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重要都会―广州,连日来的暴雨和阴霾终于伴随着那每年夏季都如约而至的台风的远离而散去。位于广州近郊的科韵路之上,在久违了的烈日之下,一队队来自广州军区直属第41集团军第121摩托步兵师的士兵正全神贯注的执行着警戒任务。“这次总参谋部也太过于谨慎了吧?军区战备值班师第124机械化师放之不用,还特地以演习拉练的名义从广西调来了第41集团军。”坐在驶往广州市区方向的一号首长座车之上,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一秘书处处长黄继凯大校多少有些不满的说道。
作为中国军队在本土的七大军区之一。广州军区的作战辖区包括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海南五省,其所主要承担的作战任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策应成都军区昆明方面驻军形成对东南亚的假想敌保持压力,另一个是针对环南中国海地区的登陆和本土防登陆作战。针对以上两个作战方向,广州军区的地面部队主要由第41、第42这2个集团军以及海南军区的独立第132步兵旅、武警机动第126师组成。由于作战方向的不同,第41集团军的军部虽然曾驻汕头,但现已调防至柳州,而且主力也基本布防在广西境内,下辖第121摩托步兵师,第123师、第164师以及军直属坦克旅、炮兵旅和高炮旅、舟桥团等部队。由于其主要所承担的任务是压制以越南为首的东南亚各国,所以与成都军区所属部队一样,重视高原山地战和丛林战。武器配置上基本和成都军区类似,但更重视重型装备和特种武器的配置,同时也特别注重防空火力的建设。是中国陆军十大主力甲类集团军之一。
而军部驻守广东惠州的第42集团军在很长一段时间所承担的都是反登陆的作战任务,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防的态势是北重南轻,因此第42集团军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属于简编乙类军。但1996年台海形势紧张后,中央军委从战略上考虑,重新按甲类军装备第42集团军,一度甚至实行一军四师制。因此第42集团军可以说是后来居上,除了下辖驻守罗浮山飞云顶下的长宁镇的广州军区战备值班师第124机械化师之外,还有驻惠州的第125师、驻汕头的第126步兵师,以及驻韶关市曲江县城马坝镇的军属导弹炮兵师、驻花县坦克旅、舟桥团、高炮团、特种兵大队、电子对抗分队等,甚至还在第42集团军编成内直属总参陆军航空兵局的陆军航空兵团,配有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群。一旦台海有事,第42集团军将担当登陆台湾南翼的主攻部队,与直接空降台湾的第15空降军、南京军区北翼主攻第1集团军构成第一波次进攻的主力。
虽然台海的局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缓和局面。但是面对辽阔的南中国海,长期以来第42集团军在广州军区高层的视线之中始终扮演着快速反应部队的角色而成为了军区建设的众衷之重。迅速压倒了在云南前线的“两山”轮战中声名雀起的第41集团军,成为了广州军区的当家主力。而很多广州军区目前一线领导人也大多出自于第42集团军,如顶替突然退休的钱萧上将,接任广州军区司令高元章中将,便曾担任过第42集团军的军长。因此此刻对于总参此次抽调部署广西的第41集团军的“桂军入粤”黄继凯大校不免要为自己的上司鸣两声不平。
“你懂什么!”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高元章中将此刻突然正色的对一向被自己引为心腹的黄继凯大校厉声呵斥道,高元章中将应该算是中国人民国防军之中比较幸运的一代了。他1945年出生于自古“无湘不成军”的中国内地省份―湖南。1962年光荣的成为了中国人民军队中的一员。从普通一兵开始,历任班长、排长,1970年成为陆军某步兵团作训股参谋,从此便象大部分那个时代的中国职业军官一样进入了升迁的快车道。
当时的中国军队正经历着一场新老交替的接力赛,很多从革命年代的血雨腥风中走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而日益月异的战争模式也为中国军队呼唤着新鲜血液,因此仅在团部作训股参谋的岗位上待了不到半年,高元章中将便升为了作训股股长,半年之后便因为其所编写的新版训练大纲而被调往广州军区军训部,用13年的时光,从一个普通的军训部训练科参谋最终成为了广州军区主力野战部队―第42集团军的参谋长。
1988年9月至1990年7月在国防大学基本系的深造和学习最终令高元章成为了中国军队之中新生代的中流砥柱。1991年6月高元章被提升为第42集团军副军人,2年之后就正式接任军长。随后更幸运的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领导层,享受按副大军区待遇。最终于1999年2月至2002年1月初步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
但是高元章很清楚,自己虽然从普通一兵走到今天距离一方的封疆大吏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却可能难于登天。毕竟在他之前所摆着的是无论各方面都足以力压自己的钱萧上将。论学历钱萧是正而八经的军校毕业生,比高元章这个后天深造的要来得根红苗正,论军功,钱萧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两山轮战中都有卓越表现,更多次负伤,论资历,高元章还在军训部作参谋时,钱萧已经是第41集团军的司令员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年龄人,高元章也毫无优势,钱萧与他同年,甚至还小4个月呢!
