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末秋初，在硝烟弥漫的伊朗和伊拉克的国境线上，已经驱策着中东地区最为庞大的两支军队残酷撕杀了18个月之久的战神显然还没有尽兴。在双方已经基本回复到战前态势的战线之上，交战双方都将注意力从在刚刚结束的“斋月攻势”被化为尸山血海的巴士拉转移到了战线中部的苏玛尔山区。“莫德尔小少爷，你可不要乱跑啊！”在一座停放在4架苏制米―25“雌鹿”型武装直升机的野战机场之上，一个身材高大的棕发男子正一边和自己的伊拉克同僚用阿拉伯语流利的交谈着，一边不得不不时用眼角的余光留意着那在野战机场的跑道之上肆意奔跑的顽童。没有办法，谁让他是自己最为尊敬的老师和上司的独子―曼弗雷德.莫德尔呢？
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中东地区拥有最长国境线的邻国，长期以来便存在着旷古相传的边界争端，并由此引发过不记其数的武装冲突。当然伊朗占人口总数90%的什叶派穆斯林与伊拉克占据领导地位的逊尼派之间的宗教矛盾也是这两个信仰这同一个真主的国家之间长期不睦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切都并不足以引发一场漫长而血腥的举国之战。毕竟在1979年流亡海外14年之久的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动“黑色革命”之前，富庶而强悍的伊朗对于1968年才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伊拉克复兴党领袖―萨达姆而言都始终是一头无法正视的巨兽。
“伊朗在黑色革命后，清洗了原帝国军队中大部分高中级将领，使其军队的元气大受挫伤”、“8月份在伊朗发生了一次反对霍梅尼统治的政变，高级司令部和军官团遭到清洗，国内民心不稳”、“伊朗国内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动乱，其军队已完全涣散，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条条来自伊拉克军情处的绝密情报终于令秣马利兵已久的萨达姆相信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向他招手。
据说萨达姆这个名字，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坚定不移的战斗者”。这个本身就并存着强韧和狂热的名字似乎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1980年9月22日，这位独裁者通过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向整个国家宣布：“我们给伊朗以决定性打击，将边境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全线进攻伊朗，收回被伊朗占领的全部领土。”随后的几分钟之内，一心诉诸武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伊拉克军队尝试着模仿着二战时的纳粹德国和历次中东战争中屹立不败的以色列人那样用“闪电战”的方式打击自己的对手。伊拉克空军的战斗轰炸机和轰炸机群轰炸了它们航程范围内的每一个伊朗机场，而得到了充分动员的伊拉克陆军则沿着国境线上几个预定的突破口涌入了伊朗的国土。
但是事实无情的证明，“闪电战”这种需要严密的计划和组织能力的战争模式并不适合懒散的阿拉伯人，伊拉克空军的先发制人非但没有击溃强大的伊朗空军，相反将战火引到了自己的头上。接受过美国空军几乎手把手培训的伊朗空军空军第一时间出动了20架f―4和f―5型战斗机，对伊拉克后方首都巴格达、工业重镇巴士拉以及基尔库克油田地区实施了轰炸；紧接着伊朗空军又出动140架飞机，飞临巴格达、巴士拉等城市及15个军事基地和一些石油设施的上空。
虽然自“黑色革命”以来伊朗空军一直承受着来自德黑兰宗教政权的严酷压力。大批优秀的飞行员们被伊斯兰正统派教士视为“不安定因素”，他们的爱国心和专业技术被完全忽视了。许多人在革命的前期的混乱中被关进监狱、被拷打甚至秘密处决。但无论如何他们仍然保持了本色―深爱飞行、珍爱飞机。因此当战争爆发以后，他们被迫从被囚禁或被处决的伤痛阴影中站出来保卫他们的祖国之时，他们无怨无悔，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责任。
