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雪去搞身份证是我从都昌回到九江后第二天的事情。那天清早，我来到小雪住宿的旅馆，准备带她先去找家派出所看看。小雪醒来时，睡眼蒙胧，用手揉着眼。

“你可起得真早。”她高兴极了。

“我们必须在那些警察上班前，就堵在办公室门口，否则他们一大早报了个到，就开溜了。”我问她照片准备好了没有，她说没有。她不知道要照多少寸的相片。

“你从来就没有办过身份证啊？”

“本来就没有办过嘛。我年龄不够。”她回答得到很爽快。我不喜欢她这种做法。这个问题将会徒然增加我们办证的技术难度。她也许压根儿就不知道，在中国，上户口办身份证就像调动工作一样难。这户口就像是一道冰冷的伤痕，它遮蔽在社会皱褶和人们衣襟的深处。无论是农村人或是城市人，顺着时间的线索，你都可以慢慢捋到心灵深处一段关于户口的隐痛。对中国人来说，它如同一个很沉的铁锚，也像是一截拴着一匹马的木桩，你腾挪不得，拉拽不得，最后只好疲乏地认命。

我和小雪边吃着油条边步履匆匆走上街头。在大树下，有一个西站停车场，那里看上去也乱糟糟的。前往瑞昌、庐山、修水的汽车川流不息。我们看见有一辆中巴车突然朝着我们冲来，我们当时都吓懵了，根本来不及躲闪。只听见那辆中巴车嘎嚓一声就停了下来，从车窗里伸出了一张胖乎乎的圆脸，他一边按着喇叭，一边问我们要不要坐车。一看到那司机，小雪很是反感，随即昂着头从那里快步走开了。我也很讨厌这个家伙，难道他们认为自己是谁？居然这样肆无忌惮，开着车冲向我们。难道仅仅因为他认识交警，就可以不守规则，随心所欲地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而无视别人的生命安全吗？他还真以为他是个什么人物，有权对别人这么做。我们并没有招惹任何人，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的事。这个九江真他妈的不可思议。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疯狂、粗野、迷离之境。在这个鸟语花香的季节，我们闻到的却是满街的菜油炸油条、蒸馒头、炒米粉和煤球在火炉中燃烧时所释放的二氧化硫的味儿。而汽车的噪音，人群的喧嚣声，火车和轮船的鸣笛声，以及清洁工在清扫街道时扫帚所发出的沙沙声混合在一起，似乎正式告诉我们：新的一天开始了。是的，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可派出所在哪里呢？我不由寻思。大街的尽头则是一片广阔无际的静静的七里湖。

我们蹒跚地走过几个街区。倦意末消的流浪汉不知道从那条幽暗狭窄的街巷里冒了出来，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伸手要钱。我本想装着没有看见他的样子走开，但小雪却拽住了我的手，她给了他五块钱。

我们一路向行人打听附近哪儿有派出所，一直走到市中心的浔阳街区。这儿的一切看起来更加繁华，一派大城市气派；小商店一个接一个，各种造型的广告牌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几幢像清真寺一样的玻璃幕墙建筑物高高耸立，在它门前有一块空地，绿草如茵，周围则被铁栅栏隔了起来。我鼻子贴在铁栅栏上，我真想走进去看看其他人是怎样生活。我们在烟水亭东面的南门口小巷子里找到了派出所。这是一幢五层高的老式黑砖楼房，里面有一个小院子，门口停有几辆警用小面包车。门敞开着，我们穿过几个弯弯曲曲的长廊后，终于找到了派出所值班室。那里有几个警察在办公室围桌而坐，一个个脸色阴沉、严肃。

“请问身份证在哪儿办？”

“户证科。”

“户证科在哪间办公室？”

“对面。”

我们转过头，看见有一间办公室朝大厅开了一扇窗子，上面挂了一个小牌，写着：“户证科”三个字。里面有一个女警察，长得很年轻，很文静。我们看见她的手在一大排放户籍档案的柜子里抽来抽去，那柜子的抽上全都贴有“xx街道xx号”的小字条。我问她身份证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办。

“你户口薄呢？”

“没带。”

“没带户口薄怎么办身份证？”她抬头瞪了我一眼，接着又埋头在桌上一张表格上填写些什么。我跟她解释小雪不是本地人，但她真的需要办张身份证。还跟她说明了为什么要办身份证。那女警察开始有点动情了。但她仍然坚持原则，说小雪应该回到浙江原籍办理身份证。

