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伙计，这个小妞真不赖！哈哈！我真想用手摸一摸才开心哩！”邓世明压低声嚷道。
吃完早餐后，我们起身向邓世明道别。小雪已坐上车。邓世明郁郁不乐，因为我们真的要走了。“伙计们，再见了，下次来都昌可要来看我啊。”
“当然会！”黑子说。他甚至要邓世明跟他一起回老部队看看。邓世明说，他得好好想一想再说。再见了，再见了。我们把汽车发动，在那铺满霞光的街道上穿行、消失。我侧过头看着邓世明的身影。不知为什么，这家伙在那儿站了足足两分钟，目送着我们的汽车离他而去。老天才知道，他此刻有多么悲哀。他的身影越变越小，可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一只手高高地举起，就像个船长。我伸长脖子想再多看他一眼，直到他的身影越来越模糊，以至完全消失。放眼朝东方望去，在金色阳光照耀下，一排排高大浓密的柳杉林一直伸向蔡岭，从那儿再向右行驶一个小时即可以到达九江。
我和小雪坐在汽车的后排。“你那位朋友经常去我们酒吧喝酒。”小雪抬起头，微笑着说。我点了支烟，往后靠了靠身子，没有理她。可不一会儿她对我斜视了一眼，目光有点忧郁。我开始对她有些好感。“你去九江干什么？”
“办身份证。”
“你就不是江西人，办什么身份证。”
“可他们告诉我，说可以办的，只要花500块钱。”
“老天！你去哪儿办啊，据我所知，你是外地人，在公安局户证科是办理不了江西身份证的。”
“可我一定得要办一张身份证才行。”她告诉我们，她有一本银行存折，上面存有5000块钱，如果没有身份证就取不了钱。“你难道不记得密码吗？”黑子转过头问她。
“密码不在我身上。”
“存折在你手上，密码却在别人手上，哈哈！”黑子笑着说，“这我可就不明白了。”
“真的，大哥，我没骗你，我存折还在这里哩。”她从一只红色的手提包里翻出了一本绿颜色的存折本。这是一本农业银行的活期储蓄存折本。户名：李小雪，开户存入金额：5000元。
“那你密码给谁了？”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密码在我表姐手上。可她没有告诉我，她说过三个月才能告诉我，可现在都快两年了，我一定要找到她。”汽车减慢速度，像在鸣咽似的爬上一个丘陵。小雪开始告诉我们她的一些经历。她说，她原本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但自从她母亲不幸因病去世后，父亲就娶了一个后妈；可是这个后妈总是骂她，对她一点也不好，父亲对她也十分严厉，因而就出走了。自己是被她表姐带来江西的。她表姐说，帮她在江西找到了一份工作，包吃包住，工资每月能拿到2000块。“表姐还说，一到江西，那单位的老板会预先付给我5000块钱工资。”她说到这儿，就停了下来，神色恍惚。
“那是什么单位呵，这么高工资？”我问她。
“是开煤矿的，”她说，“那老板是湖北人，五十多岁，姓祁。那煤矿离县城有四十多里路，那里有很多农村小孩在做工，他们年纪比我还要小。”
“你为什么不在他那里上班？”
“他不让我做工，要我陪他睡觉，他说他会对我好。当时表姐把存折给了我后，就说要回去，我说，不行，表姐，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要跟你走。可表姐不肯，她说她会常来看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心想。我问她在煤矿上还遇到什么事没有，是怎么脱身的。“到了煤矿，他不让我走，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我感到非常害怕，我拼命喊救命，可是没有人理我，我又大声哭，眼泪都哭干了，也没有人理我。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我心里越来越感到恐慌。我得逃跑，可那次逃跑，真是太难了。门被反锁，我得要从二楼的窗户往下跳。得躲在树林里，在地上爬行，越过河沟，爬上山，面对运煤的司机、大狼狗、保安以及始料未及的死亡危险；我得沿着山脊钻出树林，躲开追踪者，远离小路和公路。在武宁县城郊外，我溜进一个加油站，他们看见我的样子当时都吓了一跳，以为我是个疯子。我说我没有疯，就跪在地上，求他们救救我，送我回家。后来，有一个女的拿出一套干净的工作服给我穿，我身上穿的那套衣服都被撕烂得成了碎片，膝盖也裂开了口流着血，身上到处都是被丝茅和棘刺割破的伤口，满脸都是泥渍，头发又脏又乱。他们把我送去医院包扎伤口，请我去他们家吃饭。两天后，我到了九江，在一家啤酒分公司找了份工作，本打算赚够路费再回杭州，但公司却为我租了房子，付给我的工资也不少。我也交上了一些朋友，还认识好几个帅哥。后来公司就安排我去都昌做促销员。就像现在这样―”小雪说到这里就沉默无语了。我看到她忧郁的眼里有一汪泪水，她衣着单薄，整个身子都在瑟缩颤抖。这情景使我很内疚，不忍心再去问她什么。我握住她的手，我们允诺，一到九江就会想办法帮她搞张身份证。她枕在自己柔软乌黑的头发上。她可爱的肩膀靠着我，我紧紧搂着她。她喜欢我这样，顺从地偎依在我怀里。
