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石河子市公安局，周传强、龚兴言、江援朝，以及区公安厅张卓敏、兵团公安局刘钊在等他们，大家都很兴奋。

很快，朱新志、刘兵及刘兵的母亲作为证人，被请到石河子市公安局。

依据区厅规定的重大线索共同享用的原则，刘兵等三人在石河子提供了证言之后，又被请到乌鲁木齐市局，再次做了访问笔录。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还请他们帮助为犯罪嫌疑人做模拟画像（画像须不断通过新的线索，进行完善）。

经过多次谈话，刘兵母子，朱新志提供的有价值的情况主要有如下几条：

第一，两个缝包人一高一矮，一个本地人，另一个说话口音很好听，是河北、北京或东北人。

第二，两人是骑摩托车来的，但车身上没有尘土。

这一条很重要，当时莫石公路正在修路，路上的浮士有半尺厚，汽车行驶上去像走在尘土汇聚的“河流”里。车身干净，说明他们的出发地不远，很可能就在147团附近。

第三，因缝包过程较长，这期间，缝包人与刘兵有过多次对话，对话中对方曾提到147团粮站和油库的人名，经核实，147团这两个单位确有其人。

这再次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居住在147团附近，或者就在147团，他们对147团场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

第四，缝包人所骑是一个黑色油箱的摩托车。

像所有事情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一样，找到缝鞋匠，使我们的侦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同时也有着两点缺憾：

第一，刘兵原是147团场职工，认识吴子明全家，惟独不认识吴子明。因吴子明在监狱服刑时间较长，刘兵没跟他见过面。否则，案件在我们找到缝鞋匠之时就可以告破，可惜只差这么一点点，就错过去了。

第二，刘兵好讲话，但他小时候受过病，智力上有些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说：“讲本地话的是大个子；那个小个子说话好听，是河北、东北那边的人。”这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不相符。警方反复询问这一点，刘兵肯定地说：“我跟他们呆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还吵吵着要在饭馆订饭，这还能有错？”朱新志的印象比较含混，由于刘兵一再坚持，他也倾向了这个说法。因为刘兵与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时间最长，他提供的线索应有较高的可信度，这曾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但无论如何这是个重大的推进。

情况上报到区公安厅，张秀明厅长、杨德禄副厅长都非常高兴。

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在147团附近，这一结论是清晰的，理由相当充分。综合以前的种种迹象：被害人姜玉斌家住147团，他的值勤证莫名其妙出现在147团中学院内，“8·8”案犯罪嫌疑人逃跑方向也是147团，现在又获得重要证据：犯罪嫌疑人的提枪包在147团缝制，他们熟知147团场职工的姓名和情况，他们所骑的摩托车车身无土，说明他们没上公路——这些情况均证实了这一点。

1997年8月22日，石河子公安局根据自治区公安厅的指示，调整侦查力量，把侦查工作的重点放在147团场。

8月24日，为了加强一线的力量，区公安厅决定，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抽调部分侦查骨干，充实石河子方面的侦查工作。

大兵压境——各方警力，迅速集中到石河子147团场。

七、枪支鉴定

鉴定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枪支种类，这是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当然，就当时来说，新疆的警察还没发现犯罪嫌疑人在北京及河北的累案。他们掌握的线索只能说明：犯罪嫌疑人二人，其中一个本地人，另一个为河北、北京、或东北人。

鉴定枪种，是正常侦查工作的需要，与北京并案问题，此刻还提不到日程上。

石河子两案发生后，石河子技术部门对枪种的确认基本上认定为“五六”式自动步枪，排除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8·19”案件发生后，现场目击者（一些是复员转业军人）也认为是“五六”式自动步枪，这与石河子方面的鉴定结论是一致的。

然而，还是存在着疑点，疑点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别目击者形容的枪支形状与“五六”式自动步枪有出入；第二，从技术分析上看，枪弹痕迹有可质疑的地方。

刘豪杰从一开始就怀疑，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不是“五六”式，而是“八一”式或其他型号自动步枪。他的一个同学8月19日恰好在现场，这个同学说，嫌疑人使用的肯定不是“五六”式自动步枪。但他又描述不好，具体区别在什么地方。

刘豪杰是个细致人，未获得确凿证据之前不做结论。因此，在前期的鉴定报告中，仍沿用了技术部门已有的结论，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和看法。

为了弄清枪种，刘豪杰请示市公安局和区厅四处，从驻军和武警部队调来数十支不同型号的自动步枪，刘豪杰和张卓敏等人在军区靶场打了100多发子弹，样本全部带回技术科进行比对，比对的结果表明，“五六”式的疑问越来越多，而现场弹壳与“八一”自动步枪的子弹样本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

8月23日，刘豪杰的想法已基本形成。这天张彦勇局长、张海副局长在市刑侦处黄亚波的办公室听取汇报，刘豪杰提出了他的见解，他倾向于“八一”枪，但因事情重大，他不好下最后决心。

屋里的气氛是很宁静的，大家都感觉到“拍板”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