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都意味着美国经济将出现大幅通胀，廉价“中国制造”的免费午餐不可能无限期供应。美元作为国际信用结算本位的地位，将在未来继续被削弱。而美国虚拟经济所存在的天生弊病，更令一场席卷整个西方的金融风暴随时可能降临。那么中国的对应策略又是什么？

因为美元地位削弱而在国际信用体系中被遗留出来的空间，由谁来取代？人民币或者日元？就目前的经济总量和金融自由开放度，人民币和日元又有欠缺，都还不够格。中国拥有足以匹敌美国的经济总量，但是一旦将人民币升级为世界性货币，其控制能力还尚未成熟。而日元虽然已经在全世界流通多年，但是日本的经济总量却远不如中、美两强。

欧元的崛起看似来势汹汹，欧洲一直在谋求复兴的事实也可是天下共知，但是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复兴之路的第一步必然是获得经济的主导权，然后通过经济而进取文化、政治，直到以军事为代表的绝对权力，因为他别无选择。欧洲虽然经济上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尚未作到“同一个声音”，独立防卫的军事力量更没有准备妥当。一个内部吵闹不休、财政分散的国家联盟货币，谁能信任？那么如果美元崩溃，世界进入群雄并起的时代，决定各国财富的唯一基准显然将会回到原点，这个原点并不是黄金。而是资源和商品，谁在这个纷乱的时代里拥有最多的资源，谁便是这个时代的皇者。因为资源可以转化为商品、军队以及其他国际政治赌桌上的所有砝码。

“资源时代”的到来将不可遏止，但是国际社会之中唯一看到这一点，并有能力进行准备的却同样惟有中、美两国。中国拥有着世界最为庞大的人口，其本土所储备的资源在其经济腾飞前期庞大的消耗面前便已经捉襟见肘了，因此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便在所难免。美国虽然依旧拥有着羡煞旁人的本土资源，但是面对着占全球资源消耗70%的民众和政府，一国的资源也将入不敷出。因此早在20世纪末期，中、美两国便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迎接“资源时代”的“布局战”。等到欧盟、日本、印度等国后知后觉的发现危机逼近之时，中、美两国的全球布局已经接近完成。

“智利对于中国而言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贸易伙伴，一个友好国家。但是在未来的‘资源时代’中这个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能为中国带来什么？牺牲智利可以结好秘鲁、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三国，在南美洲构筑其中国稳定的资源获取平台。而更为关键的是以上三国还是中国奔向自己新大陆的绝佳跳板。”虽然伊丁斯言之凿凿。但是大多数与会者却是兴趣缺缺。在他们眼中这个小字辈根本就是在无限夸大北京当局的智商。惟有坐在特别嘉宾席位的迈克.李总统为之动容。“问问那小子，对于北京在南美洲的行动，美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当伊丁斯走下讲坛之时，迈克.李总统向身边的随行人员示意道。

“竟然巨龙想要沸腾四海，那么惟有君请入瓮……。”对于中、美两国未来的对弈，伊丁斯并不乐观。在他看来在即将到来的资源时代里，在欧亚大陆占据绝对优势的中国足以压倒西方世界，就象他们的前辈在农业文明时代所作的那样。唯一的破解之法，或许只有出现新一次的“大航海时代”。“现在的美国还没有空间运用他的智慧。不过两年之后……。”迈克.李总统此刻在心中默念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