“去浙江，还用得着找你吗？”我开始生起气来。看来这些人灵魂都他妈的变得冷酷、麻木了。为什么每年一到寒冷或温暖的季节，动物们都可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集体迁徒到鄱阳湖的绿洲，而人类却不可以？为什么世界各国110部宪法中，均有迁徒自由的条款，而中国却没有？在我们这个黄土与户籍观念积淀同样深厚的土地上，我敢肯定所谓的“户口”，分明就是他们套在我们脖子上的一条绳索。真他妈的该死的户口！小雪拉了一下我的衣服，要我不要再说。

“谁他妈的在这里大声嚷嚷啊？”一个高个子，白皮肤，英俊潇洒的警察走了进来；他腰佩手枪，皮鞋擦得锃亮。他一瞧见我，那张张开的口就突然噎住不动了。我们面面相觑。的确，这张脸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但一时总也想不起来。

“丁仆，你小子，怎么在这里？”他声音洪亮如雷。

“啊！哈哈！原来是游凯。”我想起来了。这小子是我初中的同学。我们同住一个寝室。小时候他总爱留光头，皮肤也特别白，说话大大咧咧，一身匪气，但为人大方、耿直；在学校他就有一个绰号叫“少改犯”。女同学平时在路上遇见他时，都是绕开着走，没有一个敢正眼看他。这小子办事也喜欢独来独往，从不出早操。那时候人们常常看见他光着头在冬日的校园里匆匆行走，挟着书去学校后面的小山岗练站马步，要么穿过树丛钻进附近三机厂一些伙伴的小屋子里，在那儿接连几天读书或者躲避英语老师的单词默写。初中三年级一毕业，他居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师范学校。但毕业后，他去了哪里，我却不知道。我还以为他去当了一名老师呢。

“没有！绝对没有！”他几乎是声嘶力竭了。他走过来就在我背上捶了一拳，边笑边嚷，“丁仆，我们很多年没有见过面了，是不是？”他大叫，“可你不还是来了？哈哈哈，我真高兴。有什么事，说吧，只要我能办到。”游凯谈话时总是激情洋溢，使我仿佛又听到了我早年的那些伙伴和兄弟们的声音；在桥上，在自行车上，在沿河的邻里之间以及正午安静欲睡的门阶上，伙伴们滚铁环、踢飞机，而比他们年长的哥们却在工厂里干活。

“我要办一个身份证。”

“小事，你把照片给我。”

“不是我，是小雪。”

“她是你女朋友？”

“是的。她不是江西人，也没有户口本。”

“我明白了。哈哈，你小子在拐卖妇女儿童啊？但我们还得要严格遵纪守法，你说是不是？”

“不就办一张破身份证吗？商鞅可死了好几千年，这你也是知道的。他发明了这种制度，没错吧？可最后还不是当了盲流，还不是被车裂而死？”

“哥们，你真是一点没变。行啦，这事我想想办法。不过我可告诉你，最快也要七天。”

听到这话，我着实惊奇；我对他的好感顿时倍增。“游凯，这段时间我都在九江，哪天咱们聚一聚。”

“没问题。我请你们。我还有事要办，不能陪你们了。你们赶紧回去准备好照片。”说完，不再同我搭讪，走进了另一间办公室。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门外一阵骚动声。我们走到门外，有八、九个家伙正气急败坏，脸涨得通红，大声对两个值勤警察又吼又叫，“转告那个臭小子，别老跟我们过不去。不然，我就到市长那里告你们。”

“真有种，”一个值勤警察说，“那家伙昨天晚上同副市长的一个儿子喝酒闹事，打伤了一个人，我警告了两次，可他们就是不听。”

“我同他谈谈。”另一个警察怒气冲冲，来到门外，大声说：“我警告你，再不滚蛋，连你也一块拘留。”

“去你妈的！你们拘留他已经超过12小时了，要是还不放我兄弟出来，你们就等着站马路吧。”

游凯从办公室冲了出来，二话没说就掏出手铐将那家伙双手拷了起来，把人连拉带推拽进了办公室。其他人闷闷不乐地走开了。我叹了一口气，同小雪赶紧离开这里。这就是在九江发生的事，人人都在做他自以为应该做的事。不管怎么说，小雪可是高兴极了。她侧过脸，含情脉脉地望着我，“你可知道孔夫子怎么说？”

“怎么说？哈哈，‘出门在外，少吃青菜，多作爱’。”

