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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队鱼贯开进三星级蒙城宾馆，许多车还没停稳时，人们就立即化悲痛为力量，冒着骨折的危险，纷纷跳下车子，象我英勇的解放军攻占南京伪总统府一样潮水般冲向二楼宴会厅抢占位置，跑在后面的大叫前面同伴的名字为他占座位。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去，几十张席桌瞬间沦陷了。
这是自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奢华的一次公费宴会。在灯火辉煌富贵袭人的宴会大厅中，几十张大圆桌子整齐排列，大厅中回荡着勾人食欲的香水味、酒醇味和迎宾曲，大功率中央空调调节气温，流泻出宜人的气流。身着红制服的服务员四处穿梭，宾客们则谈笑风生喜形于色，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大陆也富起来了的感觉。席间混进了许多专来蹭饭吃的，身份不明的闲杂人员，也有本局职工家属和中午放学归来的子女和他们的同学，他们趁大家还没坐稳，便如狼似虎地享用起桌上丰盛的糖果瓜籽饮料菜肴，并不断地向服务员要酒要饮料添座位加筷子，大快朵颐，饕餮失态。我琢磨着大概是中国人几千年从来就没吃饱过，酒食总是让国人变得异常兴奋！在中国任何一种仪式最终都演化成了吃——连死人也不放过！吃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一切！王强那伙乌合之众竟化悲痛为海量——公然划起拳来！夹杂着歇斯底里的猜拳声和放浪形骸的笑，竟在敬酒和罚酒的争执中摔碎了几只盘子。嘈杂声完全淹没了家属代表的答谢讲话，古夫人在硕大的双红喜字前不知所云。我是老老实实和办公室的人在一起，我有胃病，腻油腥，吃得还算斯文，只是走的时候，我窥见老袁将剩下的两半包“红塔山”香烟飞快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而王强那厮则是在嚎啕大哭中被他的哥们抬出去的。
从此没有人再提起古副局长，他早已化为一缕青烟杳无踪迹。但他的故事的终结却是我的故事的开端，因为他死的不负责任不合潮流，将活着的人又扔回了冷战时代。所以我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死。
二
两个月后，办公室突然出现了自我参加工作近两年来从未有过的你追我赶，积极主动，群策群力的工作热情。这和邓公南巡讲话公布无关，和应付检查团无关，和群众的批评监督无关，它和古副局长有关——他死了，林主任接替了他的位置。我提了近两年的开水瓶从此成了宠儿。为了争着擦洗玻璃、地板和办公桌我们争得翻了脸、动了粗。我整理报刊、分发文件的专利屡屡遭到侵犯。电话记录本也成了大家集体签名的好地方。每当人们坐到自己的桌前揭开茶杯盖子准备沏菜时，会惊喜地发现杯里会升腾起热乎乎的、浸人心脾的茗馨味儿……社会主义大家庭！再适当不过的词儿。
我们办公室共有七个人。除了两名小车司机外，笑咪咪的调研员老牛已经五十八岁了，要不是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常常派上用场，早就离岗休息了。他是个“老右派”，关于他的右派历史在我局早已传为佳话。我刚进单位就听说了：搞“阳谋”，搞“引蛇出洞”那年，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的老牛面对工作组的热情鼓励、千方引导甚至是苦苦哀求，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后，终于斗胆地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喷出了“毒汁”。他的高论是宝成铁路修糟了，把天府之国拉光了拉穷了。“山头主义”的罪名瞬间成立，那个右派名额就不由分说地划到了他头上。活该！——谁让他是当时唯一读过几天书却又无革命履历的知识分子呢。
老袁倒是有张函大文凭，年龄也才四十出头，又是党员，但他真是不幸之极——他自己也曾开玩笑说，他父母造他时打了个短平快，遗传没到位，结果落得个先天性佝偻病。他头大鸡胸、两腿弯曲、腹部膨大、比侏儒略高，背上凸起一个神秘的巨大的包，严重的罗圈腿使他走路时走一步就要侧一下身子，如话剧中烈士大义凛然上刑场，而且他的嘴角也因为面瘫而斜歪着，一讲话就把斜度拉得更大，令听者忍俊不禁。用这张嘴去读文件、讲政策，既使组织上不介意，也只怕群众会闹情绪。
瑶姐刚从山药县的一个生产婴儿奶嘴和尿布的街道小厂调来不久。年轻、爱打扮，按山药县的标准还算漂亮。她时常用山药嗓子哼着流行歌曲，常常进舞厅。她尤其爱走模特儿步子，于是成了文娱积极分子，不知啥时又成了不经认命的公关小姐，大家都叫她瑶小姐或瑶姐，只可惜她看问题和常人角度不同，她认为美国的首都是纽约，梅兰芳的丈夫是赵丹，她把“别墅”叫“别野”还把“粤语”说成“俄语”等等。
只有三十来岁的小苟志在必得的样子，上传下达最积极。据说他一参加工作就在函授什么行管、企管、文秘之类的文凭，可一直没有听到毕业的消息，也不好问他。
至于我呢，尽管我毕业于一所稀饭（师范）院校英语系，可毕竟是当时局机关唯一从正规院校毕业的非自费、非函授、非委培、非电大、非夜大的大学生，在这个文凭满天飞的社会，我这个统招生还是被认为具有一定真才实学的，自我感觉也是卓尔不群的。这就象当时俄罗斯商场货柜上的土豆一样炙手可热行情看涨。大家常常在谈笑间羞涩地相互恭维谦让一番，竟归根结底地管我叫主任！我感情丰富意志脆弱，免不了有些轻飘飘的感觉，就更加天马行空，我行我素起来。我发誓，这绝不是什么小人得志忘乎所以，我本性就是如此，何况我刚跨入社会不久。直到有一天，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糜局长召我个别谈话后才惊出一身冷汗。
