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姐就在旁边笑：“小李什么时候调到市政府去了呀？”
“这是我打电话找人屡遭冷遇后摸索出的宝贵经验，绝对万无一失。你可以由此知道咱们的政府在老百姓中的威信有多高！”我得意地说。
“喂，我是舒怡老师，请问哪位？”不过两分钟，舒怡到了办公室，听筒里传来急促的呼吸声。
“我代市长呀，”我信口雌黄。
“代市长？”她疑感地问，蒙城是没有姓代的市长的，咱们的市长姓权，蒙城人民正以激动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一位新的钱市长的到来。
“代理市长呀，市长这几天拉肚子。怎么，你还不知道呀？年轻人呵，要多关心时事政治嘛！我们见过面哟。”我装腔作势地说，引得旁边几个人大笑起来。
“呸，李亚非，我听出来了，神经兮兮的，我还以为是哪个首长。”她笑起来，又责备道，“尽说胡话，还拿我们校长开心，她知道了不得了。”
“没办法，吊儿啷当惯了。”我说，“世界上就怕不认真这三个字，不认真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习惯了。一定有损你灵魂工程师形象了。”
“可不是！我看你的灵魂是得拯救一把了。”
“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你的肩上了，谁让你是灵魂工程师呢？”
“把你美的。”
“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你不丑也不温柔。”
“我变成了魔鬼但我不后悔。”
“婆婆妈妈的，还有事吗？我还有课呢。”
我迟疑了一下说：“希望在您方便的时候访问寒舍。”
她迟疑的稍长一些，然后笑哈哈地说：“谢谢！我愉快地接受邀请，再见！……”
“哪位领导请你吃饭呀？……”女校长的声音。
知识分子改不了闭门读书的癖好就象狗改不了吃屎的习惯。这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替古人担忧，替来世伤神，替现实不平，唯独忽略了自个儿的陋习坑害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尽管我屡屡意识到，书本上的知识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毫无意义，屡屡下定决心拒绝再看书看报看杂志看电视，拒绝进图书馆进新华书店，彻底地做一条快乐的猪，做一个实惠势利的酒肉之徒，但坚持不了几天便觉更加空虚无聊。再说，我实在舍不得忘记脑海中那浩瀚的英语词汇，我还想出国呢！我参加了英语本科段的自修考试，一次就及格了四门，及格率为100％，美国文学还得了八十多分，而有几位我似曾认识的英语教师，考了四五门才及格了一二门。这更增加了我的自信，在茶余饭后，我又常常枯坐书桌旁研究起高级英语来。
那天晚上，我的陋习再次发作，看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就坐在桌前津津有味地看英语原版小说《afarewelltoarms》（《永别了，武器！》）。为了营造一种语言氛围，我一边听美国乡村歌王肯尼·罗杰斯的歌曲。歌声悠扬旋律优美，直浸心脾令人惆怅。这个白发苍苍的可爱的老头就其形象而言和晚年海明威酷似。突然门铃响了，我极不耐烦地问：“谁呀！”居然没有回答。我猛地一下把门拉开，站着的竟是舒怡！她涨红了脸问：
“怎么？不欢迎呀？你忘了你的邀请了？”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快请进！真没想到，你的到来简直让我这破屋篷壁生辉呀！”我把她领到我的小房间，我让她坐在藤椅上。
“喝点什么？咖啡？绿茶？饮料有橙汁。”
“随便。我倒要看你怎么招待我。”她笑着说。
我为她冲了杯咖啡，为自己冲了杯绿茶，端了两个水果盘，一个盛着猕猴桃和葡萄干，一个盛着瓜籽，里面放着几颗糖。
她观察我的房间时我开始观察她。她穿白色针织短袖衬衫，红裙子，一袭长发。在我桌上台灯的光区中，柔和的桔黄的光茫将她映射得愈发恬静愈发妩媚，她没有化妆——她曾经骄傲地说过，只有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才化妆。我说过，她总是给人一种刚刚沐浴过的清爽感和洁净感。当她看到我床前上方墙上挂的一副巨大的美国地图时，禁不住笑了。这副地图全是英语标名，是学习有关美国知识必不可少的背景材料。
“那是地狱。”我忙说，“说起来我也不可思议，都说那里是地狱，咱们这里是天堂，可为什么那么多天堂的人都要往地狱跑呀？这几天你看没看电视新闻，那么多古巴同志拼命偷渡美国，被军舰强行拦截遣返，强行驱赶进难民营，好多人掉进海里喂了鲨鱼。”
“你也想了吧？”她笑着问我。
“我倒不，不过想也白想。我的状态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好在空中飘着。我倒有几个同学前年下了地狱。”我说着一边拿出影集让她看我那几个出国的同学的照片。
她先看到郑钱和那个澳洲悉尼洋妞的亲昵照，这张照片摄于学校那座洋气的白色的外籍教师公寓楼前，他们搂搂抱抱对旁人熟视无睹。
“你这个同学看起来挺憨厚的嘛。”她评论着。
“中国农民的优秀儿子。怎么样，有能耐吧？洋女人对油头粉面的小白脸早腻透了，要的就是中国农民的那份憨厚质朴。看了洋老头拐了我们的女明星女模特就义愤填膺。郑钱这小子不愧为国争光为中国鸟男人争气了，还免费引进一条混血儿生产线，不用几年，呼啦啦一大堆混血儿诞生了，别人那儿可不搞计划生育。你别看那小子现在人模狗样，大学时常帮我打饭打水洗衣洗臭袜子充当杂役，要不是他蹲了一年班遇着外籍教师，照片上的人恐怕不是他，帝国主义嘛，我比他了解。”我滔滔不绝地向她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