当伊朗空军大规模君临巴格达之时，这座因为《一千零一夜》而披上神秘而浪漫色彩的城市不得不实行灯火管制，320万人的上空，只有被伊朗空军击中的市区西南方的一个发电厂所引发的残红大火，席卷着浓烟将整座城市烧烤了整整一天一夜。毫不容易熬到黎民，居民们惊恐的奔向郊外。只有那些不得不因空袭而停工的工地，残缺地立在市区，使残破巴格达城显得更加惨淡。当然人们并不知道在此后的岁月里这座城市将如同遭遇了魔神的诅咒一般，反复被以这种方式毁灭着。
当然伊拉克陆军如潮一般的攻势，还是使得一些政治家、军事分析家乃至记者都认为伊拉克将会在几星期内摧毁伊朗的国防力量，从而赢得战争。直到随着雨季的到来，伊拉克陆军的推进速度才逐渐缓慢下来，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三个多月来的进攻伊拉克占领了霍拉姆沙赫尔以及其他九个阿拉伯人聚居的城镇，围困了军事要塞索格德和石油城市阿巴丹，将伊朗二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控制在自己手上。然而，巴格达真正的预计结果却远没有达到，萨达姆低估了伊朗的民族情绪和战争潜力，战争不仅未如他所料的那样使霍梅尼下台、伊朗境内爆发少数民族起义，反而提高了霍梅尼的威望，加强了国内的团结，甚至原有的动乱因战争而平息。而伊拉克陆军却已经开始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1981年1月5日上午10点，伊朗军队这支多数未经正规训练的部队，在总统巴尼萨德尔亲临战线最前沿的鼓舞下，开始了它蓄积已久的反击。遮天蔽日的炮弹似乎怀着对入侵者的切齿之恨从天降准确的轰击在伊拉克陆军的防线之中。这是一次凝结着古老波斯战争智慧的反击。巴尼萨德尔总统的亲自策划指挥下，伊朗陆军同时从西线和南线实施。由一个正规师、100辆坦克协同边防部队和革命卫队共16000多人从西线展开的攻势其实只是佯东；而真正的主攻方向则在南线，装备有350辆新锐的“酋长”式坦克的一个坦克师、二个步兵师和革命卫队的精锐部队在一个炮兵师的支援下全线反击。
撕裂长空的炮弹呼啸着，坦克和步兵战斗车“嘎嘎”轰鸣，催促着双方步兵拉近距离作血肉之搏。1981年1月5日到7日，双方的厮杀在西吉兰和阿瓦士、苏桑吉尔德激烈地全面展开。长达6个月的血腥绞杀，终于在7月10日赢来了第一个高潮，一场自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在苏桑吉尔德的沼泽地带展开，两军四百多辆坦克你来我往的拼杀着，双方共有200多辆坦克没能再从泥泞之中爬出来。
宗教的大肆渲染，战果的轮番报导，伊朗全国上下的士气逐步膨胀起来。“迅速行动起来吧!我的兄弟们，为真主而战，为伊斯兰而战，为伊朗而战。踊跃的加入战斗的行列，我们将组建一支两千万的大军把伊拉克侵略者彻底击败”，作为真主在人间的牧首穆萨维.霍梅尼在前线巨大的胜利下兴奋地发布了号召，一丝曙光在他面前出现，他坚信伊朗的“光明”将照亮“黑暗”的伊拉克土地。
应该说在空前的消耗面前，战前还称的上精锐的伊拉克军队确实被打跨了：其总兵力由21万下降到15万，2万多名伊拉克士兵被打死，近3万人被俘。4个可以调动的装甲师中的2个和至少3个机械化师骤减到旅级的规模。伊朗人更缴获了450多辆坦克和装甲运输车。伊拉克军队赶过了卡仑河，退入霍拉姆沙赫尔，阿巴丹的围困解除了，通往阿瓦士、马萨赫、达赫文的交通要道打开了，盘踞在伊朗胡其斯坦省的伊拉克陆军主力被彻底击溃。
此时战争似乎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伊朗军民为之奋战的合法理由已经达到了，他们结束伊拉克对石油丰富的胡其斯坦省的占领。而完成这一目标之后，德黑兰不得不探讨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于是宗教领袖、官员和军官们整个夏季召开了无数会议。此时由联合国和阿尔及利亚居中调停的与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冗长的谈判也出现了曙光，害怕伊朗“宗教革命输出”的沙特和科威特已经提出赔偿伊拉克入侵伊朗造成的损失，结束战争的提议。
