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3700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3、4000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年中国有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1美元，46。7％低于2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2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不到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呢？
美国的“社会主义”
2000年美国政治学家seymour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didn’
theunited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
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3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
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我们来观察一下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世纪10和20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络。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44年gi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56年残疾保险。
64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68年公平住房法案，目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75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30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
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25；130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christopherhoobody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72。1％，88。6％，81。8％。
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65。5％，78。7％，80。3％。虽然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美国过去100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民主请客谁买单？
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要到来。布什阵营和克里阵营早已赶到这个4年一度的政治“庙会”，正在锣鼓震天地“练摊”，各自吆喝自己的“土特产”：布什卖“解放伊拉克”的蓝图，克里卖他的医保方案；布什卖他的“减税计划”，克里卖它的“增加就业规划”；布什兜售他“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主张，克里吆喝“能源自主”口号……赶庙会的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叫好的叫好，起哄的起哄，好一派生意兴隆的热闹景象。
问题是，这样一个热闹纷呈的政治庙会，谁来赞助？
联邦竞选法案推进“政治平等”
据统计，美国2000年的选举年，用于选举的费用（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总共30亿美元。当年的总统选举中，除了动用政府公共资金1。5亿美元，布什阵营本身砸进去1。85亿的银子，戈尔阵营也甩了1。2亿。平均来说，2000年一个众议员当选要花费50万美元，而一个参议员当选竞选费用是450万美元。今年的总统选举，到2004年8月为止，布什阵营已花费2。1亿美元，而克里也已掏了1。85亿。砸钱动作固然潇洒，让腰包鼓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这数以亿计的美元，上哪里去“化缘”呢？
同志们要说了：这还用问吗？资本家嘛！老愤青马克思100多年前就说过，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既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办事处，资本家一手交钱，政客一手交货，政治把戏不就是这个玩法。这个源远流长的愤青观点，至今享誉海内外。即使是在美国的媒体，“选举不是赢得的，而是收购的”这样的看法，也是屡见不鲜。
资本家们是不是和政客们躲在秘密的小屋里，商讨收购选举事宜呢？至少在选举这个事上，即使资本家和政治家有交易，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据美国1971年的“联邦选举法案”，凡是100美元以上的选举捐款，各党派候选人都必须上交收据，并用其选举开支进行核实。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对这些收据的统计，大体而言，在近期选举中，除了联邦政府的公共竞选资金，候选人的私人资金有4个来源，各占资金的1/4左右：一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小额捐款（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大额捐款（200美元以上，1000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来自各个公司、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设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5000美元以下）；四是各个政党对其候选人的“嫁妆”（一个人一年最多可以向一个政党捐助2万美元资助选举）。这4个来源，由于数额受到法律调控，被称为“硬钱”。
从上面这个统计结果，大家可能看出，如果一个选举阵营是一个股份公司，控股的主要还是“散户”，“大股东”的影响力有限。大家可能纳闷，资本家那么有钱，干嘛不多砸点钱，搞个“大股东”当当？我要是比尔？盖茨，干脆把政府当“二奶”包了，反正咱有的是钱，从我几百亿美元的资产里掏出三五亿来搞选举，选上的总统议员还不都是该给我捶背的捶背，该给我洗脚的洗脚？
当然好在我不是比尔？盖茨。就是也没用，立法者早就识破了我这种人的险恶心理。
1971年的“联邦竞选法案”是美国第一部系统规范竞选筹款的法律（后于1974年补充修正），它规定：在一次选举中；个人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2。5万美元。同时也规定了竞选的总花销不得超过一定上限。就是说，就算我是比尔？盖茨，对某个候选人情有独钟，严格地说，我一年最多也只能掏2。5万美元来支持他当选。当然了，如果我发动七大姑八大舅、公司的各个员工在各级选举中“捆绑”支持各方选举人，可能发动的钱还是很可观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大到可以操控一个选举结果的地步，离我让总统议员来给我捶背洗脚的愿望还是遥不可及。
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分散竞选资金的来源，避免某一个集团或者个人利用其财力来操控选举的结果，努力使公民对选举结果拥有相对平等的影响力。可以说，1971年的竞选法案是“政治平等”的一个胜利。不过，这种对“政治平等”的追求，很快遭遇到一个挑战。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
硬钱不够，软钱来凑1975年，参议院buckley向最高法院上诉，称1971年的“联邦选举法案”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因为限制选举捐款和花费就是限制了政治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限制了“言论自由”。最高法院1976年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决是中立性的：它对“个体捐款数量”和“候选人花费总额”作出了区分，保留了对个体捐款数额的限制（即个人的1000美元限制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5000美元限制），但是废除了对一次选举花费总额的限制，因为这种限制“势必减少讨论的议题、探索的深度、听众的数量，而现代大众社会里，任何一种大众沟通交流都需要花费金钱”。可以说，1976年这场法庭战役，“政治平等”
和“政治自由”，各有胜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活人不能给尿憋死，更不能给钱憋死。虽然“联邦竞选法案”对个人捐款的数额作出严格的规定，那些被捆住了手脚的银子却贼心不死，总想在政坛一展拳脚。于是它们逡巡在选举过程周围，见缝就钻，见空就插，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公司、工会等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毕竟，5000美元的捐款限制要更宽松）。比如1979到1980年“政治行动委员会”选举捐款只有6000万，而1999到2000年则高达2。6亿美元。如前所述，近期选举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占竞选资金的1/4左右。由于“政治行动委员”主要是由公司、工会或一些民间利益集团组织的，它的捐款逐步增加，使人们开始担心政治变成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场所：利益集团把政治家送上宝座，政治家在宝座上给特殊利益集团输送“政策优惠”。
另一个后果就是“曲线救国”，通过“软钱”来影响选举。“软钱”是指捐给政党、用于非促选目的的“建党”捐款，因其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称之为“软钱”。按照法律规定，原本这样的捐款只能用于本党的基本建设和运转，而不允许用于推销某一个候选人。但是，七八十年代起，随着对“硬钱”的管制越来越严，两党逐步发明出一种钻法律空子的方法：从公司、工会、富人或其他组织那里筹“软钱”，然后用“软钱”给候选人作“议题广告”（issueads）。广告中不提及候选人的名字，所以不违法，但是又推销了某候选人的政策，从而间接地搭售了这个候选人。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虽然我一年只能捐2。5万“硬钱”给某党候选人，但是我却可以捐100万“软钱”给这个党。因为“软钱”
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它对选举的影响力直线上升。比如克林顿1992年当选之后的18个月里，各政党“软钱”的筹款仍只有4600万美元，而2000年布什当选后18个月里，各政党筹了2。56亿“软钱”。事实上，2000年选举年，两党共筹集了5亿“软钱”来影响各级选举。由于“软钱”大部分捐款者是公司、工会和富人，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腐败的“政治交易”的忧虑。
增强“散户的力量”
顺便说一句，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是“富人党”共和党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
中受益，而“穷人党”民主党只能站在一边流口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