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到片场，混在所有大牌演员（梁朝伟、张国荣、张学友、梁家辉、张曼玉、刘嘉玲、杨采妮）之间，简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演才好。记得那天是十一月三日，正好是我的生日，公司准备了一个大蛋糕，让所有演员围着蛋糕唱生日快乐歌，可是我一点都快乐不起来。后来听刘嘉玲说，那天我还哭了呢。真丢脸，这点小事……

结果《东邪西毒》里的我，还真的不像东方不败。那是一种——一种带点神秘感的男人味。

开镜之前，我想先做做功课，所以不停地跟导演要剧本，没想到导演说：“我就是不要你们做功课。”

后来导演实在被我逼得急了，送了个剧本给我，但他说，等戏拍出来肯定跟剧本不同。

我一直不谅解，导演为什么不给演员剧本，为什么要瓦解演员的信心，为什么演员千辛万苦演的戏会被剪掉？

经过这许多年，自己开始写文章才体会到，原来摄影机对导演来说，就好比他手上的一支笔，他要下了笔之后才知道戏怎么走下去才是最好的。他要演员拿掉自我，走进角色。他像雕塑一样，把那些多余的、不好的去掉，剩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华。

二十多年拍了一百部戏，巧的是第一部《窗外》和第一百部《东邪西毒》的版权都在王家卫的手上。即使拍了一百部电影，仍然因为没有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而感到遗憾。看完《东邪西毒》，我跟导演说：“我少了遗憾，多了庆幸。”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用力！用力！再用力！”梦里我用尽全身吃奶的力猛地一甩头，才从梦魇中醒了过来。“撑着点，别再睡着了又醒不过来。”我告诉自己。眯着眼睛往窗外望去，漫山的烟雾，许多光着膀子的大男人，手里提着装满点燃稻草冒出大量轻烟的水桶，一边叫嚷着，一边漫山遍野地跑，制造出烟雾弥漫的气氛，摄影机架在高台上，特大号风扇在摄影机的后侧，摄影师正在试镜头，导演用大拇指和食指托着下巴，微皱着眉，正在跟摄影师交换意见。我坐在破旧的七人小巴（小型汽车）里，穿着东方不败的戏服，在那荒山上也算是个男人。唉！这是何苦？大姑娘家的，三更半夜混在这些“臭”男人堆里扮男人，累得差点醒不过来。

副导演请我就位，到了现场才知道我得站在高高的树顶上，表现东方不败高强的武功。武术指导把两条钢丝穿过戏服，扣在戏服里绷得紧紧的衣服上。“一！二！三！拉！”我上了树。个把钟头后才听导演喊：“预备！预备！预备！开风扇！放鸽子！action！”一大群鸽子朝我这儿飞，“啪”的一声，一只鸽子打在我脸上。脸滚烫。我心想千万别眨眼，忍着点，挺起胸来扮威武。否则重拍更辛苦。结果因为鸽子没演好还是得重来。

东方不败练功。

沙尘滚滚。

我在沙滩上，张开双臂奋力向前奔，大风扇吹起红木泥，银幕上的我神勇威武，银幕下的我灰头土脸。

东方不败要从海面升上来。

拍这场戏前一晚，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早睡。

电话铃响了，是杨凡找我打麻将。

“不行！今天我要早睡，明天早班要下水。”

“拜托啦！三缺一。”

“绝对不行，现在已经十点了，要打到什么时候呀？”

“有尊龙吔！”

“有尊龙？好吧，为了看明星，最晚不能超过十二点。”

那晚杨凡特别开心，笑得连小舌头都看到了。打了四圈，到十二点我坚持要走。其他三家千求万求地不让走。好吧！勉为其难再打四圈，就这样四圈又四圈，一直到天亮六点才“收工”。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觉也没睡就到了拍戏现场，化好妆准备一会儿下水。左等右等还没轮到我，也不敢睡觉。直到黄昏才叫我穿上戏服。

海水里，几个武行拿着灭火器制造水泡，表现东方不败的爆炸力，一台油压升降机让我站在上面手扶着杆子，稳稳地浮出水面。

“预备！开机！”

几个灭火器开启，水面咕噜咕噜的，像煮开的水，我抓着升降机，还没到水面，假发就给升降机夹住了，吓得我猛往上蹿，生怕上不来给淹死。导演以为冒出水面的，会是一张美丽的脸孔，没想到出来的是一张恐怖扭曲的脸。

天马上要黑了，再戴假发也来不及。我提议，不如把我的长发往后拢一拢拍好了。灭火器也因为效果不佳而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