因此在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位置之上,高元章几乎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众多老一辈的军人一样,在这个岗位上站完最后一班岗。毕竟高元章自问自己身无尺寸战功,在中央高层眼中顶多也就是一个可以保一方稳定的堪用之才,远无法与以用兵狠辣而著称的钱萧相提并论,而与他同为广州军区副司令的还有空军的马亦龄等一批竞争者。而以高元章的能力就是放在其他各大军区也没有机会。毕竟进入21世纪以来,厚积薄发的中国军队正处于名将的高产期,不用说成都军区的张陵、沈阳军区的徐伟、兰州军区的杜国生这批老将,就是第二梯队也是人才济济,任令羽、胡维风那一个不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高元章也认清了形势,努力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整个广州军区的领导班子各司其职,一度配合默契。
无论是2005年的出兵越南,还是2007年的中日爪哇准战争。当广州军区方面抽调出以钱萧为首的一批高层军事主管之后,高元章始终被委以坐镇后方的任务。应该说在面对前线的硝烟,后方往往是一个无声的战场。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高元章也算是尽心竭力。但是他决计不会想到在一场几乎辉煌的胜利之后,钱萧会突然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提前退休。当然即便如此,高元章也不认为自己会有机会取而代之,毕竟同样身为副司令员,还有原济南军区的副司令员铁云岳中将、原广州军区参谋长丁云翔中将。高元章自认似乎并不应该是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最佳人选。
但是造化就是如此弄人,在总参谋长曹阳上将的亲自点将之下,高元章第一时间就任了广州军区的第一把手。对于这从天而降的肯定,高元章除了受宠若惊之外,其实也有着自己的考量。从正规的层面上来将,长期以来一直在广州军区工作的高元章的确有着其他几位副司令员所不具备的优势:熟悉广州军区的具体情况,曾担任过驻港部队的军事主管、对于第42集团军所拥有的了解等等。但是更为关键的是,高元章清楚的知道,自己之所以可以更进一步的重要原因在于:对于北京的高层而言,他是一个完全的中立角色,不属于任何的派系。
正因为如此高元章就任以来也一直努力的保持着这一种中立的地位,以洁身自好的态度面对身边的风起云涌。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一周之前,总参谋长助理林太平少将会突然越过广州军区司令部调动柳州方面的第41集团军突然进入广州,在广州近郊的多处地方设置军事禁区,而其中最为敏感的莫过于位于广州东边的岑村军用机场。
应该说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广州的机场数量在全国可算是名列前茂。西有佛山沙堤机场,中有白云机场,北边则是新白云机场。而与以上这三个客流如织的民用机场相比,岑村军用机场则鲜为人知。位于广州市近郊的岑村,据说开村超过800年,本来叫“今村”,由于“今”与“金”音相近,附近山贼土匪以为“金村”肯定富得冒油,常常进村抢掠,所以村民先祖们干脆将在“今”字上面加个“山”变成岑村,事实上村民中没有一个人姓岑的。由于军用机场的存在,处于广州这片流金之地的岑村依旧民风淳朴。甚至搞大集体方式,8个经济社的集体物业出租大部分仍是交村委统一分红,所以自己不经商的村民贫富差距不大。
直到2008年广州亚运前夕,连接岑村与中心城区的云溪路及科韵路北段才得以开通。将岑村与广州科学城、高唐新建区联系起来。而原本就只是广州空军训练机场的岑村军用机场也面临着废止。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总参谋部却意外的对岑村军用机场重视起来,甚至不惜从广西调来部队进行警戒,这不由得不令同样得不到解释的高元章心存疑虑。而身为总参谋长曹阳心腹的林太平更在一天前突然秘密抵达广州。
