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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坐。”她指了指她对面的皮椅。

“先生是来应聘经理助理的吗？”她操着温文而雅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和北京人讲的话完全是两种味儿。

“是的，我昨天在城里看见你们的招聘启示。”我边说边拉开皮包取出资料递给她。

她接过资料仔细看起来，她穿着蓝西装，系着黑领带，非常端庄持重，有一种内向文静却又不乏现代人的气质。她的肤色不象广东人、香港人那样黑里透红，而是黑里稍微泛青，真正的古铜色，她五官组合极佳，下巴上有一颗黑痣。我觉得她更象一个女教师而不象一个女商人，总之她是一个职业女性的活样板。她姓林。

“准本科，英语专业，”她念着资料，忽然她抬起头问：“怎么，你也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出生的？”

“是的，”我想她莫非与我同龄。

“来深圳多久了？”她问。

“半年了。”我说。

“以前在什么公司干过？”她问。

“在关外一家公司，有两个多月。”我说。

“你干些什么工作？”她问。

“经理助理，但具体工作较繁杂，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老练地说。“怎么又不干了？经理助理是个很好的位子也。”她盯着我问，手中拿着我的资料轻轻掂晃。

“我和老板合作得不是很愉快，老板是个台湾人，我们一次有八九个人一齐离开了他。”我回答，“他的公司在关外，环境很差。”

“台湾人？是谁？可能我认识，我们也是台资企业，也许有来往的，”她问。

“怎么？林小姐也是台湾人？”我心里一惊，知道自己失言，后悔刚才怎么不胡诌一个香港工厂。

“是的，我们的总部在台湾，老板是我的父亲，这里是个分公司，我在这里管理。”她说完忽然又问，“噢，你还没有说那个人是谁？怎么会那么不愉快？”

我有些慌乱，顿了顿说：“这也不好说，挺复杂的，我有难言之隐。其实那个老板人倒是挺好的，只是我们在工作上合作不太愉快，观念上有些不一致，这也难怪，几十年没打过交道了嘛，误会是免不了的。这不怪他，也不怪我们自己，历史造成的。由此可见两岸实现直接三通有多紧迫！――锣不敲不鸣，人不走不亲嘛。”

“透露一点好吗？我可也是台湾人也。”她笑起来，眼睛直视我。

“我想以后我们可以避免这种不愉快的。”我想避开她的审视，岔开她的思路。

她不再追问我，又拿起我的资料看，然后又问我：“你调整工作的原因是‘没劲’？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在大陆那是个好职位〖ht5，7”〗口〖kg－＊3〗〖ht5，6〗也〖ht〗。“

“好是好，不过我想年轻人还是出来闯闯好，以前整天呆在办公室闷得慌，薪水又低。”我说。

“你是中共党员吗？”忽然她问。

“不是，林小姐问这个干嘛？”我大吃一惊。

“真的不是？我不相信，局长秘书一定是中共党员。”她又审视我的眼睛。

“不是，真的不是。”我说，我简直没料到她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在大陆，入党可以升官发财嘛，你又是大学生，谁不想升官发财呀，如果我是大陆人，也要加入中共的。”她又问我，眼里是狡黠的目光。

我心里有些警觉起来，这个咄咄逼人的台湾小姐莫非要……我平静地问：“小姐一定知道这个问题吗？我非回答不可吗？”

“那倒也不，只不过我们对公司的雇员要尽量多了解一些，这样工作起来会顺利得多。”她双手十指交叉压在资料上。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说。

“这是什么意见？”她不解地问。

“小姐是否认为中共党员就会被你们拒之门外？”我又折回来问，这样可以扭转被动局面，把我置于进退自若的位置。

“不，不，共产党员也受欢迎，但不能对我们隐瞒身份。”她忙解释说。我想可能是他们对解放前中共的地下工作至今心有余悸吧。

“干什么职业没必要非得穿那种职业的制服，就象捉贼不一定非得是警察。我在组织上不是，但思想上却不一定不是，反过来，我在组织上是而在思想上行为上却不一定是，比如间谍奸细。”我又说：“身份和行为并没有逻辑上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比如资本家也行善事，牧师也有人面兽心的。”

她愣了一下，我又一语双关地说：“如果小姐非得认为我是中共党员的话，就把我看作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和任何人发生组织上的关系，我是自由的。再说我暂时不想升官——我还太年轻，升官不容易。发财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