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明朝，可能大家记忆最深的就是它的恐怖政治了，而作为恐怖政治的代言人――锦衣卫与东西厂，则更是大大的有名。但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三个机构的历史、职能等都不太清楚，在很多小说、电视剧中常常把它们当作幕后黑手、特务组织等随便地搬来搬去。其实东厂和锦衣卫是有较大区别的，而西厂更是前后只存在了不到十年。本文将简要介绍一下这三大特务机构，力求给大家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
一、锦衣卫。
按照时间顺序，先谈谈由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一个顿号，基本上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这些人虽名位“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是在皇宫大殿上的桩子。当然，这些“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宏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不了解明廷底细的人有一定震慑作用。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成一营，初期约有1500人，到明末，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大汉将军也一度增加到5000余人。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大家对这个名词一定很熟悉）。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尽管也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的极端专制制度充当帮凶。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200多年历史，但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
二、东厂
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是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东厂府衙的布置比较搞笑，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厅右的影壁上，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三、西厂与内行厂。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东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最后谈一个题外话：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大家一定对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要重用宦官感到不解。其实从广义上讲，宦官这个群体也可以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阶层所不具备的优点：
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沟通起来更加方便，也更揣摩皇帝的心事。
其次，宦官本身是阉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皇帝，所以他们在为皇帝办事的时候往往更忠心，更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往往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有时不太买皇帝的帐。
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相当数量的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完全可以胜任，也不会向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最后，宦官是后妃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后妃如果想对朝政施加影响，就必须与宦官联合。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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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战
与许多人的感觉一样，每读《明史》，特别是读到晚明部分，总会令人感到寒气逼人，脊背上的凉意，胸腑中的悲意，一时不易排遣。孙武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明朝便在这生死存亡的夹缝中度过一个个多事之秋。仅明末军事领域，战事频繁，令人感到畅快淋漓的时候不多。然而万历三大征，特别是三大征之一的万历朝鲜之役，勉强算的上是晚明历史中少有的亮色之一，曲折处惨烈处屡屡让人动容不已。
万历朝鲜之役是四百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日本史书把万历朝鲜之役分为两次战争，分别叫作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整个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结束，历时七年。这场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的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在短短的时间日军迅速占领朝鲜全境。第二阶段是明军的反攻阶段，明军通过一系列战役，最终收复了平壤、开城等地。第三阶段是相持和议和阶段。第四阶段是日军再次入侵，明军和朝鲜展开战略总反攻，最终日本军队被全部赶出了朝鲜。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此役，明朝一方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由于此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由于此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万历朝鲜之役是明朝战史上较为精彩、较为曲折的战例之一，史称“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这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在战场上，明军和日军均有过良好表现，当然，双方也都在不同时期犯过错误，遭受过败绩。而在停战议和期间，中日双方政治和外交手段的角逐，一波三折。同时，战争期间也有极富戏剧化的人物和荒谬的事件参差其中，颇具野史和演义色彩。战与和期间无休止的纷争，使整个战争的进程诡谲多变。当后人透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时，必会被其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场面和情节所吸引。
风雨欲来
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长期割据的战国时代，统一了全日本。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日本天皇任命丰臣秀吉为“关白”（摄政）。正如历史上所有完成统一大业的枭雄一样，丰臣秀吉也有一个很大的梦想，那就是野心勃勃的向亚洲扩张。《剑桥史》为丰臣秀吉的入侵动机做了辩护，认为日本当时只是企图占领朝鲜，并无侵略中国的意图。但根据日本方面的史料，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丰臣秀吉的目标是中国，例如丰臣秀吉为侵略中国制订了战略计划。日本侵朝前一年，即万历十九年（1591年）六月，日本特使宗义智曾通告朝鲜国王李：“有意在明年春天假贵国道路进攻明国，届时还请多多包涵与协助!”