而在前帝国时代培养起来的伊朗职业军官们也反对长期战争，他们建议政府应该在军事装备短缺和折旧的警钟敲响前，立刻结束战争。但是狂热的德黑兰的领导人决定将战争带入伊拉克，推翻巴格达政权。于是伊朗的政治及神职领导人对迅速结束战争不感兴趣。他们更渴望通过夺取一个又一个地区来碾碎伊拉克的战争机器。这一计划甚至撇开伊朗正规军，而由忠于宗教而非政府的伊斯兰共和国革命卫队（irgc）首先发起一系列的大规模打击，随后引起伊拉克什叶派社会范围内的动荡、甚至起义。但事实证明这一疯狂计划不仅使伊朗失去了战争中本已确定无疑的胜利，而且将这个国家带到了失败的边缘。
半年多费尽心思策划的伊朗神职政权最终于1982年3月23日凌晨3点发动了决定性的反攻。一支打着为“圣战”而献身的旗帜的由正规军、民兵、革命卫队、毛拉和少年人组成的奇特的十万伊朗部队，在迪兹富勒舒什地区发起了总攻。1万多名10多岁的少年，口喊“真主至大”，赤手空拳，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的踩爆10公里的高密度雷场，为后面的机械化大军开路，狂热的宗教意识似乎忘却了他们自己也是血肉之躯、也是有思维有生命的人，不顾死活地扑向雷区。让人胆寒的人海战术使伊拉克的防线和斗志崩溃了。同样的人海战术在整个战线上滚动开来，2个月下来，在5月24日，伊朗收复了失陷一年多的霍拉姆沙赫尔，基本上将伊拉克赶出了西南部的产油省，只余下有争议的边界城镇卡西西林、吉兰、梅赫兰等地尚在伊拉克手中，但是这一胜利却是由四万多年轻的生命用血肉铺就。
1982年7月14日，在拒绝了联合国又一项停火要求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了著名的“斋月行动”。然而这一本身就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进攻所面对的目标却是当时缺乏正规训练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根本达不到的。他们自以为攻击伊拉克人防御的一个薄弱环节，但事实上伊拉克人早已发觉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这次进攻所做的几乎公开的准备，伊拉克军队从中部和北部前线调集精锐部队加强巴士拉的防御，但伊朗人对此一无所知。结果，狂热的伊朗革命卫队和民兵部队进攻在宰伊德和萨拉姆切赫之间踢到伊拉克军队防守最严密的铁板，在长达一周的无谓冲击之后，失血过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不得不停下了他们的脚步。
为了强化攻势，原本只是轻装步兵组成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首次获得了德黑兰正规军一样的装甲力量，在以前交战中从伊拉克人手中缴获的苏制t―55型主战坦克和由中国生产的63/531型装甲运输车，组成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第30装甲师。在获得了装甲部队的支持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正规军进行了更为持久的战斗，继续清除通向巴士拉的道路。但是这依旧是一条举步为艰的血路。
在西方记者的镜头面前，一股股浓黑的烟柱弥漫着天空，呛人的火药味随风窜入人的鼻孔，在巴士拉外围地区，数十辆伊朗革命卫队的坦克疲惫不堪地躺在沼泽里；公路两旁或堆积着或散落着大批的弹药，难民们丢弃的衣服、床具、食品零乱地扔在地上。一个看上去还是小孩的伊朗士兵木讷的端坐在地上，他的四个哥哥的血流淌在这片土地上，家中剩下孤独而可怜的妈妈和已成寡妇的几个嫂嫂。他的眼神中饱含着停止战争的渴求。
而当伊朗人继续组织着他们更为庞大的攻势时，伊拉克政府也在深入的工作着，重新组织他们被摧毁的军队，为防御他们的国家做准备。在沙特和科威特的贷款之下，巴格达从每一个可能的来源购买新装备。1982年间，他们设法和莫斯科重新建立了联系，说服苏联重新开始交付1979年已经定购但在1980年9月停止交付的武装直升机和坦克。还订立了和法国的额外交易，包括订购更多的幻影f―1eq战斗机、对空导弹、弹药和重武器。当然最为关键的是他们从中国订购了大量价廉物美的59式主战坦克和歼―7b型战斗机。当然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巴格达更需要富有经验的军事顾问。而这一点远比先进的武器更为关键但也更难以获取。
