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小到无孔不入，大到无边无际，其实际权力，绝不是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

在蒋的眼里，权力重于生命，芝麻大的权，常常看得比磨盘还大。

侍二处的一班幕僚经办文牍时，无不多方揣摩蒋的心理，以窥其意图，把握办事的分寸和诀窍。

就以文件呈核来说；侍二处每日收到的建议书，报告书之类的文件，几乎是天天一大筐，无论蒋是怎样的三头六臂，毕竟他的一天，也只有24小时，所看公事，自然有限。

于是，蒋便来个规定：每天只准送呈10件。

超过这个数字，就要训斥：“为什么不按规定行事？

我又不是事务官，要你们干什么？”

话虽这样说，可是作为幕僚人员，就有些难办了。

一方面，下面送来的公事，自称样样都是军国大事。

以幕僚的眼光，哪里能件件弄得清爽：谁重要，谁不重要。

另一方面，蒋看公事，总是下面欲其多，而本人欲其少。

若是做幕僚的按一二三四，分出轻重缓急，权衡去办，往往因此而得罪那些权门，由此种下祸根。

侍从室要求严格，凡人侍从室的人，品行，仪表要端正，要具有军事学历和部队阅历。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者，需参加笔试；口试，并要求有一定来历。

初进人员要先在第二处上校秘书沈昌焕处领取《曾文正公家书》全集及《圣经》，平时要熟读。

因蒋介石欣赏曾国藩教子；持家；忠孝仁爱的儒家思想，所以要求侍从人员必读。

每逢星期天有基督教的牧师来讲《圣经》，必须去听讲和祈祷。

充当蒋的近侍之臣，最大的优势，既不是她的善于“宣达领袖意旨”，也不是他的肯为主上“分忧分劳”，而是她的放言极谏，敢讲真话。

这是陈颖弘的一贯特色，也是陈布雷等官邸派近侍之臣所不敢做或者根本做不到的。

大体说来，一般臣下要在蒋面前进言，是很不容易的。

在蒋那儿，不要说政见不同的人，往往要吃闭门羹。

就是蒋的亲信和心腹幕僚，真要是贡献了让蒋不高兴的宝贵意见，往往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谓“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事情，并不少见。

以陈颖弘的地位来说，当然不能算是持有政见不同的人，但也不一定算得上是蒋的心腹。

像她这样不上不下，不亲不疏的身份，其实是很难在蒋面前畅所欲言的。

然而，陈的放言极谏的角色，年轻女人的魅力，却扮演得颇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陈颖弘的进谏方式，既不是一味的阴柔，溜须悦容；也不是一味的高亢，大唱反调，更鲜有令蒋难堪的局面出现。而是知时务，审时度势，顺其自然。

什么场合能说，什么场合则不能说，能谏则谏，不能谏则止等等，都有精到的把握。

她在态度上则是落落大方，光明正大，有什么说什么，让蒋感到陈颖弘的这些意见，大都是出自真心诚意，出于爱护自己，不是在玩手段，也不是为了邀宠献媚。

如此，从蒋这一方面来说，对于来自陈颖弘的进谏，爱听不听，要睬不睬，都无所谓。

接受与否，接受多少，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这也就使得蒋，陈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自然，双方都不需要刻意适应对方，而增加额外的精神负担。

正是因为有种种轻松的氛围，陈的种种进言，蒋反而往往容易接受。

从这方面来说，陈颖弘称得上是位善于进谏的“情报专家”。

二.

每星期一为休假日。

轮到休息日，前一天下午3点离队，第三日上午10点前归队，不能误时。每日除三餐外，必须随叫随到。

在侍从室，要求虽然严格，但在各种生活待遇上，则较外单位为优，服装；鞋袜均由军需署供应。

月薪也较外单位优厚，例如一个中校军衔，月薪是17万法币，再外加三分之一，共23万元，以当时物价来讲，生活是优裕的。

休假日，去戏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不必花钱，而且在座位上受到优待，乘公交汽车不用排队买票先上车。

侍从室官兵供给待遇，由侍一组按照原来的成规统一办理，是很特殊化的。

因为侍从室属于国民党军委会的组织系统，所以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论文职，军职，所有官兵基本上都是比照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陆军宫佐和士兵工资待遇标准发给。

除按照军衔级别发给工资外，还另加发本人工资的2/3，作为津贴，并且宫兵一律由公家供给伙食，按照不同的伙食标准，分别就餐。

侍二，侍四两组的工作人员因为要经常在夜间办公，还为他们准备了夜点。

侍从室的工作人员平时一律著便服（中山装），大约每隔两年左右还发给每人呢料和哔叽料的中山装各一套，以便在###或随蒋出发各地时着装用。

一切生活待遇比起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机关都是特别优厚的。

经常伴随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接触的各种各样人物及复杂多变的军政生活，斑驳迷离，所接触的人和事较广，有战役的实况，也有各方军政人物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