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与证据（3.青铜之源）上

三.青铜器原料来源与云南矿产资源（青铜之源）

上.青铜之源

青铜时代(bronzeage)：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青铜是红铜(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熔点在700～900c之间，比红铜的熔点(1083c)低。含锡10％的青铜，硬度为红铜的4.7倍，性能良好。青铜出现后，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青铜时代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之后，早期铁器时代之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编年范围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世界各地进入这一时代的年代有早有晚。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已使用青铜器，欧洲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印度和埃及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也有了青铜器。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使用青铜较晚，大约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初年。美洲直到将近公元11世纪，才出现冶铜中心。

在青铜器时代，世界上青铜铸造业形成几个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了人类古代文明形成的中心。在古代文化发达的一些地区，青铜时代与奴隶制社会形态相适应，如爱琴海地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此时都是奴隶制国家繁荣的时期。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没有经过青铜时代便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进入文明的地区在青铜时代已经产生了文字。（百度知道）

中国青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百度百科）

从铜矿和锡矿的分布来看，西南亚和东南欧最早进入青铜时代是有物质基础的。然而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兴起在矿业学界却有一些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作为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青铜文明－商朝分布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带，令这些矿业学家困惑的一件事是河南地区缺铜无锡，而这两样东西正是青铜的两大主要原料。河南虽然有铜，殷墟安阳附近的铜矿今天还在开采，但是缺乏足够的铜，矿业学家普偏的看法是河南本身的铜矿远远不足以提供商朝所需的铜。而锡的分布则更让人沮丧，近代的勘探人员在河南找了一百多年连锡的影子都没发现，古籍中少数几处记载勘探后发现都是铅矿。中国的锡大部分分布在云南和广西，跨过南岭地区只有江西有较多的锡分布。而过了长江只有兴安岭、蒙古、新疆西部有几个矿点分布。尽管缺乏古籍上的记载，但是看来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应该存在一条可能长达2000公里的青铜之路，沿着这条青铜之路，铜和锡源源不断地注入了中原王朝。近年来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商朝青铜器的铜的来源问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发现，一个是同位素研究，另一个是古铜矿遗址的发现。彭子城、刘永刚、刘诗中等对商朝青铜器和铜锭、粗铜等作了同位素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商王朝的铜有两个主要来源，一部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湖北等地，一部分来自于河北辽宁等地。另外，1994年，金正耀、李晓岑等先生分析了殷墟妇好墓、新干大洋洲商墓、云南昌宁战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

发现其中一些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比值很低.而具有这类低比值的异常铅的矿物产地只分布在云南的永善、巧家昭通、永平、元谋几个地区，至今在我国其它地区未见.从而认为中原商代青铜器中的部分矿物原料是来自云南。