本以为林太平此时出现在广州会对第41集团军的调动作出解释,但是令高元章颇感意外的是。林太平同样是行色匆匆,仅在广州军区司令部逗留了不到4个小时,只是和高元章中将等少数军区领导分别会晤了一下,便动身前往了在第41集团军严密警戒之下的岑村军用机场。甚至连这次高元章亲自送行也被挡在机场外围的警戒线之外。“高司令得罪了,等事情平息之后,总参谋部会作出解释的。”林太平在下车之时,所说的话语至今仍令高元章玩味不已。“等事情平息……究竟是什么事情?”坐在自己的专车之上,高元章再度陷入了沉思。
“在这个为了生存和发展而注定要争斗不休的星球之上,我们华人的优势在于我们的智慧和适应能力。但是这种优势却在我们彼此之间的猜忌和攻诟之中化为了乌有。即便是象罗芳伯所领导的兰芳共和国也未能幸免。”而与此同时,在加里曼丹岛西部城市坤甸的罗芳伯纪念堂杨全依旧在慷慨陈词。应该说罗芳伯和他统帅的华人在当时的与当地土著征战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曾多次向坤甸一带发动武装侵略。罗芳伯领导华侨和当地人民奋勇当先起来抗击,将荷兰侵略者击退。其后在卡浦亚斯河下游的地方,又有土酋经常离间土人与华人的团结。罗芳伯联络当地苏丹势力,东征西讨,势力日益强大,苏丹便将东万律纵横数千里之地归他管辖。这样,在他的辖区内便有了10多万之众的百姓和南北数十里的产金地,如弟恩、猪打崖、坤曰、龙冈、沙拉蛮和山心等地,都归他管辖。
罗芳伯领导的最大一战,是与土著人争夺新港。这场战事持续了9个月之久。最后,力不能支土著人请了苏丹来说和,重新划定地界,埋下竹桩为证。从此,“兰芳”的根基才终于稳固了。为这一仗,罗芳伯也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一年之后,罗芳伯去世,终年58岁。
而事实上在“兰芳”存在的同时,华人在东南亚办的“公司”已经相当多。仅在印尼东万律周围,就还有大港、三条沟等华人的七个大的“公司”,及“和顺总厅”等一系列华人小公司组成的联盟。他们的治理方式,与“兰芳”的管理模式也大同小异。
但是“兰芳大统制”最终还是1884年被荷兰人解散的,一共存在了107年,是婆罗洲最后一个消亡的华人公司。而纠其原因还是因为华人的内讧,1850年,当另一个华人公司大港公司与荷兰人武装对抗的时候,兰芳站在了荷兰人一边。当时一部分败退的大港公司的人逃往兰芳的领地,被兰芳当时的甲太刘阿生带着600多壮丁堵截,缴了大港人的武器,并将首领擒获送交荷兰人。据说,这是因为以前与大港结下的怨――此前大港公司曾与另一个华人公司三条沟公司冲突,兰芳的人救下80名三条沟人并将他们接到船上,不料船后来漂到大港的地盘,全部人都被杀了。不同派别不同地域华人之间的争斗,其实在中国大陆之时就很严重,到了海外内斗依然。但是,大港公司覆灭之后,兰芳公司的日子也就不长了。最后一任兰芳的“太哥”刘阿生1884年病逝后,公司的人对继任人意见不一,荷兰人趁机宣布接管,虽然一些兰芳的人反抗,但终归大势已去。
当时曾在印尼任职。在兰芳公司的最后几年中,与兰芳的末代甲太刘阿生有很多交往的荷兰学者高廷(j.j.m.degroot)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涌入婆罗洲西部的移民,大部分是客家人。他们在炎热的赤道,日复一日起早摸黑在金矿里从事一种连当地人也难以忍受的苦工……有这样一个民族,在完全没有祖国的战舰、士兵或大炮支持的条件下,让自己的人民离开美好的家园,到炎热的热带和遥远的海洋去谋生。那里极少有同胞、祭坛和神明,有的只是陌生而敌视他们的异族人。他们并非以成千上万的集体,以强力或全付武装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而是一个接一个或以小组的形式前进,最勇敢的人当先锋,每人凭借自身的力量、机智与道义自力更生。难道这不是值得称道的勇气以及肉体、道义上的力量吗?”这或许是一种称赞,但是如果这些中国海外的华人们不是以“一个接一个或以小组的形式前进”而是“以成千上万的集体,以强力或全付武装去开创自己的事业”的话,或许历史终究将是另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