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水泊梁山会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呢？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从地理的角度论述梁山地区的险要地形。关于这一点，王文可说是论述的再详细不过了。王文先从梁山及附近诸山的形成和概况，论述到梁山泊的形成及其概况，再从丰富的资源、险要的地形，论述到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是农民起义的理想根据地。故此，王文最后一节明确指出：“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水阔山险，地形复杂，位置重要。经济上，具有丰富的生活资料来源；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是起义农民据以同北宋王朝进行武装斗争的理想根据地。正因为梁山地区具有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所以北宋时期借居梁山地区反抗北宋王朝腐朽统治的不计其数。《宋史》上不乏‘梁山泊多盗’，‘梁山泊素多盗’，‘梁山泊渔者习为盗’的记载。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宋江据此起义，但当时的史料却提供了‘宋江寇京东’，‘出青、齐、单、濮间’的活动区域，正是属于京东西路，又恰恰处在青、齐、单、濮州包围之中。在这一地带，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象梁山地区这样有利的活动场所。宋江之所以能以少数人坚持同北宋王朝相对抗，使‘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官军莫敢樱其锋’，若不是借助梁山地区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史载宋江‘其才必过人’，应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总之，从北宋时期梁山地区的地理位置环境来看，我们认为宋江据此起义是可能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北宋时期的梁山泊号称“方圆八百里”，实际上它南自今巨野县城北二十余里，北抵梁山县斑店一带，东南达嘉祥县梁宝寺附近，东北到小安山东部，西逾今之黄河二十余里，形状为南北狭长，方圆约四百余里。水泊之中，有占地3.54平方公里、海拔高为197.9米的梁山，加上附近的凤凰山、龟山、土山，占地总面积仅十余平方公里。据王文说：“梁山地区的水陆交通也比较便利。向西南可沿五丈河进击北宋的都城东京；向东南可沿南清河进击单州、徐州；向东北可沿北清河进击齐州、青州；向西北可以从陆地进击北京（大名府）。”因之“宋江等人要四方进击，进退可靠，就必然在青、齐、单、濮这片广阔的战场上找一处有险可守，进退自如的根据地。那么，位居四州中心地带的梁山泊，当然是最理想的去处了。况且，在这一带可以凭险而居的也只有梁山泊一处”（朱周文）。这就很清楚地说明梁山泊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而梁山水泊之中可驻足又仅有梁山了。
梁山的地形的险要，的确有利于农民起义，但四位山东作者只看到了有利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利的另一面，而这有利的一面恰恰又产生了这不利的一面。首先是梁山泊离北宋京城汴京（即今开封）较近，既有进击之利又有被剿之弊。它既构成了对京城的威胁，又加速了朝廷对它的防范和镇压。为了京城的安全，朝廷历来对这一带地区防范甚严，其任命的知府或知州一般要由“两制以上的臣僚”担任，而且有的还由皇帝亲自遴选（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朝廷通过这些得力的地方官控制这个地区。而这些地方官一般又兼有京东西路安抚使的头衔。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他们又常以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来报答皇帝的恩宠。所以担任这一带的地方官大多是战绩彪炳、多谋善断之人。《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四二七载：“蒲宗孟以郓多盗，疼诛锄之，所戮不可计。”另外如张奎“数月捕诸盗悉平”，李璋“信尝罚擒捕，盗为衰也”，刘温舒因“用心督捕”，曾受到朝廷的嘉奖。洪迈《夷坚乙志》卷六中载：宣和六年，梁山泊又掀起一次农民起义，很快就被朝廷残酷镇压下去，起义群众一次被杀就有五百余人。官军的严密防范、地方官吏的残酷镇压，就逼使宋江义军无法在此立足。其次，梁山泊水陆纵横，相互为用，既然“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那么这个“战略性的军事要地”也就必然为官军所用。因为这些军事上的有利之处，也可以说是官军在军事上的有利之处。“梁山泊多盗”这是历史真实，而累次起义都迅速被镇压下去这也是事实，这就充分说明：梁山泊不是义军理想的依托。如果说梁山泊是理想的根据地的话，史实上的宋江起义就没有必要到处转移。再说梁山泊沟通黄河、运河，是北宋重要的交通要道，正因为交通方便，就造成易攻难守之势。四位山东作者说梁山泊水势浩大，情况复杂，官兵一般不敢进入，而且又可借助险要的梁山负隅抵抗，但是请不要忘记宋代的造船业是相当发达的。《水浒》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船只，特别是高太尉讨伐梁山时，请叶春设计建造的大海鳅及小海鳅战船，每只只能容百人至树百人，外用竹疤遮护，既可避箭火，又可在船面树立弩机，官并凭借这些战船在泊中就可畅通无阻，更何况北宋时还专门设立了制造火药的火药局，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运载武器火箭。《水浒》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述：轰天雷凌振打梁山时就用了三种火炮：风火炮、金轮炮及子母炮。吴用以为“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离水又远。总有飞天火炮，如何能够打的到城边。”谁知凌振只放了三炮，“两个打到水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使“众头领尽皆失色”，可见其射程之远。从书中“天崩地陷，山倒石裂”八字看，其杀伤力之大可想而知。据王文提供的资料：梁山寨仅只是个197.9米高，占地仅3.54平方公里的矮小孤山，朝廷官军利用其巨大战船及其火炮攻击，宋江义军在梁山之上是难以藏身的。