“你真坏。”她嘟起嘴，显得十份愠怒。

真是太巧了，派出所小巷斜对面的街道上就有一家叫“永恒婚纱摄影”的照相馆。这照相馆的门头嵌着黑色大理石，金字招牌，橱窗特别大，里面摆满了胶卷、影集、相框、摄影包、凤凰相机、小电池等类的商品。我们在服务台开票、交完款后，一个服务小姐就领着小雪进了摄影棚。我坐在休息区翻看一本《金色年华》杂志，讲的是两个越南女俘的故事。我刚看完目录的文字介绍，小雪就一脸不高兴地走了过来。她指着身上穿的那件米黄色的羊毛衫说：“他们说这件衣服不合适，是不能照身份照的。”

“那怎么办？难道还要去买衣服？”

“我在同事那儿放有衣服，我们得到那儿去取衣服。”

我们刚要起身出门时，刚才那位服务小姐就追了过来，“小姐，不好意思，我忘了告诉你，我们这里有服装，你们过来看看合不合适。”她一脸歉意望着我们，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我们于是跟着她到了服装展示区。果真这里挂满了不少衣服，有成年人的西装，也有老年人的中山装，有女人服装，还有小孩穿的童装。除了这些服装外，还有一些花冠、发夹、项链、手饰之类的饰品。小雪挑了一件青色外衣，试了试又放下了，但我发现她的眼睛老是游移在一套纯白色的婚纱上。那婚纱的确很漂亮，领口和衣袖都嵌镶有猩红色的小花骨朵，腰围尺寸也收放适中，中间绣有一条细细的彩带，裙摆的褶皱则一直拖到地上，估计穿上它走路，后面还得跟着一个人把它提起来。就不是来拍婚纱照，她干吗老是盯着那些婚纱？我真有点想不明白。小雪最后挑的是一件雪花呢绒外衣，她跟着那服务小姐进了摄影棚。

“相片要到明天才能取。走吧，丁哥，咱们这就去拿衣服。”我们从照相馆出来后，小雪拉着我的手走向湓浦路附近她同事居住的那幢木屋。我站在木屋后面的一条小巷内等她。狗在小巷内窜来窜去。有三、四个戴着鸭舌帽，身穿夹克衫，喇叭裤，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小青年，学着港台明星的样子，刁着一支烟，在门廊下跳霹雳舞。

小雪出来了，我们在城中心一家餐馆吃午饭。然后每人花五块钱进了一家又破又旧的电影院，在情侣包厢坐下，等到华灯初上，观众都己散场时，才拖着疲惫的脚步下楼。观众中有从黄梅和小池来的湖北人，据说都是一些水果贩子，经常跟顾客耍调包计。你若拿出一张20块钱买5块钱的水果，她找给你15块钱是不是？不错，她数给你看的确实是15块钱，但一转手到你手上，除了第一张是一块钱之外，里面卷起来的全是一毛、两毛的零钱，你仔细一数就傻眼了。可是她人却早已逃之夭夭；有留着长头发，穿喇叭裤的年轻人；也有上晚班的工人；有学生；还有一对对恋爱中的少男少女。那部影片叫《血凝》，是一部长达二十集的日本爱情故事片，由山口百惠主演。小雪从影片放映开始到结束，她的眼泪就没有干过。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不停地给她递纸拭眼泪。这部电视连续剧我都看了三次。看到最后，我头枕坐椅的木扶手呼呼睡着了。醒来一睁开眼就看见他们，睡着时也仿佛听见他们的声音，梦中也同他们在一起，脑子里都塞满了幸子阳光般的笑容和偶尔显露的忧郁的眼神、大岛茂深沉的父爱、光夫执着不悔的恋情以及他们扑朔迷离的身世。下意识地，这些具有渗透性的凄美感觉竟然支配了我的行为。我仿佛自己就是光夫，正在搭乘一辆过路的货车和大岛茂一起去追踪寻找幸子，终于在札幌找到了她。在飘摇的风雨中，青春在相知却有缘无份中悲欢；热血在一次次炼狱般聚散两依依中沉淀、激扬。我同幸子一道策马奔驰，即便我们是一片即将飘零的枯叶，但我们并不孤单，并不失意，面对着日夜依附的大树，我们放声歌唱。生命原本就是美丽的，何必在意是否短暂。黄昏，朦胧的落日霞光幽灵般地透进影院窗口和屋檐。这时，工作人员开始在影院清扫废物垃圾，居然在我们面前积了好一大堆，浓浓的灰尘直扑进我的鼻子，可我还打着鼾耷拉着头―险些连我也给一块儿清扫出去。这些情况是后来小雪告诉我的。她安静地坐在那儿，目睹了这一切。烟头、瓜子壳、冰激淋纸皮、矿泉水瓶，影院各处的垃圾都给扫到我这儿来了。要是他们在倾倒这堆垃圾时，连我也一块儿扫出去，小雪又再也见不到我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小雪的生活，与我有关的或无关的任何一个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