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越两国除了领土纷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越南对华侨的迫害。香港浸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军事问题专家杨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1975年越南统一后不久就开始排华，这是中国担心的一个问题。刚开始时，越南在刚刚统一的南方将比较富有的华人排走，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走，中越关系开始恶化。”

越南人对华侨的迫害，在1978年就达到了高潮。在排华浪潮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

美国人亨利莫尔写的《越战前后目击记》，从一个侧面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自卫反击战的真实原因。

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于1978年3月，在他的统治和整肃工作相对稳定一些的时候，突然宣布开展“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和取消一切私营企业的运动。

亨利莫尔写道：“由于越南大部分企业和商业是由中国籍居民经营，并且占有大量的财富和不动产，因此他们面临着最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一直支持越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削减以至取消了对越共政府的援助。据报道，仅在1978年一年中，就有大约十六万中国侨民或祖籍中国的难民被驱赶到了中国境内。而在越南南方，约有三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在政府的授意下，一大批富有的华人还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境税。由于没有陆地上的方便，大量华人被迫投奔茫茫怒海，开始大逃亡，任由风大浪大，吞噬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至今，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走上了这条路，又到底有多少人命丧于此。还有一种说法，越南政府为了达到销毁罪证的目的，竟然在船上放定时炸弹。”

对于越南的强盗行为，国际社会也纷纷批评。新加坡李光耀总理说：“这是一种政治武器，用来恐吓世界”。加拿大移民部长阿特基说：“这是一个对华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越南的企业家阶级的‘种族绝灭\'的事件”。澳洲移民部发言人指出：“越南显然正准备在今年作最后一次的驱逐华侨。”而美国总统卡特则把越南的行为和三十年代的纳粹相提并论。

面对越南排华行为的日益严重，中国政府于1978年5月27日派出两只船分别驶往越南海防和西贡，打算把部分被驱赶的华侨接回国，然而这一行动却受到越南的刁难。先是在出入境手续上制造麻烦，而后是限期三天内离境，并拒绝了中国延期的要求。这次派船接华侨的行动也宣告失败。

6月16日，越南正式拒绝中国在西贡设立领事馆。

作为报复，中国要求越南关闭在昆明、南宁和广州三地的总领事馆。同时，中国以大使生病为由把他召回了。

6月29日，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7月3日中国断绝了所有的援助项目，并召回了880名援越专家。

7月28日，中越间所有谈判无疾而终，中国召回派出的船只。

那次强制性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强硬态度。事实上，有些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将难民问题归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恶化的观点是完全悖谬的。因为首先被驱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够在恢复经济中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进行经营和生产的中国商人。

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也并非无关重要，它如同1955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露，但越共政府与吴庭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很清楚，这个盟友就是指的中国。被驱赶出境的中国侨民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身穿绿色军装的越南军人和警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出越南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无所有。

亨利莫尔举例说：“渡海逃到中国广西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农村里。在他携带着全家出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那个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1978年4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米）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广西北海难民营。”

一位侬族老人对亨利莫尔讲述了发生在他村子里的事情。村子里十四名同情中国的越南人作为“越奸”被警察抓走。村子里的几名中国人被杀死。“逃跑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钉了两张人皮，奶头很大，是从被杀死的中国妇女身上剥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