日本在数年内储备了大量的军粮、战船和火器，矛头直指邻国朝鲜，试图把朝鲜的三千里富饶江山变为日本的一个行省，使之成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桥头堡。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企图在亚洲实施它的大陆政策。
此时的朝鲜几乎是明朝的一个缩微翻版。朝鲜当时为李氏王廷统治，党争激烈，政局不稳。和明朝的体制几乎一样，朝鲜也重文轻武。但与明朝不同的是，朝鲜半岛在元末以后一直没有大的战事，武备松弛，“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城防。君臣上下对日本的虎视耽耽和精心战备一无所知，或者说是毫无反应。还是明朝获得了日本将要入侵朝鲜的情报，特意派使臣去质问朝鲜国王李：“听说日本欲假道朝鲜侵略明朝，有这样的事么？”朝鲜国王连连否认。
此时的明朝内政边事相对比较平稳。明神宗一边在紫禁城内悠闲的做着皇帝，一边一步步地毁掉张居正当年的施政成果。以申时行、王家屏等人为首的大学士们吸取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受到清算的教训，不断弱化和放弃内阁权力，原先的一些重要职权渐渐下放到六部。西部、北部边事一直比较安定。辽东虽不平静，但前方捷报不断传来。可户部做了调查之后，声称“假称捷报，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蓟镇一边分为四镇，一镇又分三路，设官比原额几二十倍。”（《神宗实录》卷二三四）然而军队系统的这种欺瞒和膨胀，还没有到恶化的地步，当时的明朝还能承受，所以这也没有引起朝廷的警觉。虽然几年内接连发生了太湖农民起义、永昌卫士兵暴动、广东白莲教起义等事件，但很快被平息下去了。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不出一点事呢？于是神宗皇帝继续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大睡”的逍遥日子。还好，太仓还有粮食，库银还没有耗尽，军饷、火器的供应还算及时。在所有人看来，帝国还远没有到忧心忡忡的时刻。
朝鲜没有觉察到任何危险，明朝虽然看出了丰臣秀吉的野心和举动，但也没有对事态的严重程度做出进一步判断。所以，这一对友邦兄弟，继续在大战前的平静日子里享受着那一份舒坦。
一泻千里
日本人做事的认真程度一向令人敬佩。万历十九年（1591年），千余艘战舰已建造完毕，名古屋屯积了足够使用数年的粮草，三十万的军队在动员后已是整装待发。丰臣秀吉看来，一切已是箭在弦上，积蓄了数年的力量终于到了该要爆发的时刻。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以9个军共15万兵力（按：不同史料给出的兵力数不一，根据《日本战史》的说法，用于作战的陆军兵力共为9万多人），大小舰艇七百余艘，出征朝鲜。先头部队是小西行长率领的第一军，共1.8万人，分乘350艘舰船。四月十二日，渡过对马海峡后，翌日凌晨抢摊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釜山朝鲜守军，迅速攻下了釜山。四日之内，朝鲜海防重镇釜山、东莱、梁山等地相继陷落。其余沿海守军闻风而逃，朝鲜的海防线迅速崩溃。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2.2万人、黑田长政率第三军1.1万人也相继在南部海岸登陆。前三军登陆后，日军后续主力(8万人)和其余舰队相继入朝。日本倾举国之军力，目的是速战速决，以强大兵力在短时间内控制朝鲜。
日本大军兵分三路向北部快速挺进。惊惶失措的朝鲜王廷，仓猝组织了8千人的朝鲜精锐在乌岭天险据守。朝鲜军队的布防尚未在乌岭山口展开，就被小西行长迅速突破。朝鲜将军申昱受命仓促集结了1万多人，在忠州背江与日军3万人激战，全军覆没。随后，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沿途各道守军望风而逃。不几日日军已经到达王京汉城城下，朝鲜备边使李谥看到日军军容强盛，竟然慨叹说：“今日之敌，似如神兵！”此时汉城守城主将李阳元，竟把兵器沉入汉江，落荒而逃。五月二日，登陆仅十七日，日军便兵不血刃地进入朝鲜国都汉城。
日军稍事整顿，继续北进。守临津江之朝鲜军队，暂时使日军进攻受阻。日军佯装后撤，诱朝军走出工事，然后迅速反击将之击败。守大同江之朝鲜军队，竟坐视日军徒步安然过江，不敢发一矢。随后开城、平壤相继失陷。仅两个月零两天，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三都（王京汉城、开城、平壤）十八道全部陷落，两个朝鲜王子被俘，朝鲜国王李逃到义州。处在绝望中的李忙派使臣向明朝求救。（按：朝鲜关于这段叙述时，用了这样的话，“因朝鲜人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暂告停止。”三都十八道都给占了，当然没什么地方可进攻的了。）
在攻占朝鲜全境的过程中，日军的表现可圈可点。不得不承认，经过了战国时代的日军战斗力很强，战略战术运用的较为成功，武器装备也优于对手。首先，日军往往以偷袭、强攻等闪电式战术打的朝鲜军猝不及防、晕头转向。其次，日军与朝鲜军相遇时尽量打歼灭战，而非击溃战，这样可以起到彻底歼灭朝鲜正规军的作用，也能达到迅速瓦解朝鲜军队斗志的目的。第三，日军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火器。这些火器主要以火绳枪为主，射程在八十到一百米左右。战时采用三排轮射方式，排与排的射击间隔很短（有资料说是7、8秒左右），这样，临阵时就会给对手带来很大的杀伤力。相对于以冷兵器为主的朝鲜军而言，日军的优势是明显的。