至到1982年的夏天，巴格达方面才最终从冷战前沿的民主德国邀请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陆军航空兵顾问小组。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那些长期以来被西方丑化为只会对着莫斯科摇尾乞怜的德国军人的秘密到来，竟最终会令那一年的战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支民主德国陆军航空兵顾问小组的组长就是后来在全世界各地的战场之上威名赫赫的曼弗雷德.冯,莫德尔的父亲―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的尖刀―第40空降营指挥官曼弗雷德.阿德勒上校。
尽管在华约的武装序列之中，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的规模要比同属于冷战前沿的波兰人民军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要小。但是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依旧被很多西方军事观察家认定为是拥有最高军事水准的华沙条约部队，也是在未来战争爆发之时，除了部署在一线的苏联近卫装甲集群之外最为可怕的对手。除了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的内部控制远比其他华约军队严密，并和苏军前线指挥部门有广泛的联系之外，那同样活跃于每一个德国军人血管之中的日尔曼进攻精神也是这支军队拥有强大突击能力的一大保证。
与柏林墙之西的联邦德国相比，民主德国同样有着一支精锐的陆军航空兵部队。不过他们在当时还被称为“前线航空兵和运输航空兵力量”，直到1984年才正式更名为“前线航空兵和陆军航空兵力量”。而这支成立于1981年12月的年轻部队，也延续了苏联的建军思想，没有象联邦德国的同行那样采取完全的直升机群化。主力装备依旧是包括苏―22m4型、米格―23型战斗轰炸机、米格―21型战斗机，安－2型、安―26型、伊尔－62型运输机这样的固定翼战机。当然在苏联红军强大的低空力量带动之下，民主德国陆军航空兵部队序列之中同样有第三“菲迪南德.冯.希尔”武装直升机大队、第五“阿道夫.冯.吕佐夫”武装直升机大队这样以苏制米―24d/p“雌鹿”型武装直升机为主的突击集群。
而在调任第40空降营指挥官之前，弗雷德.阿德勒上校便曾是组建于1975年，驻防巴塞珀尔的第五“阿道夫.冯.吕佐夫”武装直升机大队的首任指挥官。在近6年的大队长任内，弗雷德.阿德勒上校成长为了民主德国人民军之中屈指可数的武装直升机战术专家。也正由于这一点，他被柏林看重调往了波罗的海沿岸的鲁根岛，成为了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所部署了唯一一个空降营的指挥官。
经常有文献资料显示人民军有其它两个空降营，第二和第五营，但是这只是第40空降营早期的番号。在把部署在科特部斯的空降连扩编后，第40空降营于1973年加入国家人民军战斗序列。这个营直接接受民主德国国防部指挥调遣，而不是隶属于军区管辖。跟苏联红军空降师一样，同时是最高统率部的战时预备队。第四十空降营的装备比其它华约空降单位相比显得非常轻，它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装甲武器，和小部分摩托化装备。因此第40空降营经常在德国军事体系中被归属为突击队，用来执行敌后袭击活动。但是面对冷战时代战略战术日新月异的变革，民主德国政府也迫切希望将这把尖刀借助武装直升机插上锋利的翅膀。于是富有低空突击经验的曼弗雷德.阿德勒上校被调往了该营。
事实上向伊拉克派遣军事顾问团本不是民主德国的工作，对于爆发在中东的血腥而遥远的战争，目光紧盯着西方的柏林一年多来都保持着默不关心的态度。虽然这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与柏林交往甚密。真正关心巴格达局势的其实还是莫斯科，毕竟一个狂热的德黑兰对于苏联来说同样是一个威胁。