再次是，地形险要之处往往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就难以成为某一方面的根据地，加上交通一便利，作为起义军的根据地就难上加难。从古今事实看，某一地区要成为起义军的根据地，先决条件是交通一定闭塞，是敌方守备的薄弱环节。江西井冈山根据地如此，陕北延安根据地亦如此。而梁山泊正恰恰是北宋王朝防范的重点地区，交通又极为便利，我认为它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论证。关于这一点，在朱周文的第二部分述之备矣。朱周文在这一部分，以先立论，后驳论的论证方法来确立自己的观点的。在立论部分，朱周文首先提出“已为人们发现的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即元初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的一段记述为依据，然后用推理的形式，从三个方面推导出结论。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个“理”，还是推不出来。我们不妨看看朱周文认为“已为人们发现的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材料曰：“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江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请注意文中的“闻”字，闻者，听说也，听说之事怎能信以为真呢？“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也是闻“篙师”所言。篙师者，船工也。“篙师渔夫世代生活与此”，但其所言又怎能替代史料呢？如果按朱周文的见解，“流传于他们之中的故事是可信的”，那么，今阳谷县城东南三十五华里的景阳岗，立有“武松打虎处”碑，阳谷县十字街首有“狮子楼”，我们就能确认真有武松打虎、斗杀西门庆这样的故事是历史事实了？！梁山义军中就真有武松其人了？！现在梁山黑风口塑起了李逵像，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李逵是梁山义军将领之一？中国类似的民间传说很多，后人为了纪念它，往往喜欢假事真做，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当成了可信的材料，那就无所谓历史，更不用考证了。再说陈泰生活的年代虽距宋江起义仅百余年，但陈泰毕竟是词曲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所著的《所安遗集补遗》是文艺作品，而不是史书。何以见得呢？朱周文在引用这段“可信”的“材料”时，省略了两段文字：一是朱周文引文前省略号文字为：“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二是“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首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植荷之意云。”很清楚，朱周文中引用的这段文字，本是陈泰为其《江南曲》所写的序言。作《江南曲》只不过是因过梁山，闻篙师所言，味王荆公诗，而叙游历所作，这怎能算是“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呢？更何况篙师自己还错把距梁山十余里的“小安山”当成梁山。再说朱周文在驳论部分明确指出：“我们决不应把作为当时说话人底本的《宣和遗事》当作史书对待”，因为“这是属于文艺作品，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范畴的东西。”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对的。既是如此，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也是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东西，何况陈泰在文中很慎重的用了“相传”两字，籍以说明此为不属于“史”的范畴。朱周文又为何当“史”来看待，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朱周文的这个立论观点站不住脚，其他三个方面也就无理可推了。朱周文说：“宋江起义前和起义后均有人在此安营落草”。这并不能说明宋江就在梁山起义，并以此为根据地。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宋江可能在此起义或义军到过梁山。朱周文说：“宋代的不少文献曾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与山东梁山水泊周围。”宋代的不少文献的确是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山东梁山水泊周围，但没有“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梁山。再说梁山周围地域如此之大，如果说其活动过的地方都可称为宋江义军根据地的话，那就无所谓要根据地了。再次是宋江在梁山水泊周围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又“出青、齐、单、濮”，“剽掠山东一路”，又怎能说其有根据地呢？“从宣和年间北宋官吏的调动也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朱周文的第三个推论。朱周文在引用了《宋史"侯蒙传》后，明确指出：“这位资政学士的招安建议获皇帝的赞许，接着便派他去东平府（亦称郓州）上任，干什么去呢？显然是完成招抚宋江使命的。东平府在梁山的东岸，宋江等当时在梁山泊为营是无疑的。”这个说法就太武断了。这只是朱周文的推理，推理是不能代替史实的。说其武断，一是皇上派他去知东平府“显然是完成招抚宋江使命的”，《宋史"侯蒙传》中没有这个意思；二是东平府一度为京东西路安抚使的驻所，东平府曾列入大都督府的级别，辖六县，而东平府一带，又是“多盗贼”地区，为了京都的安全，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宋代历朝都非常重视此地官吏人选，派侯蒙这个资政学士去知东平府完全符合他的身份，属于正常调动。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同意朱周文的说法：因侯蒙调东平府，东平府又在梁山的东岸，“宋江等当时在梁山泊为营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