汽车沿着北高南低的汪墩褶隆继续往东行驶，阳光灿烂，透过挡风玻璃射进车内，我们的车一直迎着太阳开去。戴着解放帽，穿浅蓝色中山装和草鞋的农民追赶着牛群，偶尔从车旁闪过；道路两旁，不时看见农家房顶上的烟囱里升起了缕缕炊烟，多么舒适，多么温暖。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曹便港的峡谷，但见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在微风中摇摆。蓝色的天空格外辽阔。
在张岭街附近，黑子把车停下，他站在路旁草地上，指着前面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一片房屋说：“伙计，我是在那儿上的中学，咱们过去看看去。”他一路兴致勃勃，边走边聊起他小时候上学的一些趣事。他说在冬天的时候，教室里特别冷。那些窗子几乎都没有玻璃。冷嗖嗖的寒风一刮进来，人整个身体都开始变得冰冷；这种冷是那种冰彻透骨的寒冷。他们只好不停地跺着脚，整个教室都是这种声音。但一到课间休息时间，他们就全部嘻嘻哈哈、生龙活虎的涌到教室外，一排排整整齐齐站靠在墙壁晒太阳，十分惬意。晚自习时，教室里也经常停电，幸好配有煤油灯。他们将一本书打开，罩住灯以挡从窗外灌进来的寒风。在煤油灯下，大家围坐在一起学习，那是非常温馨的，它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自习一般都到十一、二点钟结束。他和冬梅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在冷风习习的冬夜，在树丛、荒野和蟋的“唧唧”声中，他和冬梅沿着校园长长的晦暗的走廊，穿过了草地和球场。那时冬梅只有十五岁，穿粉红色毛线衣，扎着两条小辫子，月亮就在他们头顶缓缓移动，时而明亮丰满，时而暗淡下来。那是他们最甜蜜的中学时代的生活时光。
我们走过马路，轻松地踏上了张岭街。我向街道四周望去，一些说不出风格的水泥房屋、樟树、河柳、当街小店、餐馆、三轮载人摩托车、菜摊、四处串来串去的农民和大口大口地吃着不成形状的米花糖、菱角、马蹄的女人等等，一切都是那么平静、纯朴和粗野；他们就像一滴水珠掉落在时间的河流，静静流逝。
我们横穿过几个乱七八糟的街区，在浓密如林的院子里，耸立着一幢幢房屋。这些房屋以n型排列，中间有大片绿地和一个蓝球场。这里就是黑子所说的张岭中学。“我认识一个诗友，他就在这里的，咱们这就去拜访他。”
“你诗友叫什么名字？”我问。
“摩罗。”
“我读过他的作品，格调忧郁、温情、反叛。”
“伙计，是啊，你说的一点也没错，他的确是这样。‘他走进了无物之阵，但他举起了投枪’，他就是这样的战士。”
我们在一幢小平房的教师宿舍里找到了摩罗。他住在一个面积有二、三十平米的房间里，桌子上搁着一幅眼镜和一本翻开的书。房间的四壁也全是书架，从地板上一直抵到天花板，诸如《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复活》、《野草》之类的书，洋洋大观，有数十卷之多。我们进来的时候，他正提着一桶水，手持扫帚忙个不停。我们像一阵风似的突然来到，使他感到很惊呀。他身材瘦长，面色苍白，说话慢条斯理。当你同他开口说话时，他也从不立即对你所说过的话发表任何意见，他只是在那里静静地倾听、思考。他的眼睛是深沉的、睿智的，只要他一抬头望着你，就好像要把一切都看透似的―这是一种从灵魂深处体验人生和命运的极乐境界。但他此刻在想些什么？我们都围坐在他周围，听着黑子朗读他那悲天悯人、具有启示录意味的疯狂的诗歌，笑得前仰后拜。他真像个大学者。我们于是相继出门，来到黑子和冬梅在冬夜曾经走过的草地。我想目睹十年前的张岭中学，那时他们都还是一群孩子。春天，清晨，三尖源下阳光和煦，油菜花盛开，他们怎样充满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坐在阴冷潮湿的教室里挑灯夜读―黑子和刘国全跑去草地右边的篮球场上玩起篮球来。他们比赛投篮，看谁投篮命中率高。两人只要站在原地，把篮球投进三米开外的球篮就得分。我看见黑子瘦瘦的面庞生机焕发，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他双臂将篮球轻轻举起，然后猛然用力一掷，那篮球便稳稳当当地落进了球篮的尼龙绳网里。“就这样，是吗，哈哈，三分了，伙计。”他在狂叫。“你球不能落地，你要接住它继续投篮，可是你没有，你输了，伙计，拱球。”刘国全大声嚷嚷。黑子只好四肢趴在地上，用头将球顶出，而刘国全正一脸得意洋洋地叉开双腿站在球篮下，直到那篮球完全从自己的跨下滚过去才肯罢休。
不过，我们得继续上路。我看见学校那小小食堂的屋顶上，烟囱里冒出了缕缕青烟。我闻到了紫皮蒜、辣椒炒鱼的味儿。
一小时后，我们才回到汽车上，我和小雪都等得不耐烦了。小雪已拿定主意，她告诉我要在九江先住几天，等一拿到身份证就去武宁取钱。我们驶出张岭街，在湖口吃午饭，然后乘船渡过鄱阳湖，便一直驶向九江。我惊异地发现前面的建筑群阳光闪烁。“炼油厂！是炼油厂？九江到了！”巨大的储油罐和炼油厂已隐约可见，就像城市一般。空气中充溢着石油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