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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大吃一惊。我以前确实知道有好几个内地大学生被台湾老板看中。
“受不了。以前把这里看得太好了，以为遍地是黄金。台湾老板吝啬得要命，给别人的月薪才六百元，我才三四百元，根本不够用。这里干活累死人，经常加班不给钱，工伤事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一概不管。你看这里象监狱似的，平时不准工人出厂门一步，上下班都要搜身的——据说是防止顺手牵羊小偷小摸，办公室有监视器，稍有不慎，轻则扣工资、挨体罚，重则炒鱿鱼。这里离城又远，我在这里干了四个月了还不知道深圳城在哪个方向哩。我也想回老家了，我以前在老家每月轻轻松松挣五六百元……”
这时另一个保安走过来，他立即以目警示缄口不言。我道了谢，顶着烈日走到山丘下的小埔村。我走了一转没有找到一家川菜餐馆，只好在一家小杂货店兼作餐馆的小屋里坐下，一个赤着上身的广东仔从里屋里走出来问我：“先生吃点什么呀？”又递过一杯脏兮兮的茶水。我选来选去，要了个肉丝面条，一瓶冰镇啤酒。不久他就端了碗面条出来，我吃了口，实在难以下咽，问他有醋没有，他立即进去提了个瓶子出来，那种醋却和北方的醋不同，透明，味道淡而无味。幸好他这里有专门为四川人准备的辣酱，我才勉强吃完。然后赶紧到电扇前一阵猛吹，一边喝啤酒。
“哪里来的？朋友。”广东仔坐在那里闲得无聊，开始和我搭讪。店里就只有我一个客人。“大圈仔。”我笑笑。这个从香港片中学来的词儿终于派上了用场。
“噢，北佬。”
“什么？”
“北佬啦，我们把所有的外省人都叫北佬，把老外叫鬼佬。”小老板说
“四川对广东而言，也算是北方。”我说。
“四川人？这里到处都是四川人。找工作的？”
“对。以前联系到一家台湾老板公司。”
“台湾老板？你不该联系到台湾老板的公司。”
“为什么？”
“小气得很，又吝啬又好色。工人每月工资才二百多元，看你的样子是文化人，做个管理干部一月也不过五六百元还得低三下四。我们本地没有人愿替他们干活。香港老板大方一点。”“当然，你们不必受他们的剥削，本来就有钱嘛——你们是一伙的，合起来榨北方人内地人。不是只用二十年就要赶上他们吗？”
“不用二十年。”他得意起来，“我们这里几乎家家都是百万富翁。”
“家家都是百万富翁？”我疑惑地看着那张极易勾起人们对鸦片战争痛苦回忆的脸，“你说得也太夸张了点！”
“骗你干嘛？”他说，“一夜之间就是百万富翁，就连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我问。
“我们的土地，山头卖给外商建厂，这就是一大笔钱，我们就用这笔钱的一部分自己建厂，另一部分建合资企业入原始股分红，现在村里的每个人不论老小，每年有五六万元；还有我们的楼房，前几年村上统一修的，当时只卖给我们几万块，现在要值几十万块，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楼下开门面经营。告诉你，我们这里的村支书、村长几百万上千万的都有。”他闪烁其词地说。
“几百万？”我被镇住了。我那参加过淮海战役的父亲的月薪不过五百多元。
“外商要买地方，要选好地方，都要经过他的签字批准，要是不给好处，他们就不签字，或者要高价，我们村长坐的是奔驰，比外商还要阔哩。”
我感叹道：“都说北京人爱国，上海人出国，广东人卖国。这话一点不假。”他有点不解，痴痴地看我笑，我又问他，“你们糊里糊涂地成了百万富翁，挣了这么多钱怎么花？”
“吃啦喝啦嫖啦赌啦抽啦。”他给我扔过来一支万宝路，“人生一世，吃穿二字啦。”
“难怪我们等了那么久也没见你们过来帮我们一把。”我笑着说，“原来钱全花在邪门歪道上，为富不仁！”
“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你也是明白人，这人生一世，吃穿二字；不吃不喝，不懂生活；不嫖不赌，对不起老丈母。一辈子不过就几十年，以前穷得连条裤衩都穿不起，现在也该补偿一下了。”他翻动着厚厚的嘴唇，露出一排又黑又黄的牙齿。我一时居然词穷，他又说，“你们四川妹真靓！”
“广东妹也不错嘛！”我说。
“广东妹是不错，就是他妈的太黑了，四川妹子真是白的可爱！”他说完这话我便已把他归于烂仔之列。
“那你就找一个呗，反正你有的是钱。”我说。
“试了几次没成功，四川妹狡猾得很。”
“一定是把糖衣吃了，炮弹退给你了。”我大笑起来。
暂时的轻松使我忘了即将和台湾老板的见面，当我于一点五十分离开那个烂仔的小餐馆走向昌达电子有限公司时，心里又惴惴不安起来。我一到厂门口，那个老乡立即领我进去。我穿过绿草坪上一条石砌的弯弯曲曲的小径，走进一排平房，一进门凉气袭人，褪去了我身上浸出的汗水。我站在一个大办公室门外，看见老乡走进去，在一个穿着灰白色短袖衬衣的胖子耳旁嘀咕了几句。一个小姐走过来，手里拿着以前我寄的个人资料，她让我换上门口的拖鞋进了一间会客室，我刚坐下来，那个又矮又黑的胖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请问您就是孙仁先生吗？”我赶紧起身问他。
“我就是孙仁。你怎么说来就来呢？前天才收到你的信，今天就跑来，也不等我的答复。”他劈头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