丰臣秀吉看到侵朝战争进行得如此顺利，欣喜若狂。五月二十六日，丰臣秀吉制定了征服朝鲜及明朝的计划二十五条，其中几条为：“高丽都城已于（五月）二日攻克，所以，近期内需迅速渡海……此次如能席卷大明，当以大唐（明朝）关白之职授汝（指丰臣秀吉的侄子丰臣秀次）。宜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可于后年行幸，届时将以京城附近十国，作为圣上之领地。诸公卿之俸禄亦将增加，其中下位者将增加十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任汝（指秀次）为大唐关白，以京城百国之地封汝。日本关白一职，将视大和中纳言与备前丞相二人情况，择任之。”六月三日，丰臣秀吉下达了进攻明朝的命令。他煽动说：“如处女之大明国，可知山之压卵者也，况如天竺、南蛮乎？”丰臣秀吉把明朝比作任“猛汉”日本宰割的“处女”，可谓狂妄到了极点。侵朝日军将领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将锅岛直茂请求丰臣秀吉把明朝大片领土赏封给他，战国名将伊达政宗写下了这样的狂言：“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
当朝鲜举国上下在陆地上溃散而逃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和他的军队在海上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仗。这个人就是朝鲜名将李舜臣。李舜臣的舰队在整个战争期间给日本海军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噩梦。在日本陆军拿下王京后向北部乘胜挺进时，李舜臣率领他的海军于五月七日偷袭了停留在玉浦港的日本第二运输舰队的主力。此战焚毁日舰二十六艘，击沉五艘。第二日再战，又击沉日军大中战舰十三艘，李舜臣的舰队无一船被击沉！从五月初到八月，在玉浦、合浦、泗川、闲山岛、釜山等地多次进行海战中，共击毁击沉日军舰船300余艘，杀伤无数。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李舜臣在海战中的王牌武器是“龟甲船”。龟甲船船身的防护板由装有硬木制成，形似龟壳，故叫龟甲船。船身长34米，宽4米多，甲板之上有厚木制成的外壳，并且裹上鳞状铁叶，可以抵御敌人弓箭和火器的投射，顶盖上和甲板旁，装着许多尖锐的铁锥和尖刀，使敌人不易攀登。船头呈龙头形，内有两个或四个大炮眼，头尾都装有大型铁锥，可用来撞击敌船。这种龟甲船被现今朝鲜人称为当时世界最强的战船，在世界古代海军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日军的作战主力舰船为安宅船，分为箭船和炮船两种。炮船一般配有四十门大筒（日式火炮），另外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火绳枪。日本主力战船安宅船的火力比龟甲船弱，而且没有防护铁甲，所以在海战中一直落于下风。日本在出兵朝鲜之前没有预料到将与朝鲜海军发生如此激烈的海战。准备不足再加上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打败仗也是难免的。
由于朝鲜海军的优势明显，日军连战连败，日军已渐渐不能掌握全部制海权。但海战的初步胜利根本无法扭转朝鲜半岛的总体战局。日军已经占据了朝鲜半岛绝大部分城池。王子被俘，国王逃到中国边境，李氏王廷的政权体系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日军在各地大量屠杀抵抗力量和无辜百姓。同时，占领军已经着手在朝鲜半岛展开“日本化”运动。朝鲜人被强迫按照日本的方式改姓名、剃发。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已经开始为朝鲜儿童教授日语了。毫无疑问，朝鲜已经处于事实上的亡国状态。尽管各地不断有小股义军以游击战术给日军以有限打击，但国王李非常清楚，这些义军毕竟力量薄弱，骚扰尚可，退敌无力，终究是无法扭转乾坤的。
幸好，还有一位友邦大哥，他们总不能坐视不管吧？李深知，没有明朝的介入，光复朝鲜，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已经有好几批使节去北京求救了，除了正式向皇帝陛下递交国书，他们还分头去游说众多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甚至宦官，力图促成大明尽快出兵朝鲜的决定。
收复失地
日本对朝鲜的大举入侵，大大地震动了明朝。两个多月以来，明廷上上下下就是否应出兵援助朝鲜，争论不休。由于当年沿海长达百年的倭患，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痛恨日本。当年倭寇的凶狠顽强，明朝君臣也是了解的。而现在十数万侵朝日军全都是正规军，战力远非当年倭寇可比。况且明朝在庚子之变之后的几十年里，从未面临过大规模的战争。能否战胜侵朝日本大军，明朝君臣实在没有把握。
这时丰臣秀吉要求琉球、菲律宾臣服朝贡的消息传来，更是激怒了明朝君臣。明朝上下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这个东洋强人的野心。明朝君臣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天朝地位，古语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从明神宗的角度来看，自然绝不能容忍丰臣秀吉的野心。当时的兵部侍郎宋应昌在上疏中说，“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明廷上下，基本达成了“迎敌于外，毋使入境”的共识。
由于不了解敌情，明初最初只派了一支偏师前往朝鲜。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辽东游击史儒率骑兵2千出征，副总兵祖承训（即明亡时总兵祖大寿之父）率骑兵3千继后。史儒进到平壤附近，因道路不熟，误中埋伏，适逢大雨，火器也无法发挥作用，后全军覆没，史儒力战牺牲。后祖承训率领3000骑兵乘敌不备，攻入平壤，随即陷入巷战，被七百名日军火绳枪手连番伏击，骑兵和火统的威力无法发挥出来，结果全大多数阵亡，只有祖承训等寥寥几人逃回。
消息传来，明廷象炸开了锅一样，群情激昂。此时主战派也罢，主和派也罢，纷纷要求明朝出动大军远征朝鲜。明神宗命宋应昌为经略，总领抗倭事宜；急调陕西总兵李如松（名将李成梁之子）入辽，为东征提督，总体负责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