而古铜矿遗址的发现也在七十年代以后有了突破性进展，最早发现的古铜矿遗址是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古铜矿，开采时间至少为商朝晚期，残余炼渣40余万吨。铜绿山古铜矿的发现在全国带起了一个古铜矿遗址发现高潮，到现在为止共发现古铜矿百余处，其中重要的有:1.江西瑞昌铜岭，开采冶炼开始时间致迟为商朝早期（华决明、卢本珊，1996），一直延续到到战国早期，发现矿井120余处，平巷18条，出土大量青铜采掘工具，是中国最早的铜矿遗址。2.皖南古铜矿群，开采时间从周朝早期开始，残余炼渣百万余吨。3.山西中条山铜矿群（曲垣、运城等地），开采时间战国晚期。4.宁夏中卫照壁山，春秋时期。5.内蒙林西大井，西周。6.湖南麻阳，战国。7.新疆奴拉塞，时代不明，可能为战国时期。从铜矿资源的分布来看，中国铜矿资源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云南、甘肃三地基地中，其中又以江西居首位，铜矿资源占全国1/3，号称铜省。从铜矿类型来看，云南甘肃的铜矿为硫化物类型，对于古人来说较难冶炼，直到汉以后才有较多利用，而长江中下游铜矿具有较厚的次生氧化富集带易于古人采矿和冶炼。从种种迹象来看，商朝的铜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江西北部。另外从目前古铜矿中发掘出的采掘工具来看，长江中下游商周矿冶遗址已出土青铜采掘工具百余件，大部为采矿专用工具。而北方地区已发现的古矿遗址，尽管其年代都在西周或东周，时间比南方晚，采掘工具以石器为主，金属器件较为少见。这些石质工具采用花岗岩和玄武岩的砾石粗制而成，有石锤、石钎等类。从采掘方式来看，南方发展了大规模矿井、巷道，北方以露天坑采为主。开采时间，最南方的瑞昌铜岭是开采最早的大铜矿。开采规模，南方留下了以百万吨记的炼渣，皖南一些村子整个就是建在炼渣堆上，北方的开采规模远不能与之相比。由此可见远古时期中国南方的矿冶业远远高于北方。有历史学家认为，史籍中商朝对南频频用兵就是为了保证铜的稳定来源,保证铜路不被截断，商朝在长江中下游的控制力比我们现在估计的要高得多。商朝的青铜已经达到铜锡分别冶炼然后用铜锡配制合金的阶段，在殷墟发现有不少锡块。至于锡矿，虽然有的历史学家仍然寄希望于在河南找到锡矿，但是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在河南找到锡矿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锡矿的分布具有高度的特异性，世界上的几条大的锡矿代，东南亚锡矿带、南岭锡矿带、安第斯山锡矿带都是分布在较新的板块缝合带上与强烈的地壳分异有关。中国主要的锡矿都分布在滇南和南岭地区，距商王朝最近的较大锡矿是江西北部的德安的曾家垅锡矿。鉴于商朝到战国期间所用的锡的量额巨大，锡的来源可能延伸到岭南。目前还没有古锡矿的发现报道，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原生锡矿产于花岗岩中，远古时代尚无能力开采，古人利用的锡矿可能是砂锡矿，开采遗址难以存留。中国的青铜器文化除了商以外都分布在有铜有锡的地方，古人开采铜的地方，出了中原地带外，附近肯定有锡矿分布。瑞昌、吴城、大洋州、南岭锡矿群刚好分布在赣江、鄱阳湖边，四者之间可以通过水路方便地交往，而铜绿山、瑞昌、皖南堆分布在长江南岸，长江又把他们三者联系起来。长江和赣江联系起了一个以鄱阳湖盆地为中心的冶炼基地。从这些证据看来，古人的物质交流活动远比现在的我们认为到的更加复杂，在中国远古可能存在一条联系华南和中原的青铜之路。由于在中原的新石器遗址中曾发现有来自南海、东南亚的海贝，这条青铜之路可能还往南延伸为贝币之路。另一个可能的推测就是江西作为一个铜、锡聚集之地，铜矿和锡矿在江西北部紧密相连，而且具有超过中原的采冶技术，中国的青铜文明的起源地应该有江西（吴按：一家之言，下结论太早？）。89年春，在江西新干大洋州发掘出483件种类繁多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其青铜器年代大约相当于商代中期（墓中木材碳14测年数据为距今3370），令人惊讶的是，在出土的483件青铜器中，中原常见的酒器仅有4件，生产工具却有犁、锸、耒、稆、斧、戕、镰、铲、锛、、攫（去提手加金字旁）、刀、刻刀、凿、锥、砧等10余种，127件。分为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业工具两大类，农业工具12种53件（全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农具总共才70件）。出土的犁、耒、刻刀、砧、半圆凿、裁制刀、短剑和手斧等在北方商墓中前所未见。大洋州的发现也许只是江西青铜文化的冰山一角。

中华文明的起源应该是多中心的。（青铜文明）

青铜器产地与矿料来源探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秦颖教授指出，青铜器中，铅的来源复杂，其同位素比值并不简单对应着铜料或铅料来源的信息。分析表明，有些铜料的铅、锡含量极低，由这一类铜料铸成的青铜器，即便其pb含量不高，仍不宜借助铅同位素比值示踪铜料来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热表面电离质谱计自身的特点，其测试过程中，pb同位素仍可能发生分馏，若简单运用这些数据，则难免产生误导。为有效探索青铜器的矿料来源，秦颖教授等另辟蹊径，将探源改为溯流，利用改进的微量元素示踪法，即选择亲铜、亲硫元素作多元统计分析，颇为理想地区分了铜陵和铜绿山地区的古代冶炼铜锭，并初步讨论了添加锡和铅的影响。此外，铜或锡同位素比值示踪的可行性，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王昌燧教授指出，若同一矿区的铜、锡同位素比值具有唯一性，或至少具有显著的自身特征，而不同矿区的铜、锡同位素比值又不相重叠，那么，该方法的应用前景将不可限量。

青铜器铸造地，即产地的研究，也有一些创新成果。

通常，青铜器中多少残留有泥芯，这样，借助于泥芯的产地分析，即可探讨青铜器的铸造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魏国锋等人，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九连墩楚墓出土青铜器的泥芯，根据物相，将这些泥芯明显分为二类，一类类似于北方黄土，另一类类似于南方土壤，前者源自夫人墓中的青铜器，其器型为北方风格，推测为陪嫁品；而后者出自楚王墓中的青铜器，为典型楚器。与此同时，泥芯的植硅体分析也表明，二类器物的植硅体也分别具有南北地区特点，与物相分析的结果殊途同归。代表们对这一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若假以时日，建立相关数据库，青铜器产地分析可望取得重要突破。（冶金考古研讨会综述）

云南发现中国古代铜锑合金青铜器物

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昆声日前向媒体公布，经过科学检测分析，发现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出土的一件古代铜斧属铜锑二元合金，而此前从未发现过中国古代的铜锑二元合金青铜器物。

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一般是铜锡二元合金、铜锡铅三元合金等形式，而铜锑二元合金形式的器物一直没有发现。而在元江出土的这把铜斧采用铜锑二元合金形式，说明当时的冶金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据介绍，该铜斧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的历史，处于我国历史上的周代。

《云南青铜器矿物原料来源分析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课题属于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之一，由李昆声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吴小红领导进行。该课题于2002年开始，2005年结束。其间，在对这把铜斧进行青铜器金属成分检测时，发现了它的铜锑二元合金成分。（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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