伊朗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在十九世纪沙皇俄国时期便已开始。1804俄罗斯的版图已推进至南高加索地区，在拿破仑的鼓动下俄罗斯与当时的波斯爆发了战争。战争直至1813年，波斯在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与俄国签定《古里斯坦和约》才告于结束。波斯承认俄国对已占土地的主权，其中包括格鲁吉亚、达格斯坦等北部领土。之后的俄罗斯又开始蚕食当时东亚美尼亚，引起波斯的强烈不安，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波斯在1826与俄进行了第二场战争。经过两年的战争再以波斯的失败而告终，波斯被迫最终与俄罗斯签定《土库曼切条约》被迫割让亚美尼亚等地。
二战时期在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之后伊朗的在苏联的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当时苏联在德国的进攻下处境极为困难，急需美英物质的支援。在黑海被当时土耳其政府封锁之后，盟国发现把波斯湾西北端向高加索和黑海连接起来的横贯伊朗的铁路是一条通向苏联输送物质最安全的途径。但当时的伊朗国王更倾向于借助德国的力量打败苏联，从而夺回被沙皇俄国所抢占的高加索地区。而如果当时的伊朗国王一旦投入轴心国的怀抱，那么苏联在的高加索与中亚地区将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这些原因直接导致了当时的英国与苏联政府派兵直接占领伊朗。
二战结束不到一年，苏联便因在伊朗的撤军问题上爆发了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直接对抗。冲突期间，苏联先后支持伊朗北部境内的阿塞拜僵和库尔德人从事分裂活动对抗伊朗中央政府，并直接派兵阻挠伊朗政府军队的平叛行动。此次冲突的后果是将伊朗直接推入西方的怀抱。苏联与伊朗的关系直至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之后也未得到改变。当时伊朗的霍梅尼政权提出了“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口号。将美国称为大撒旦、苏联称之为小撒旦。并在1980年3月发表的新年文告中宣称要与苏联做殊死的斗争。即使在伊朗面对严峻的军事威胁，如美国扬言采取军事行动时，霍梅尼政权也坚决不接受苏联主动提供武器的建议。
伊朗和苏联之间矛盾与冲突横贯了整个冷战时期。而且并不能光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来解释。在沙皇时期的俄国便制定五大军事进攻方向。其中的中路南下军事战略便把矛头直指当时伊朗（波斯）、阿富汗与当时的中国与印度西部边陲地区。而且这五大沙皇俄国制定进攻方略被之后的苏联政府所继承。苏联如控制伊朗，便可长驱直入南下印度洋、直接威慑波斯湾与中东产油区。相反的如失去伊朗那么意味着苏联的西南软腹地区将暴露在对手的面前。因此伊朗无论与沙皇俄国还是之后的苏联都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冲突矛盾。
“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之下，苏联在两伊战争的初期虽然表面中立，宣布对伊拉克实行武器禁运，但是在战局出现对巴格达不利的情况之时，莫斯科还是不得不撕下伪装，向伊拉克交付了绝大多数其所急需的武器装备。但是当伊拉克不得不面对的入侵付出惨重代价结束的事实，迫使巴格达在提高他们军队的效能方面投入巨资，并准备邀请外国顾问，听他们任何好的建议，特别是和米－25“雌鹿”型武装直升飞机有关的紧要关头之时，莫斯科却表示出爱莫能助。
理由其实很简单，1979年苏联军方20万部队突然入侵阿富汗后，由于不能长期维持这么多部队的驻扎和作战，只保留了大约8到10万人的二线部队。而在西方世界帮助下与苏联对持的阿富汗各派力量却长期保持在200万以上。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苏军方面要象牢牢控制着战场的主动权，靠的就是这只犀利的陆军航空兵。因此除了在冷战前沿对峙西方和中国的精锐陆军航空兵之外，苏联国内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都投入到了阿富汗的泥潭中去，教导伊拉克人的任务只能依靠自己的“嫡传弟子”―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