糜局长有些秃顶，但顾全大局，几缕稀疏的头发一律齐齐地梳向脑顶以极力提高其覆盖率，形成地方拥护中央之势，除此我再依据古副局长为他辛辛苦苦划的三千多把叉子可以判定糜局长的年龄在六十上下，他身材很胖，目光平和却从不嘻嘻哈哈。刚进局时，我觉得糜局长很面熟，他太象一个我叫不上名的老演员，他几乎每次都演局长、县长一级的领导干部，而且几乎每次都不穿西服而穿肥大的灰色中山装。
我敲门进去见正有人和糜局长谈话，我正要转身回避却被糜局长叫住。
“小李啊，坐，坐。”他向那两个人挥挥手，那两人立即躬身退出。
“糜局长，您找我？”我恭敬地问。
“啊，坐，请坐。”他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玉溪”牌香烟扔给我一支，自己也衔上一支，我赶紧把打火机凑上去给他点燃。
“你也点上。”他摆摆手，“坐吧。”
“谢谢。”我小心翼翼地坐在真皮沙发上，将挺直了的身子微微前倾。
“小李啊，局里对你这两年的工作还比较满意，林局长可经常表扬你哟。”糜局长在我身旁坐下来，拍了拍我的手背。
“谢谢糜局长……”我脸有些红。
“年轻人啊，处事可要成熟呵，不要骄傲，要谦虚，不要脱离群众……”他语重心长地说。
“谢谢糜局长提醒。”我忙不迭地点头。
“年轻人嘛，关心国家大事当然是好事，但立场一定要端正，观点一定要正确……干部的主流还是好的嘛。”
“糜局长，我……我……”我紧张起来。
“哦，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提醒你一下，别人有意见嘛，年轻人嘛，难免有些偏激，以后注意就是了。”谈话结束时，糜局长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异常和蔼地说：“你的组织问题应该考虑喽，自己要主动地向组织靠拢呕！”
我回到我的办公桌前坐下，琢磨着糜局长的话，不免陶醉在受宠若惊的情绪中，这是糜局长第一次单独招见我，谈话虽寥寥数语，却涉及了事关前程的组织问题，傻瓜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这时才后悔以前每当林主任提起我的组织问题时，我却总是说自己还不成熟还有待于提高水平，甚至口口声声信仰问题非同儿戏，必须慎重。当我反复咀嚼，仔细领会糜局长的话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似乎有人在他面前说过我的坏话。我把脸拉成了一条苦瓜。
“小李，不不，应该叫你李主任，以后多多关照啦。”瑶姐笑嘻嘻地说。其他人也都停止忙碌，一齐看我。
“什么意思？”我抱怨，“别乱叫！”
“什么意思？组织上器重你，委以重任嘛。”老袁说。
“别开我的玩笑了，我哪里是当主任的料？你还差不多。”我释然地笑。
“有文凭是不同，现在呀是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知识分子吃香喽，那象我们年轻那时候！”老右派老牛感喟道。
“小李，赶快突击入党。”小苟提醒我。
“小李，什么时候我给你开车呀？”小谭说。
“有劳你们费心了。”我不冷不热地扔出一句，然后到下属企业收集资料去了。
三天后，我拿着一份传真文件找糜局长批阅，他头也不抬地哼了一声，头也不抬地签了字，忽然说：
“小李啊，说话可要注意影响哦。”
“我？……”我愣了。
“领导什么地方做得不妥，可以当面提意见嘛，对不对？”他看着我的眼睛说。
“糜局长，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心里忐忑不安，一边回顾这一段时间的言谈举止是否有出格的地方，我实在想不起来我对任何领导言有微辞。
“没说就好。”他笑了，却笑得有些勉强。
“我绝对没有？是谁说的？”我激动起来，大声地问，“是谁说的，我非找他对证不可！”“不必问了，你没说就算了。”他开始埋头继续看文件。
“糜局长，我绝对没有！有人打小报告陷害我！我是什么人，糜局长也了解。”我申辩道。
“好了好了，今后注意就是了，没事了。”他向我摆摆手，我只好退出去。
我回到办公室，气不打一处来，以前就有人常打我的小报告，但也无非都是些诸如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看小说侃大山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也不在乎。但这次就歹毒了，居然挑拨我和领导的关系，甚至把矛头直指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糜局长，往小里说，把我描绘成一个口蜜腹剑、阳奉阴违的奸佞小人；往大里说，我成了睡在领导身边的赫鲁晓夫。这已涉及了我的人品！不错，我的确常常对腐败、官僚主义及其根源痛心疾首口诛笔伐，即使现在去翻阅蒙城当时的《精神火山报》，你仍可以找到许多署名为“火鸟”、“瘦马”、“吼猴”、“食蚁兽”、或“啄木鸟”的檄文，这些飞禽走兽正是敝人。我当时常常给这家颇有争议的报刊撰写文稿，虽纯属自作多情，却真正出于忧国忧民。但除了被舆论公布了的家喻户晓的腐败分子，我从不针对或影射任何具体的人，我又不是白痴。
是谁一次又一次地为我邀功呢？他们谁都对我和蔼可亲，曾屡屡要认我做哥做弟做干儿子，一次又一次地对我的个人问题表示严重关切，现在又要认我做领导，口口声声地要求照顾。
我虽心直口快，平时却也能和他们和睦相处，从未发生过明显的龃龉或不快，却居然、竟然有这种背后放冷箭的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