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月上旬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黄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

这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生意人的模样，但大都是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

不过这些乘客随身大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却也象是跑生意的样子。

然而，这些“生意人”就象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汪伪警察，日本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

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共产党要人。

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差不多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敌人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捕的抗日共产党南方局的一些重要军政领导人，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

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这些东西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货物”里面。

二.

警车不时在上海街头呼啸飞驰而过，凄厉的警笛声令人不寒而栗。

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仔细的搜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

特务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日本人和汪伪76号特务与租界巡捕房都张开了一张张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抗日分子一网打尽。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总会站出一些英雄人物，他们不惧强暴，抵御外敌。同时，也总有一些没有骨气的败类，丧失民族气节，背叛祖国，卖国求荣，充当敌国侵略工具的人，成为卖国求荣的汉奸。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这些屈膝变节的无耻之徒，让我们切齿痛恨。

爱国的热血儿女，个个痛恨汉奸无耻，愤慨日军暴行。

她们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突击队”。

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藏龙卧虎，精英荟萃，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

她们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南方局同志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上级通报敌情，以及惩办那个危险叛徒。

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党内的叛徒。

他们遇危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共同战斗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头颅作为自己在日本人那里的进身之阶。

上海的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杂混，又不实行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

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

这些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日本占领当局之间似乎成了“国与国”的关系。

日本占领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抗日人士的“安全系数”，也为抗日地下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

既然是“老板”，就应该有一位“老板娘”。

否则，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

何况，作为中央南方局临时联络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药水等等。

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整理。

王春立要管理机关，他还要兼任组织的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

（bsp;于是，中央南方局就给王“老板”择了一门“亲事”。

为他配了一位“老板娘”。

这位“老板娘”就是陈慧娟，她是从千里之外的延安“远嫁”而来的。

第三十九章.出污泥而不染

一.

祖国是生养我们的大地，更是我们生命的根须。

任何民族、任何个人，失去了根须，失去了扎根的土地，只能像随风飘泊的蒲公英，永远无法主导自身的命运。

为什么人们喜欢把祖国比喻为母亲？

因为祖国不但是你生命的来源，更是你力量的来源。

如果没有这个国家，这片土地，我们失去的就是自己的根，没有了根的依托，我们最终将一无所有。

多少先进的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们用毕生奋斗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祖国的衰亡就是民族的衰亡，祖国的强盛才是民族的强盛。

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怎能不以爱国为最大的光荣！

是的，爱国主义永远是插在一个民族灵魂深处不倒的旗帜，尤其是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面大旗所生发出的强大凝聚力是有目共睹的。

可同样是在这样的时刻，还是有一些人背离他的根本，走上危害祖国的道路！

到处是断壁残垣，火光冲天，到处是残肢断臂，血肉横飞，到处是被日本飞机炸弹杀害的中国人的尸骨，到处是痛哭哀号的妇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